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巴尔斯瓦的垃圾山
一名年轻女性准备在一个电影节上致开幕词，她发现把讲稿落在家里了，于是让男朋友赶回家拿。他骑了辆自行车冲回去。家很近，他十分钟就拿回来了。
但保安把他拦在文化中心门口，说自行车不能骑进去。他和他们争，说自己要送的东西很紧急。就在他飞快地要闯过去的时候，保安们用棍子袭击他，打中了他的头和身体。
等他爬起来，已经来不及送那份讲稿了。他走进礼堂，坐在我旁边，他女朋友正在台上临场发挥。他大声喘着气。我转头看他，发现他的头在流血。我们走出去，找到了文化中心总监的办公室。
“很抱歉你受了伤，”听完整件事后他说，“但我想说，如果你当时说的是英语，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他们看见你骑着自行车，又和他们说印地语，他们怎么知道你是中产阶级？”
巴尔斯瓦定居点（Bhalswa Colony）的垃圾山令人惊叹，人们可能会想，只有大自然才能造出如此庞大的东西。它从平地拔地而起，粗糙的陡坡上有一条歪歪扭扭的路，一辆接一辆的卡车轰鸣着慢慢开上坡顶。从下面，你能看见这些卡车沿着坡的平顶卸货，为这座山添上更多垃圾。卡车周围有些人，从山下看只是一个个小点儿，他们的工作是从这堆大都市的弃绝之物中，挑出仍然能用的东西。
我四周是一片用于垃圾分类的空地。装满塑料瓶的麻袋每个都有一辆汽车那么大。有一块区域是成堆的靠垫、床垫和沙发，男孩子们把这些东西划开，拿走塞在里面的棉花。还有一个区域，震天响的锤子以不均匀的节奏敲打着钢质的垃圾桶和旧空调的外壳，要把它们敲平。还有成堆扭曲的轮胎，数量惊人。
最近一直在下雨，地上到处都是积水。猪和狗在散发着化学品臭味的水里洗澡。
我们在离市中心很远的城市北部。经历过市区的交通堵塞后，走在这里有一种古怪的感受，因为这里空间太大了。头顶上的天空一望无际，地形几乎是田园式的开阔。地势缓缓向下，下面是一个水库，里面有水牛和一直看着岸边的鹳鸟。大家把牛粪收集起来做燃料（村庄的风格）——这些牛粪被堆成锥形，大小如同身材魁梧的成年男人，为了防雨还在上面罩了油布，随处可见。
巴尔斯瓦定居点被挤进这大片土地的一个小区域，一堆厚厚的砖块堆积在彼此顶部，像森林里的树苗一样，向着任何还没被占用的空间伸展。房子上都是柠檬绿色的斑驳——这些砖块来自以前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上过色的墙壁变成了碎片在这里又被用上了。从外面看，整个镇子似乎是瞎的——墙上没有窗户，所以从这些房子里看不到四面围绕着它们的巨大垃圾袋。
我们朝定居点走，路上冒出来的每个人好像都穿着制服。先是一群大笑着的女学生，穿着蓝色连衣裙，晃着辫子，辫子上系着缎带。然后是一个乐队，每个人都戴着军队式样的帽子和肩章，拿着小号和鼓，出发去参加某个远处的婚礼。
和我在一起的是米纳克什（Meenakshi），她不住在这个定居点，但自发地保卫着这里。她三十出头，语速很快，神情严肃。
“他们想要创造一座城市的时候，得请其他地方的人来让城市运作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劳动力。住豪宅的人是不可能让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城市的运作靠的是那些住在棚屋和贫民窟里的人——人力车夫、卖菜小贩、皮匠、建筑工人，等等，这些才是让任何一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
“所以比哈尔邦（Bihar）、拉贾斯坦邦和北方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便从自己的村子搬来德里。在德里，他们发现自己能找到工作，但没地方住，所以他们开始在城市边缘的空地上造一些小房子。对政府来说，他们代表了一个可以争取的选民群体，所以政府决定把他们注册成德里的选民，并为他们提供水电和配给卡。后来他们的家人也搬来了，并一起在这里正常生活了三十年。
“人们不断来到德里，这里有很多工作机会。德里地铁需要成千上万的工人。他们在政府眼皮底下造了很多棚屋，政府什么都没说。但后来政府觉得‘这些人很脏，影响了市容’。加上城市扩张后，他们住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城市边缘，政府想要从这块土地中获利，所以就对这些人说，住在这里是非法的，让他们走。
“其中一个定居点在亚穆纳河的岸边，有大约三万户人家。2000年，政府为了美化城市，决定把这些居民赶走。他们在那块地上建起了德里政府的新办公楼，那栋楼是世界上最难看的楼之一。
“那三万户家庭里，两万户被认定是非法定居，在无处可去的情况下就直接被赶走了，没人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其他人被重新安置到城市外围的数个地点。1990年之前来德里的人获得了18平方米的土地，1990年到1998年之间来的人则获得了12平方米的土地。每户人家要付7000卢比（相当于那时候的160美元）。
“有些被安置的家庭到了巴尔斯瓦这里。但是搬迁计划很狡猾——三万户家庭里，只有五百二十九户被安置在巴尔斯瓦，其他人被搬到了别的地方。他们要确保同一个镇子的人被分散到不同地方，这样人们就没法儿联合起来了。
“政府同时也在拆除其他定居点，所以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也来了巴尔斯瓦。从尼札姆丁来的是穆斯林，从亚穆纳河岸来的是印度教徒，还有从贱民（dalit）社区来的人。所有人的文化和宗教都不一样，政府知道如果把他们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他们彼此肯定会起冲突。这样做非常聪明。
