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旁遮普的商业帝国
一个有钱的珠宝商给自己买了辆兰博基尼，价值3500万卢比。然后他发现不可能在德里这么挤的路上开这辆车，希望把车降价卖掉。一个买家花2200万卢比买下了这辆车，他是一名房地产商的儿子，二十七岁。这个年轻人正值新婚，他没把买车的事告诉家里，而是把车藏起来晚上才开。有一天凌晨5点半，时速两百公里的车子失去了控制，撞上了路边的栅栏，年轻人当场死亡，一名骑自行车的路人重伤。
受伤的男人五十五岁，是一所学校的看门人，他每天早上骑一小时自行车去上班，因为他觉得这样比坐公共汽车更健康。他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二十年，因为要开门，他每天早上要在所有人来之前赶到学校。
出事那天早上，他受伤很严重，被立刻送到医院。学校为紧急手术提供了资金支持，但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手术，以避免瘫痪。看门人的儿子说他不知道家里要怎么负担治疗，让人害怕的是：手术可能要花15万卢比。
几年前，我在找新公寓的时候被带到一个很美的地方，那里靠近德里的一座古城。房子的租金大大超过我的预算，但那个地方太完美了，我不知怎地就向房东交了押金支票。房东是一名旁遮普商人，八十岁了，仍然在经营自己创办的企业，制造大型电子设备，产品销往全世界。他很成功，在德里拥有很多房产。他的太太端出茶和甜点，庆祝我们达成交易。他给我讲1947年的时候，作为年轻的海军官员，他是如何从巴基斯坦逃出来，在德里做起生意，并把弟弟一个一个带来这个城市，给他们找活干。
“现在我们互相之间不说话，”他说。“旁遮普家庭在逆境里疯狂地互相扶持，但富有了之后，一切就支离破碎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瓦尔人建成了最大的商业地产。他们把生意放在第一位。”
晚上躺在床上，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白天的所作所为。我租不起这个地方。第二天早上，我给房东打电话，告诉他我很抱歉，但我不能租他的房子了。他说他也很遗憾，尤其是因为他拒绝了其他有意向的租客。他问我是否能补偿他半个月的房租。我答应去他家给他送一张半个月房租的支票，他说到时候会把我前一天给他的押金支票退还给我。打完电话，我就把前一天的那张支票止付了。
一个小时以后他打电话给我。“违约金涨了。今天早上10点04分你止付了你的支票。”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认为我会不知道这些事？”
然后他继续罗列我所有银行账户的号码和金额，这时候我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情况。
“你侮辱了我，”他说，“现在我要你给我一张两个月房租的支票。”
那是很大一笔钱。我争辩说这和他可能受到的损失不匹配。
“这和损失没关系，这是因为侮辱。”
我说很抱歉让他觉得受辱，但是能不能商量一个其他的补偿方法。
“达斯古普塔先生，你会发现，在未通知另一方的情况下止付支票是违反印度法律的。当然，你要付我多少钱由你自己决定。我只告诉你，我每天早晨在德里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和我在一起的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力的律师和法官。我能让你没法儿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毕竟，你是个外国人。”
然后他补充说，
“我不是在威胁你。我只是让你知道。”
我去寻求法律建议，律师建议我付给他他要求的金额。在这种情况下止付支票确实是被禁止的。“而且那样的人能把你的生活毁掉。”
那天，房东给我打了大概十次电话。他因为受到轻视而发狂了，抓着这件事不肯放。他吓我、哄我，还让我要知道廉耻。
我带着支票本到他家时，他突然就放松下来了，甚至可以说兴高采烈。我把支票给他，他花了很长时间写收据给我，这样就可以教育我该怎么生活。
“要记得，有两件事很重要。要爱国，这是我从海军那里学到的，还有诚实，这是我从做生意里学到的。如果不诚实，什么也干不成。”
他把我原来给他的那张支票还给我。
“我会关注你的银行户头。以后你在这座城市做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在德里，有些巨额财富是小心谨慎地建立在声誉和人脉上的，这位房东的财富也是如此。维持这种事的一个方法就是声誉一旦出了问题，哪怕是最轻微的问题，也马上会被处理掉，并且受到惩罚，绝不容忍。
当代风尚里，有一种对稳定心境的赞赏，赞赏“无烦恼”、“自在自得”的心态。真正的力量被认为源自这样的心灵。因此，一个人要变得更强，要做的事里就包括对自己心理上的平整，也就是所谓的心灵治疗。
由此说来，有着曲折历史和持续伤痛的德里应该是一个脆弱的地方。然而，在21世纪早期造访过这里的人，都会对完全相反的状况感到震惊——德里人个个雄心勃勃、自信满满。这是因为“抚平”创伤并不是唯一防止创伤使你无能的方法。你也可以利用它的能量来为一个完全不同、更加充满活力的反应提供燃料。你可以成为一个战士——既然所有历史和整个世界都是一个战场。
这就是很多人，尤其是商人在分治以后选择看待自己的方式。而且完全放开的市场自由化更深化了对于好战决心的需要。当西方世界的大多数商人把自己视作平民，和其他相似地方的商人一起进入全球化体系的时候，德里人把自己看作战士。对于其他人，他们有时候似乎不讲道德，也不讲原则——不怎么在乎整个社会的规则，比如说，不怎么关心那些比他们处境更脆弱的人——那不是他们自己对于事物的概念。他们当然不关心平民所想，因为战士这个职业要求他们高居平民之上。但就像所有的战士一样，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基于一种强大的道德规范。他们的行动单位是家庭，若想让它维持强大的武力，是需要智慧、正直和牺牲的。
