北平的一年

从上海出发，航行三天，到了天津。休息一夜，九月三日的下午，抵达阔别了八年的古城。

对于这座古城，我有着二十五年的记忆。在这里，我从事过三年的教育工作。冯先生驱逐溥仪，囚禁曹锟，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革命运动。段祺瑞的三一八事件，那些躺在血泊中的青年，仿佛就在眼前。以后多年中，我衔着秘密的使命，奔走南北，这里是我来往的驿站。八年抗战，这里最先沦陷，血腥的统治，记载下又一次异族侵凌的史实。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这次看到它，觉得我老了，它也更衰颓了。

在我到平的头一个多月，我和孙个人间的接触很少，除了我被当作他的一个上宾外，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自然也不去找他谈什么。听说这些日子里，各方面对我的攻击很多，使他很难应付，他现在是“哑吧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象这样的冷板凳，我坐过不止一次。这次北来，只要能够站住脚，其余的问题，都等候机会到来去解决。虽然内心有时有些焦急，但表面上还得装着满不在乎的潇洒。

到了十月底，孙终于对我开口了。他要我给他主持一个顾问团体，对于整个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随时提供意见。他若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也交给我们替他解决。很明显的，他要我给他组织一个班子——智囊团。

把整个环境作了一个估计，孙的这种动机完全是基于一种未来政治上的欲望。他的左右，一般地说来，都是些脑子里充满了旧的封建意识的官僚，还掺杂些不露面的特务分子。在这个集团里面，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和我拉到一起，现在还不知道。因此，对于孙提的这个任务，如果措置的稍一失当，我会立刻被打垮的。

经过了审慎的考虑，我建议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广泛地网罗学者名流和专家，经常地研究华北一般的军政和建设问题。这个会只与孙个人发生联系，而非军方的，会中委员由孙聘任，不接受任何津贴。主持会务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我只担任副的，但我愿负工作上的全部责任。这样，就可以避免因过分出头而遭遇不必要的打击。最后，孙同意我的办法。以后的一年，我始终站在这个岗位上。

工作上，决定先从教育孙下手，希望使他在思想上能够有所转变。我们开始就组织了几种不同的座谈会，最主要的是国际问题座谈会，参加的是各大学中的一些教授们。邀请时我对几位朋友说：“这并不是捧角，而是为了发展工作。”记得在第一次座谈会中，孙起立致词说：“诸位先生，我虽然是个军人，但我并不爱打仗……。”

这个会举行了两次以后，引起了特务们的一阵慌张，军统和中统一些分子，纷纷要来旁听，自然我不能拒绝，孙也无法不接受。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研究国际问题的兴趣，多半不终席就跑了。

广阔的河北平原上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愈打愈觉得吃力，兵力也愈不敷分配。联系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线，时断时续，河北的省府保定，经常在被包围中。每次孙由战地回来，都带着懊丧的神情。

这几个月中，我们有过不少次谈话，孙逐渐地向我表明一些心迹。他看清了战事的前途，他也看清了蒋介石的前途，“象这样地搞下去，结果是同归于尽。”一次他这样地对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走死路呢？”我问他。“我指挥的队伍都是别人的……”他叹了一口气。

以后我好几次向他建议，劝他振作起来，深入到民间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同时集中财力，把地方的武力整顿起来，如果能掌握住三十个团，那就是力量。也就能和友军联合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尽着力量干吧！”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这些日子里，我认识了两个朋友，一是谢士炎，一是陈融生。谢是孙的战区第一处长，陈是孙的外交处副处长。他们不断来找我谈问题，后来并且希望我领导他们，共同地把孙领到光明的路上。

我和谢、陈的认识，中间没有通过任何关系的介绍。我相信他们完全是凭着直觉，但彼此认识的深度，也是渐进的。在这里，从此我不再感到孤立了。

大约是五月的上旬，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地攻下沧州，接着进逼天津，这里早乱作了一团。孙星夜把军队从平汉线转移到天津，而他自己也跟着去了。等到军队刚刚开到，解放军又向平保全线猛攻，把一条铁路和公路切成好几段，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时长辛店的炮声已经响到了北平。

孙赶忙从天津跑回来，想到前线，路已不通了，一筹莫展，急得在屋子里乱转。人心惶惶，全城陷在恐怖中。在新闻记者席上，曾经批评共产党里没有人懂战略战术的李宗仁，这时候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了。他的参谋长王××对鹿钟麟说：“如果河北不保，我们只有退走西北的一条路。”

一天下午，鹿打电话给我说：“有要紧的事和你商量，请你立刻过来。”我跑到西城他的家里，他紧张地把王的话告诉我一遍，然后对我说：“刚才我从孙仿鲁那里来，他同意和解放军取得联络，希望停止作战，进行局部和平，这是保全平、津生命财产的唯一作法，我已向孙建议，请你去办这件事，他就会找你研究的。”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一套。“保全生命财产，只怕是为了你自己吧！”我心里这样地想。沉默了一下，我对他说：“等和孙见面以后再研究吧！”

第二天清晨，我和孙见面了，他住在北总布胡同一座住宅里。我们隔着餐台对面坐下，他好久不开口，我也不说话，最后他问我：“你和鹿见面了吧？”“是的，”我说。“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败了走开，到南方去当寓公，一是和解放军合作，参加革命阵营。”我这样问他。

“到南方去做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钱陪着他们花，我决定留在北方，你去联系一下。”他低着头好象在和餐台子说话。

“我一定尽力地去找线索，先把联系弄好。不过中共不会有重要的人留在这里，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得请他们派人来商谈。”我答复他。

“好吧！”他点一点头，然后想了一想对我说：“来人的时候，你和他们见面，我不参加。”

我回来的时候，对于最后的一句话，心里很不痛快，这明明表示没有决心，并且存着在必要时出卖朋友的后手。不过同时我想到，象这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表示，已经很不容易，他总算是迈进了一步。事情既然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揭开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推动了。

我把孙的事和王冶秋商量一下，并且要他找个线索发电报。他迟疑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看孙这家伙不可靠，不要上了他的当。”我向冶秋解释说：“他既然有了表示，我们就可以接头，我们的工作到现在，总算有了进步。”“我去找找看，不一定找到，因为我认识的人，他们能找到我，我却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他说的时候有点不大感兴趣的样子。

等了三天，冶秋对我说，“那个朋友没有找到。”听了这句话，我有点失望和焦急，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件事对于孙，对于华北局势都有影响，危险只有机密泄漏这一点。王既然不干，我得另找路子。

凑巧得很，在王推脱了之后，当天下午陈融生来了，我问他有没有方法给我向解放区发一个电报，他说：“办法是有的，但是我要先去请示一下，等到同意以后，再告诉你。”说这话的时候，丁行也在座，但他却一言未发。

第二天陈来了，他告诉我：“可以办到。”我问他：“机密性可靠吗？”“没有问题。”他坚决地劝我放心。

我们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刚吸完了一包三炮台香烟，我把纸盒子翻过来撕了一半，递给陈：“你写吧！”他问：“怎样说？”我想了一下：“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写完了，陈问我谁出名？“写我的名字。”我毫不犹疑地回答着他。

我们坐着一辆汽车，穿过中南海，到市政府附近的路口上。陈下了车：“你在北海西面那个大图书馆门口等我。”说完了他向东边走去。我把车子停在桥边，一个人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徘徊，“这个工作，可能是有成就的，也可能是有危险的。”我内心这样地对自己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