“‘安置’对你来说是什么意思？我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安置的意思是把人民完完全全安顿好，是说在新的地方为他们提供原来有的设施。
“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人们被从自己花了四十多年建起的镇子里赶出来，丢到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设施都没有的地方。没有商店，没有配给品店，没有学校，没有公车。更别提水和电了。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芜，什么都没有。第一批来的人只能从头开始。政府什么都没提供。
“孩子们不得不辍学，因为那里没有学校。大部分男性丢了工作。人力车夫被抛到离家三十五公里以外的荒野里，那里从来没人去，当然也没有乘客。同样情况的还有商店店主，他们再也进不到蔬菜了，也没有顾客。一切都完蛋了。
“那个贫民窟的妇女过去大多在德里南部的中产家庭里当女佣。她们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丈夫已经没有收入了。所以她们常常早上5点就出发，一路赶到工作的地方，然后晚上6点才回家。她们没办法照顾孩子，孩子们都在家里，因为没有学校可上。”
我们走进了定居点，和德里南部高尚社区的街道相比，这里的街道造得惊人地好。街道表面铺着砖，微微带着弧度。洗过的明黄色和蓝色衣物挂在街对面；房子前面停着自行车。屋子里，人们正在做家用扫帚——一间房子有人在切割鬃毛，另一间房里的人在做手柄。空气里有炸大蒜的味道。
米纳克什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朝着里面喊，“你好！你收到配给卡了吗？”
“收到了。到了一阵儿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有些生气。“这些事你得告诉我！”
米纳克什给自己安排的任务（因为没人让她做这个）是做这个社区的政治代表。她为大家整理官方文件（很多人是文盲），代表他们游说市政当局，还在必要的时候组织政治行动。我能看出来，她非常在意这个角色。
“就像我告诉过你的，这些社区居民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政府计划为他们建造公寓街区，在社区中央规划了公共空间。我们说这种布局会出问题，每个人都会和其他人争那些公共空间。穆斯林想要在那里屠宰牲畜，但这会冒犯婆罗门，因为婆罗门想在同一个地方祈祷和敬拜。绝对会起冲突的。
“居民说他们希望有独立的房屋，并且拒绝接受政府的规划。政府说房子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建筑师设计的，所以不能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个规划，我们会把你留在那片荒地里。’于是居民说，‘我们已经在荒地里生活了六个月了，没理由住不下去。’所以有一整年他们都住在露天的小帐篷里。他们抗议、上法庭、找媒体、游行，最后迫使政府放弃了原来的设计，重新规划了成排的房子，把土地分配给各家各户，让他们各管各的。”
我们在一栋房子前停下，并走了进去。房主是一位叫贾哈娜拉（Jahanara）的妇女，正和她的朋友萨茹阿斯瓦蒂（Saraswati）坐在一张垫子上。两个人都代表这个定居点参与了很多米纳克什组织的政治运动。
已经近中午了，光线穿过敞开的门照进来，屋子很亮。房间看上去很大，因为里面除了一台冰箱和一个炉子，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了。墙壁被漆成奶油色，在地板反射的阳光中幽幽发亮。房间里侧有楼梯通到上面的楼层。
贾哈娜拉要给我们泡茶，所以起身去准备。米纳克什继续她的话题。
“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有多糟。土地湿软，很容易就被淹掉。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人在建造前，不得不挖排水沟。即使是这样，这里在雨季也经常被淹。今年有个孩子在洪水里淹死了，因为水位高过了房子。即便如此，这里也没有水可以饮用。蓄水池里的水是咸的，而这里的地下水尝起来有酸味，因为垃圾堆里的化学品渗进了土地深层。这些东西太毒了，连蚊子都活不下去。那是纯酸，有腐蚀性。孩子们因为在水里玩，全都得了皮疹，妇女也都得了很严重的阴道炎。