这里的人们，正如我们所见，总是很坚忍不拔、独立自主，对逆境随时做好准备。分治没有摧毁这种精神，只是确认了它的前提： 一切都可能被带走。 财产和金钱消失了——财富的命运一贯如此，所以旁遮普人拿起武器反抗厄运，开始把一切再创造起来。分治之后，德里马上多出了一百万新公民，商业机会比比皆是。
企业家在刚刚独立的印度并不起眼。国家的“好公民”是农民、士兵和工人，以及为国家服务的专业人员，比如教师、医生、工程师和官员。但对于未来的全球经济，也许正是那些永远在规则以外工作的人（印度的创业斗士们）的活动才是意义最重大的。
我去见拉胡尔·卡普尔（Rahul Kapoor）的时候
，他不在，去健身房了。但他的祖父在家，老爷子很高兴能向别人炫耀一下他刚刚装修好的浴室。浴室一直扩建到花园，所以现在三面都有阳光，而且房间很长。他用指节敲着墙壁原来的部分。“看到了吗？意大利大理石。”然后他走到扩建的地方又敲了敲，声音是空心的。“这个新建的部分只是石膏板，漆成像意大利大理石的样子。你能看出区别吗？”
他笑得开心极了。
“来我书房瞧瞧吧。”他说。
他大约八十岁，体格惊人地结实，步伐矫健。他把我带到一个洒满阳光的小房间，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坐进一张皮革扶手椅里，戴上眼镜，开始按手机按钮。我环顾四周，看到一些银质镜框，里面的照片上是他已经成年了的孙辈们——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一副魅力十足的样子。房间中央有一张样式奇特的桌子，桌子的一条腿是一本巨大的石头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大尺寸油画，画上是几个农村妇女，另一面墙上有一尊象头神迦尼萨（Ganesh）的塑像。我们的头顶上是一盏装饰着玻璃玫瑰的水晶灯。
“喂？亲爱的，”他对电话里说道，“我在和一位非常好的先生聊天，他来找拉胡尔。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他没带手机。是吗？太好了。谢谢你，亲爱的，待会儿见。很快见。”
他转向我。
“他随时会回来。现在给你来点儿茶或者咖啡好吗？”
他按了一个按钮，出现了一个侍者，他非常仔细地把我点的说了一遍。
“你一定要见见我太太。她是德里最美的女性之一。我追了她很多年，因为我长得并不帅。甚至到现在她都是非常美的。”
于是我开始思考，就像我以前就想过的那样，这代男性——在印巴分治以前就成年的男性，似乎比他们的儿子和孙辈更能够充分地去爱一个女人。
“她也是最棒的女主人。当我和别人讨论事情的时候，她会送来五十盘不一样的点心。最棒的是，她还会给司机也送去。我们装修这栋房子的时候，她总是确保工人们有饭吃，有冰镇饮料喝。”
卡普尔先生全心爱着他太太，也全心爱着所有事。事实上，他很开心能活着。
他给我介绍照片上的年轻人：有些在伦敦，有些在加利福尼亚，有些在德里的家族企业里工作。
“我的孙辈们仍然想和我一起度假，”他笑着说，“这让我很自豪。爱是最重要的事。无论我工作多努力，晚上我总是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我问他想把什么东西传给孙辈。
“我教他们什么是美德，如何对待别人。我认识这里最有钱的人，但我会照顾每个人。而且有一件事是我自豪的，就是走进来向我求助的人，没有一个会失望地离开。这些福气会给你回报的。”
茶送来了，托盘里还有饼干和一个盛着糖的碗。我问卡普尔先生他老家是什么地方的。
“分治之前我们住在锡亚尔科特（Sialkot），”他说，“我们在那里生活得很好。1947年逃跑的时候，我们只带了一身换洗衣服，大家跳进车，然后就来到了德里。”
1947年，卡普尔二十岁出头。他告诉我自己是如何在新家重振家族已经失去的医疗器械生意。一切发生得很快，速度让人惊异。很清楚的一点是，即使他所在的阶层中，许多人在1947年失去了自己的有形资产，他们的社会关系网却几乎完整无缺地跟随他们迁徙，并且他们仍然能够像以往那样，在关系网中获得同样的帮助和引荐。在对向德里扩展的新住房供给的设想中，之前的等级、种姓、民族和职业划分实际上保留了下来，同时能轻易地重新培育起社会关系网。在一个新的首都城市，新的人口族群需要各种商品。对于那些有良好关系网和创业动力的人来说，几乎在找到住房前就发现自己的生意已经一派繁荣。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卡普尔先生就已经在北印度建立了垄断企业，在致富的路上一帆风顺了。
“坦白说，我做的事没什么特别难的，”他说，“我就是工作非常努力，一路学习。你得喜欢自己做的事，要不然，你就应该去做别的。”
到20世纪60年代，卡普尔先生赚足了钱。他建了一座大酒店，随后又做了多项房地产投资。分治难民失去了所有资产，不动产对他们来说有着磁石一般的吸引力，带给他们安慰，于是他们竭尽全力去获取不动产，越多越好。长远看来，这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的想象——随着最近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他们发现自己的财富数量变得惊人。卡普尔在德里最好的街区有房产，在城外还有一栋“农舍”，这种类型的房产目前价值确定在5000万到1亿美元之间。过去的数年内，正是这轮房地产行情使这座城市的有产阶级变得极度自信。现在这些人发现，他们在全球范围里都算是富有的，而且还不用做什么事。因为自己的“非工资收入”让他们和这座城市里的其他人区别开来——如果德里的高级餐厅在工作日的下午奇怪地坐满了正值劳动年龄、无忧无虑的男男女女，那就是因为他们的“非工资收入”太多了。
我听到走廊里传来拉胡尔的声音，然后就看到他冲进了房间。
“对不起，”他说，“我迟到了。”
“别担心，”他爷爷心平气和他说，“我们聊得正高兴。”
拉胡尔刚从健身房回来，满身是汗。今天天气不错，他想坐在外面。我拿起自己的茶杯跟他出去。
“放着吧，”他说，“我让人帮你拿出来。”
我们走出去坐在阳台上，阳台下面是一个围起来的花园，花园四周都是参天大树。一个巨大空旷的会客室，全部以米白色皮革和大理石装饰着，朝着阳台敞开。
“你觉得我爷爷怎么样？”拉胡尔问。
我说了点好话。
“那家伙很有种，”他由衷地说，“他一手打造了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那代人用整个生命创造这些东西，累积成了不起的故事。年轻人只是挥霍，做的事算不上什么。”
拉胡尔二十五岁，身材纤瘦，为人热情。他穿着健身的运动服，外表考究时髦。我们的饮料放在托盘上送来了，他吸着鲜柠檬苏打水。
“那代人很强。我爷爷快九十了，但和他喝威士忌的时候，都是我先不行。”
附近有一幢房子在施工，拉胡尔受电钻噪音干扰很大（甚至都有点过分了）。他等电钻停了才开始讲他的故事，让人感觉他是一个有些挑剔的人。
“我们家来自锡亚尔科特，现在属于巴基斯坦。英殖民时期的锡亚尔科特是制造手术器械的中心，我们家控制着这个行业。1947年我们家族离开锡亚尔科特，分散到印度各地，然后重新白手起家。
“我的外祖父也是个传奇人物。他去了印度南部，因为知道那里不会有什么竞争。最开始，他骑着车在各个医院周围卖产品，产品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现在，他的公司是印度南部最大的医药器械供应商。对一个旁遮普人来说，去印度南部是很精明的一步，那里的人不擅长做生意。他们是学者型的，不是很强硬。如果有医院招标，外祖父和他的兄弟们就会挡在收标书的房间外面，有竞争对手想要来递标书，就会被打。他的对手们对此束手无策。但是有一次，他们聚到一起，伏击了外祖父，打了他一顿作为报复。
“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是个大慈善家，在马德拉斯（Madras）建了好几所最好的学校。但他有一个缺点——他跟穆斯林有仇。在分治过境的过程中，他的儿子被穆斯林杀害了。之后他试了很多次，想再要一个儿子，但只是成功地生了五个女儿。所以一直到去世，他都痛恨穆斯林。只要提起穆斯林，他就会勃然大怒。对旁遮普人来说，必须要有一个继承人来继承你的产业。他去世之后，生意就停掉了。他的女儿们都是被宠坏的富家女孩儿，什么也不想干。而且男人涉足妻子家里的生意也不好，这样就好像他们自己的生意失败了一样。”
和德里大多数商业精英一样，拉胡尔的家族来自旁遮普的卡特里（khatri）子种姓，这个种姓中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数量相当。卡特里很可能是从事贸易的种姓里地位较低的成员，但他们喜欢号称自己来自更高贵的血统，说“卡特里”一词源于“刹帝利”（kshatriya）——高级战士种姓的名字。他们说自己在数千年穆斯林统治期间受到了压迫，过程富有英雄色彩，但他们的精神从未被征服。通过获得的财富和教育，他们从莫卧儿军政府中崛起，开始担任重要职位。他们说，是沙文主义的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把他们从官僚体系中赶了出去，强迫他们开店营商。然而，即使是扮演商人角色，他们也保留着自己尚武的身份特征。
拉胡尔回忆外祖父的方式正是这种身份特征在今天运作的典型方式。由于家族因财富和舒适的生活变得松懈下来，许多年轻的旁遮普邦企业家对这种变化方式感到失意沮丧，他们一再讲述祖父母的故事——从一贫如洗到千金复来。为了保留尚武品格，他们将这种历史的痛苦和其祖父母应对这种痛苦的好斗劲头抓住不放。
然而，如拉胡尔的故事所表明，并不是每个人都为旁遮普商人建立其商业帝国所用的策略感到高兴。这些策略的受害者也把其看作是好战的，而且不是那种好的好战。印度的许多地区都对旁遮普人企图垄断商业的凶残意图感到愤怒，西部和南部的本土主义运动就是专门为保护当地经济免受北方商人的冲击而发起的。
“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富人。我们家的价值观是非常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祖父经常让我们不要忘记关灯。我母亲如果看到我们浪费食物，会非常生气。他们在金钱上非常保守，所有钱都存了定期，然后就把钱放在那里。他们从来不贷款，也不花什么钱。
“我小时候到家里的工厂去，会有上千个人排好队来看我们，所以我觉得自己像个王子。但是一直到上大学我才意识到我们很富有。当时我成了家族企业的股东，看了资产负债表，看到父亲的收入和我们拥有的所有，这个时候我才明白。
“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已经完全停产了。父亲停掉了生产线，我们现在只卖别人的产品：德国货、美国货和中国货。祖父还保留了一家听诊器厂，因为他喜欢，虽然说这家厂在亏钱。尽管他年纪大了，并不需要每天去厂里，他还是每天都去，因为他对制造东西很有热情。我从来没在父亲那一辈人身上见过这种‘激情’。他们快乐但没有野心。他们开派对，让孩子和家世好的人结婚——他们所有人都很快乐，太快乐了。每个人都有个大公司，卖的东西别家都比不过，也不需要营销。我有个阿姨是尼康相机在印度的独家代理，钱就这么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进来。”
拉胡尔曾在美国一所常春藤名校念书，他觉得美国很多地方都比这里更让他自在，有段时间还考虑要不要回去。但他的父亲希望他负责公司的一大块业务，最后他决定投入一试。
“当然我也想过是否应该做别的事。有时候，管理这家公司让我觉得我要死了。但是每种生活都有妥协。而且我想，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机会？我本可以在美国找个工作，现在或许就是一个分析员，在努力帮一家超市节约1%的成本。那样，我就只是一架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但是我希望成为那架机器。或者说我想控制那架机器。
“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大部分都倾向于搞艺术。到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做的事会比他们多得多。生意、金钱——都只是达成结果的手段。我希望留下点什么。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不想死的时候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谈商业战略。他正在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革，拓展业务范围和下游。现在，他正要开连锁医院，用的是家族几十年前取得的土地。最终，这项连锁业务将成为跨国企业。在那之后，他希望投资药物研发，也许会收购一家外国医疗器械制造商，这样公司就可以生产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只卖别人的。他甚至当场就开始预测新的投资。
“也许这样做并不正确，但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我经常超越自己。除非你用最先进的方式来做事，否则就没必要做。”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抖腿——让人感觉他内心充满了紧张，部分原因是他这么做即使在家族里也是冒着巨大风险的。
“在旁遮普商人家族里，要改变生意的方向非常难，因为家族想规避风险。你就老老实实做自己知道的事，做融在你血液里的事。以前业务这块，我可以向三十个人去寻求建议，但是这些新的投资，我得从零做起。但这就是我和他们多数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中的大部分永远不会有任何重大成就，因为个人得失对他们来说意味太多。他们并不愿意长远考虑。当然印度商人必须要继续自己的商业传统，而且毫无疑问，十个商人里有三到四个肯定会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或者欧洲同行走得更远，这是我们的家族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但如果他们要做真正伟大的事，那就必须打破陈规。”
为了这些，拉胡尔再次大大背离传统的家族伦理，向外寻求金融支持。这方面，他是新一代的典型，经历了市场自由化的这代人对于金钱的观念已经深刻改变。以前，金钱——“dhan”，或财富，是静态的，其象征是黄金，需要被锁起来保存。金钱不是用来赌博、挥霍或是投资不确定计划的。金钱不会增长，却很容易缩水，所以每一笔花费，无论多小，都是潜在的损失。不管是挣1卢比还是100万卢比，旁遮普人的热情是一样的，因为别人的利润就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但到了市场经济时代，金钱不再是有形和静态的，而是变得抽象和动态。把钱拿出来不再自动指向损失，实际上，不这么做反而会在不断扩张的金钱世界里吃亏。一夜之间，钱生出更多钱，这也是北印度更年轻的一代人突然对买东西不再焦虑的原因之一。来钱的地方总会生出更多钱。
“最终，我会拆分这些公司，并且像一个风险投资者一样运营，根据需要为公司注资。最后，我会让一些公司上市。牢牢掌握一个集团公司确实不错，但我宁愿拥有1000亿卢比的40%，而不是50亿卢比的100%。
“跟你说，这件事并不容易。我刚刚从伦敦的财务会议上回来。我没有什么经验，要从那些五十几岁的家伙手里拿到投资是很有挑战性的。为了这个项目我头发都白了，这项目简直催人老。”
“你看着像个孩子。”
“我看上去多大？”
“大概二十一。”
“哦，谢谢你！我觉得自己看上去有五十岁。我觉得自己已经五十岁了。今天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开始秃顶了。”
拉胡尔仿佛觉得自己和家族企业做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这场交易将吸尽他所有的青春和精力，判决他照镜子的时候一辈子带着恐惧。然后他飞快地说了一段话，仿佛直接来自这部哥特歌剧的台词，他的意思是，这场交易将为他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
“当我去到那里，看到一个个巨大的土堆，看到他们在巨大的挖掘现场建造新医院，我兴奋地发抖。如果我能做成这件事，满足感会是无与伦比的。”
那些巨大的泥土堆、挖掘场——都是杂志上经常使用的图片，用来讲述残酷无情的资本的恐怖。资本不断拆毁现有的东西，是为了积聚新的——更多、更大、更远、更快的东西。但拉胡尔望着这片被凿开的土地，觉得自己完满了、扩展了、成长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溺水。我在下沉，就快要被淹死了。但有时候，我的感觉是，哇哦。”
我问他为什么要过这样危险的生活，他变得郁郁寡欢起来，开始谈家族企业的历史。公司被分给了他父亲那代的好几个男性，他认为分家的方式不公正。
“我本来应该管理一个更大的集团，想到这件事就让我如鲠在喉。所以我的一部分动机来自想要补偿以往的损失。我们损失了很重要的几块（业务），这让我们损失惨重。”
“同性恋的身份大概也影响了你的观点吧？”
“噢，那是另一个让我希望比其他人更出色的动机。我的确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出色。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自负。部分原因是我必须表现优秀，以此来挑战所有的成见，然后他们就永远不能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是那种身材魁梧的旁遮普人，所以我得证明自己。”
实际上，拉胡尔拥有所有旁遮普商人的典型品质——轻视历史、面对现今世界挣扎逆反以及无穷尽的追赶心理。这些使得他精神紧张、缺乏耐心、雄心勃勃。
“你刚才说想留下些什么，是指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建一所学校，让一百个孩子受教育。你也可以捐款给慈善机构。这些可能都是好事，但不能算作留下的东西。从更广的角度看，这些事都太小了，完全无关紧要。你看见洛克菲勒家族做的事情了吗？那才算留下了东西。美国的每个大学和学院都有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受到他们家族作为的影响。那才算是留下了东西。
“看看我们身边的商人。这儿的（商人）。他们造些面目可憎的房子，自己的小孩都胖得要命，能一口气吃到死。还有无尽的财产纠纷。然后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他们对生活的愿景是什么？你赚钱，然后死了。你只是积累了一大笔财富，然后你继续不停赚钱，永远不做其他的事。然后怎么样？我是说我需要多少钱？我在纽约有了公寓，坐飞机到任何地方都是头等舱，之后我真的还要多少钱？我要用我的钱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我要赚那么多钱的原因。”
“所以你是为了帮助那些不如你富有的人而做事？”
“我不会这么说。我的意思是，我确实曾经在宣扬自由主义的美国大学念书，那是我心底里的自己。但我管理公司的时候，是典型的邪恶资本家。我就像《艰难时世》（ Hard Times ）里面的人物。我使唤别人，让他们擦亮我的鞋子，确保佣人们不会忘乎所以。”
实际上，来拉胡尔家之前，我刚刚去了一个工地宿舍。这是为来德里建设英联邦运动会基础设施的工人而造的数个工地宿舍之一。我还没从刚刚的经历里缓过来，忍不住用我所见到的景象回应拉胡尔的话。那个地方太拥挤了，拥挤到让人觉得可悲。工人们和家人睡在没有窗户的瓦楞铁皮棚屋里，约三千个人，但大概只有十个厕所。季风季节下雨的时候，整个地方都泡在水里——有游荡的孩子掉进地上看不见的洞里，淹死了；蚊虫大量滋生，在整个营地传播疟疾。我整个下午都在和那些病得无法工作的人聊天。他们生病时拿不到工资，也不能看医生。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到遥远的家乡。
“那里并不一定只能那么差，”我说，“是设计的问题，硬生生弄得那么差，绝对会让人觉得这种设计是故意虐待人。”
“如果我看到那个场景肯定会有同感。”拉胡尔说。他停顿了一下，思考着自己的感觉，又加了一句，“但如果我看见那些人，同时肯定也会有看不起他们的感觉。”
拉胡尔的祖父走出来到了车道上，朝我们高兴地挥挥手，然后钻进了一辆奔驰车的后座。车子发动了，保安打开大门，车开走了。拉胡尔和我看着他离开。
“他真是个不同寻常的非凡人物。”我说。
“没错，”拉胡尔说，“他是我最敬仰的人。但别以为他一直是这样的，过去管事的时候，他就是个混蛋，像个暴君一样统治着这个家。”
与人情味更少的公司相比，家族企业有好几项明显的优势，这些优势尤其来自他们尚武的家族文化，这样的文化培养出的不是员工而是信徒——他们的动机不仅仅是赚钱，还要赢得荣耀。家庭成员会接受公司员工不会接受的专制。儿子们一夜之间被派去世界的另一头，一去就是好几年。妻子们管理着富豪商人的大量社会和家庭责任，这样他们自己就不需要操心了。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结构，用远比普通公司更原始的方法剥削自己的人力资源。通常，公司完全由家族自己拥有，没有其他人妨碍商业战略，重大决策可能在晚饭桌上就决定了。
所以家族确实需要“经营”。养育孩子是极其重要的商业技能。父亲的权威是必要的，但当整个家族的产业要依靠儿子从父亲那里接手，就不能随便使用这种权威。父亲们知道，如果儿子只看到权威和专制而不知道其他，那么他们要么会逃跑，要么就会变成傻瓜。他们精心谋划，仿佛为自己的青少年儿女设计了一场优雅的共舞，允许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拥有大量自由，甚至当这些年轻人最终回来加入家族企业的时候，还让他们觉得这是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母亲们常常拥有非凡的个性，利用庞大的资源惊人地管理着人与人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动的关系，并确保家庭结构尽管缺乏灵活性，却有丰富的灵性意义和骑士般的精神。
所有这一切的好处之一是，即使在市场自由化后的白热经济环境下，商业家族的目标仍然具有很大的连续性。他们不必应对同一时期更自由的“中产阶级”家庭遭受的存在危机。对那些家庭来说，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在从商的家庭中，儿子的工作和父亲的一样，同时婚姻也是令人放心的父权制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印度社会的其余部分迷失蹒跚时冷静旁观，并从混乱中获利。如我们所见，北印度的商业家族一直认为自己处于战争中，看到灾难和毁灭反而使他们的精神复甦。21世纪早期的动荡使得这些家庭更具前瞻性的思考大大增加了其经济影响力。他们明白，无尽的积累需要的是不断生产新的东西，而这只有在反复的破坏中才会实现，很多中产阶级不明白这点。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所说的，他于1862年在伦敦看到“那表面上的混乱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资产阶级秩序”。 [1] 商业家族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结构，能镇定地通过无序的暴风雨，并从中获利。
但其中的风险也很高。关于完美战士的传奇如此激动人心的一个原因是，他或她，是一种极端罕见的存在。骑士们远不完美，他们脆弱，还经常因为难以理解的冲动偏离自己的使命。
父亲们短暂地赞助孩子摄影或音乐爱好，给他们买最贵的相机或架子鼓，给他们交女朋友的自由，允许他们连续几个月在外面旅游。而那些年轻人们纵情享乐，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乐趣终会有结束的一天。当结婚和回到家族企业的时间一到，他们会顺从地执行，因为他们的生活从来就不是关于“个人满足”，或是任何这种平民阶级的蠢话——战士精神建诸牺牲之上，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最终会献身于自己的使命。离开自己爱的女朋友和生活方式是痛苦的，但恰恰是这种痛苦让他们的战斗更有决心。他们投入工作，怀着一股不前进毋宁死的热情。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这样顺利。很多事情都可能出错。如果说父亲过于关注自己儿子的性格和生活选择，那是因为战士精神的代际传承是非常困难的。有时，那些年轻人所有的梦想都被酒精和其他上瘾物取代了。他们殴打被塞给自己的妻子，而妻子则沉溺于一种把生孩子当成自己主要意义的生活中。
在某些例子中，情况甚至会变得致命。我听说有个企业家没有继承人，因此从一个有好几个儿子的兄弟那里收养了一个儿子。男孩子现在已经十几岁了，擅长运动，对商业没有兴趣。他的亲生父母认为，如果不见他，他会在新环境里更好地适应。而他的新父母开始培养他去接管一摊子规模巨大的业务。他们给他娶了另一个有钱商人家的女孩。他告诉家人他不快乐，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知道自己对有些事无能为力，最终这种负担变得太大，让他无法承受，于是他自杀了。
商业家庭在21世纪初经历了权力的巨大扩张，这也使得权力转移给年轻一代的时候更加让人担心。这些年轻人的力量更强大，更不稳定，德里充满了大量落败而风流的武士。
希姆兰（Simran）说：“我确实发现我丈夫喝很多酒。每个人时不时都会喝多一点，那没关系，但他喝得太多了，开始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他家是一个旁遮普家族，家里分了一部分生意让他管，而他应付不了。他喝很多酒，从来没有酒后暴力，他就只是醉倒了。因为宿醉，他从来不去上班。家里人追着我打电话，问我‘他在哪儿？为什么不接电话？’我总是撒谎说‘他身体不舒服，他胃疼，他在床上躺着’。我应付不了这些。
“我没有马上要孩子，因为不太肯定是不是希望自己的婚姻里有孩子。因为我丈夫是酒鬼。但我爱他。
“家里人试着想办法让普莱尚特（Prashant）心情好点，这样他就会停止喝酒，做自己该做的事。他们去找我公公，说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很安定，还负责部分生意，应该给他一些家族企业的股份，这样他会更负责任。于是我公公第一次给了他一批股份作为礼物。你知道拿到股份的第一件事他做了什么？买了一台兰博基尼蝙蝠（Murciélago）跑车。这样很好，他也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很开心。但我只是一直有种感觉，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
“普莱尚特酗酒的情况没有改善，最后因为这个被家族企业赶了出去。他做了些很蠢的事。于是他离开公司，不知道要做什么。公婆家还把我们从他们的房子里也赶了出去，我们搬到一套租来的公寓里。他没事可做，就是喝酒睡觉。我们的生活开始崩溃。
“后来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突然陷入昏迷，要动脑部手术，并且两年内不能要孩子。这件事以后，他很受震动，决定要洗心革面。他去了英国的戒酒所。
“他回来的时候，我的治疗也结束了，医生告诉我们可以要孩子了，他也完全把酒戒了。那样很棒，也是在那时候我们决定开始组建一个真正的家庭。然后我儿子出生了，普莱尚特是个很好的父亲，他的生意也开始顺风顺水，做出了在任何人想象中都是最棒的产品。我很为他骄傲。
“但我和他之间又开始出现问题。他渐渐对生意没了兴趣，每天很晚才去上班，这让我很生气。因为他会一觉睡到中午，房间都没办法打扫。到他起床的时候，他的早饭已经被清走了，因为已经是午饭时间了，还有……但我试着应对。有时候，我对他说：‘普莱尚特，你想要公司的股份，希望父亲尊重你，你的行为就要负责任。你不能饭来张口，没有东西会自己送上门来的。每天去上班吧，这不难，对吗？你一直在网上，在Skype上和随便认识的陌生女人聊天，或者看电影看到凌晨4点，那你肯定白天一整天要睡觉。所以，从现在开始，负起责任来，你的孩子们需要这些——纪律和有规律的生活。’
“我们还在钱方面起了很多冲突。普莱尚特小时候是被俭朴地养大的。我的意思是，他拥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旅行、教育等，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有一种匮乏感。这就是为什么之前他会这么荒唐地去买兰博基尼。我常对他说，‘钱不是从树上长的’或者‘钱买不来爱’，他就会爆发。他觉得我在管他。我们走到哪儿，他都会‘哦，这个表好漂亮，我们买吧！’我会说，‘哦天哪，这个表的价格都能买一栋房子了！你到底哪里不对劲？’于是他很生气，我就说，‘我考虑几天好吗？’这是在花6万美元买一块表之前！他会因为这个恨我。我穿着很自然，不穿戴那些超级华丽的东西，大家还是很喜欢我，但他恨我这一点。他所有的朋友都真的很喜欢我，他父母也是。他对这点很恐惧，因为在他自己的整个生活里，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别人接受的，这就是他要这样招摇的原因。他看见我穿着普通的衣服，打扮就是自己原本的样子，这就像一个伤口一样会激怒他。他说我穿得像个乞丐，不能穿成那样坐在他的兰博基尼里。我有一块宝玑和一块劳力士，但我就戴一个大大的斯沃琪，我喜欢它的大表盘。我是个斯沃琪女孩儿，就像我这条围巾，只要400卢比。
“所以我已经对他很生气了，而且我会表现出来。那时候我刚生完孩子，很胖，这点让他受不了。之后，我们之间又因为一个祭司出了问题。当时我兄弟的工厂着火烧掉了，他的工厂制造的是出口金属手工艺品。所以有朋友介绍了这位祭司给我兄弟，说肯定是我们家布局有问题。你知道‘风水’
吧，就是房子和家居的朝向会影响好运或噩运什么的。所以我想，既然我们的生活也不顺利，为什么不让这个祭司也来我们家看看风水呢？于是我就让他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他很高兴能结识我们这样的大家族，随后他逐渐发现，我们这对‘外表光鲜而且脑袋不知道是不是从屁股里长出来的’夫妇很有钱，所以就想利用我们。他开始做的事情让我真的很气愤。”
希姆兰的茶里飞进了一只苍蝇，她有点分心。她叫服务生再给她拿一杯茶来。
“我刚说到哪儿了？”她问。“对不起，我记性有点问题。我一共做了十个半小时脑部手术，说话说到一半总会忘记。”
“你在说那个祭司。”
“对。后来，我发现这个风水先生，这个每个人都说他好的祭司，实际上在用很多黑巫术。我和普莱尚特之间越来越差，他决定要离开我。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和他对峙，事情更糟了，他走掉了。祭司问我怎么了，我说，‘你知道怎么了，普莱尚特和那个捷克女人在一起，现在他搬去和她住了。你应该知道，你们两个每天都说话的。’于是他让我去做一件荒唐的事，我觉得这完全是错的。他让我用黑巫术。他说，‘如果你做了，这女人就会从你生活里消失。’他说会做一个金属的东西，上面有她名字，我每天要往上面浇沸水。听上去就很吓人，对吧！我说，‘我做不了那种事。我是个单纯的人。让她活着吧！让她活着和我丈夫在一起，花光他的钱。我无所谓。我不想杀掉任何人。我丈夫已经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我不会阻止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想明白回头了，我再决定要不要和他在一起。眼下我有自己的职责——保持清醒，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把孩子养大成人，让他们成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好公民——这就是我关注的，他做什么都没关系。’所以我没有用黑巫术。
“普莱尚特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行事古怪。他不再把自己去海外旅行的行程报告给家里。之前他们全家人都会为旅行做一个行程留在家里，上面有备用电话号码还有所有其他交代事项。普莱尚特就不这么做。所以我公公问我他在哪儿的时候，我会说‘上次我听说他在法兰克福’。我公公说，‘你们不是每天打电话吗？’我说，‘他从来不接电话。’我公公开始明白过来。我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他，他说，‘有些事情不太对，因为普莱尚特刚刚从银行取了很大一笔钱，本来准备要带走。我不得不从我们的一个助理那里没收了一箱子钱。他本来是要拿去给普莱尚特。这样是不行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去追他，包括税务人员。’
“于是我公公没收了他所有的钱，两人大吵了一架。我公公说，‘我不会把这些钱还给你的。’因为他能看出来普莱尚特在做错的事。普莱尚特直接上飞机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他迷失了自己，这是肯定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过比现在更高端的生活，还是他最终想要弃绝一切。不对，我觉得他只是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这就是他想要的一切。
“我公公知道发生的事情后，非常生气。他照顾我和孩子们，每个月给我生活费，还帮助我对他儿子采取法律行动来保护财产。
“他在伦敦每个月要花10万美元，所以很需要钱，而且因为他不在，他的公司一直在亏损。所以他需要把财产变现。但这很难，因为所有东西同时也在我名下。一次他来找我，像拿着匕首一样拿着一支钢笔戳着我的脸，威胁我说，‘现在就签字！’我说，‘我能抽支烟然后想一想吗？’他说，‘现在就签！’于是我就签了，因为孩子们在隔壁，我怕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我公公问我，‘你为什么要签字？’我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他就理解了。所以后来我们为其他财产申请了禁止令，普莱尚特气疯了。有一处很值钱的财产，他本来想卖掉，好在英国买栋美丽的‘农舍’，再买三十辆车，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能怎么办？他想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然后干什么？把他所有的钱丢进马桶里冲走。我要教育孩子，要维持家庭，为了自尊，我还需要钱投资生意，因为从公公那里拿钱让我觉得很难堪。
“钢笔那件事发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进出都带着保镖，因为我很害怕普莱尚特会为了财产对我做出什么事。我把孩子们的护照藏起来，因为怕他会让他母亲来把孩子们带走。他母亲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一米五高，一头金发，手很漂亮，五官无可挑剔——她是个尤物，你知道吗，她皮肤非常细，因为她家来自巴基斯坦西北部。她出身很低微，因为长得美而嫁给了我公公，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相爱过。所以她住在伦敦，她说自己在皇家阿尔伯特厅（Royal Albert Hall）唱歌剧（她以前唱过歌剧），但那纯粹是个幻想。她喝酒喝得很凶，除了喝酒几乎不做别的事。
“但普莱尚特和他母亲关系很好，我能想象她会来带走孩子。她会说‘跟我去伦敦吧，你们可以坐在我粉红色的捷豹里到处兜风，我会带你们去哈罗斯百货商店（Harrods）买东西，带你们去迪士尼’，孩子们当然会跟她走。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我只是尽力照顾一切。我的孩子们很可爱，仅仅是做一名母亲就让我心情很好。只是我始终很害怕。我怕他会说我因为脑部手术变疯了，然后把孩子们带走。
“我告诉过你我的脑部手术吗？和他也有关系。事情发生在他买了兰博基尼以后。”
“我得了一种病叫AVM，”希姆兰说，“也就是脑动静脉畸形，这种病很常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大脑部分动脉比较薄。你就算一辈子都有这个病也没问题，不会对生活有任何妨碍。
“我记得那是我公公生日，我们在家喝了酒，之后和客人告完别，我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普莱尚特要去参加一个高尔夫球赛，所以他很早就起床了。事实上他一整晚都在喝酒——我去睡觉了，他还熬夜喝酒看电视什么的，自己一个人。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走了，而且明显在高尔夫包里带了一瓶伏特加。他把手机忘在家里了，所以我联系不到他。我给他的朋友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安全到达，他们说，‘没有，但是我们看见他开着兰博基尼，拿着一瓶伏特加——他太酷了，太有种了，简直就是摇滚明星，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开车。’我说，‘你们觉得这样好玩吗？’他们说，‘他是个疯子，你丈夫，但我们爱他！’——你知道，对那些人来说这是个玩笑，但这种压力让我承受不住了。他一整晚都在喝酒，他一边开车还一边喝酒，他开车到离德里一小时以外的地方。我焦虑得心力交瘁了。于是我的血压上升，涨破了脑子里的血管。我跑去睡觉，二十二个小时没醒。我婆婆一直对我的女佣说，‘她只是喝得太多了，多让她喝点水，她会好的。’然后我母亲打电话来，很是担心。随后她打给医生，医生说，‘马上送她去医院。’我婆婆说，‘不用，我了解希姆兰（说得好像她真的了解我一样），她只是喝太多了，就让她睡吧。’然后医生又打来，她说，‘哦，她还在睡觉。’医生说，‘我告诉你，她非常不对劲，需要去医院。’然后我母亲又打来，‘我不管你，我要带我女儿去医院。’她来了，把我裹在一条毯子里，我没有醒。直到那时候，我才被带出去。医生没办法和我说话。他们把我放进核磁共振机，说，‘如果你再晚五分钟带她来，她就救不过来了。’那是救命的关键时刻。
“我昏迷了九天。当时脱离昏迷的机会很小。由于破了的血管在语言和记忆的区域，医生说，‘如果她能醒过来，要么失忆，要么再也不会说话了。她可能只能发出像布谷鸟那样的声音，你们得要面对那样的情况。她痊愈的机率只有一成。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剩下的就只能靠祈祷和祝福了。’所以真正救了我的是祈祷。有一百零一名祭司为我诵经。普莱尚特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把他们召集到一起。因为每个人的好意、大家希望我活着的愿望，还有所有这些积极的能量，我活下来了，完好无损，成了那一成完全康复的人。”
注释
[1] 引自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Verso, 1983), p. 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