“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这座镇子。他们不能年复一年地等着政府来铺路、铺下水道，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动手。他们不得不为了每块砖和每袋水泥去游说，供电也得去游说。已经十年了，他们还在游说。这里还是连座中学都没有。最近的一所学校不收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是‘贫民窟的孩子’。所以孩子们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另一所学校，那里每个班有一百个孩子，没地方可坐，没水也没厕所。这对那些要去上学的孩子来说非常艰难。你看到通到这里的路了吗？一下雨就完全没法走。”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贾哈娜拉插话说。“首先是为了工作，因为我们在北方邦的村子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认识一些人，他们被包工头带到德里，收入不错，所以后来我们很多人都跟着来了。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学校。我们自己是文盲，所以希望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村子里的学校很远，你没办法检查孩子有没有真的去上学。而且女孩子要走那么远的路很危险，这就是我们觉得和丈夫一起生活在城市里会更好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为了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特别是女儿们。
“我们刚来的时候，想办法让两个孩子进了一所德里的学校。但学校很远，而且老师不了解孩子的情况。他们给孩子们不及格，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学校里有贫民窟的小孩。孩子们觉得很灰心，半途就辍学了，现在他们在当工人。这是这里发生的一切当中最坏的事，我们的孩子失学了。”
对面的一栋房子里，有一个年轻的女性刚刚从浴室出来，穿着一件桃红色的纱丽，头发还是湿的。她站在一面镜子前梳头，往脸上抹面霜。她花了很久化一整套妆，然后拿了一把扫帚扫地。在这里，因为巷子很狭窄，没有窗户的屋子要靠从门口照进来的阳光采光，一切都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我们在房间里喝着茶。萨茹阿斯瓦蒂默不作声地玩着贾哈娜拉的脚趾头。两个女人都穿着棉布的纱丽克米兹，萨茹阿斯瓦蒂手臂上戴着一排金属和塑料的手镯，一直戴到手肘。她说：
“我丈夫的姐姐和姐夫离开村子去了德里，之后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了。我婆婆很担心，每天为女儿以泪洗面，因为她已经两年没有她的消息了。她不停地让我丈夫去德里找她，于是他就去了。他找遍了这座巨大的城市，到每个定居点去问有没有人听说过这对夫妇。过了很多个星期，他到了亚穆纳河另一边的一个地方。他问是不是有人知道他俩，结果有人说，‘他们住在这儿。’他们让我丈夫去井旁边等着。到了那儿，他看见有几个妇女在打水。他朝她们大声问，‘姐妹们，有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住在这里？’他的姐妹正好在其中，听到他提她的名字，马上向他跑过去，一看到他就开始哭。‘弟弟，你怎么会在这里？’她问。我丈夫说，‘你为什么两年没有和我们有任何联系？妈妈担心得都病了。’她说，‘我丈夫没有假期，所以我们回不来。但我给你们写了很多信，从来都没收到过回信。’我丈夫也哭了，‘我们从来都没收到过任何信！’
“之后，我姐夫帮我丈夫在德里找了份工作。他开始时在一个建筑工地干活，建造横跨亚穆纳河的新桥。但五个月后，他丢了工作，没事干了。有一天，他发现了把椅子，于是决定在河岸上摆个理发摊。那时候，那地方还没有镇子，除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坑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于是我丈夫在一个人都没有的地方做了一名理发师。他整天和自己的椅子一起，在一片巨大的荒地中等待。那地方完全是一片荒芜，晚上一片漆黑。
“白天他几乎挣不到钱，所以只能晚上也工作。他得到了一份工作，每天把亚穆纳桥建筑工地周围堆起来的垃圾搬走。他要在一片漆黑里从河里游到工地，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在无尽的黑暗里游。他一整个晚上都在工作，把卡在河里的尸体拖走，弄走各种各样的垃圾。这份活的工资是每月500卢比。
“最后，政府把亚穆纳岸边的垃圾坑用土填起来，平整了整块地方，我丈夫和他的姐夫在那儿建了个小屋，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搬到那里去住了。但我丈夫觉得很孤独，他开始吃不下饭。他无法停止想念他的孩子们，只有孩子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完全孤单的。所以他叫我来德里陪他。
“我们在那儿住了快二十五年，一点点把那个地方弄得能住，靠自己一砖一瓦地建起了每样东西。我们在那里建了一栋两层楼的家，最终那个地方什么都有了——电、自来水、一座公立学校，旁边还有一座公立医院。但是随后，我们建造的所有东西都被拆掉了，说是为了给邦长盖办公室。
“他们承诺说会给我们真正的房子，有厕所和浴室，让我们不再是贫民窟居民。大家都讨厌住在贫民窟的人，所以我们很开心。他们说‘贫民窟’这个词会从你们的生命里被抹掉。他们说会带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学校、公园和供水供电。孩子们也很高兴。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他们向我们收了7000卢比作为造新房子的钱。我们很多人的钱都是借来的，或是卖掉珠宝换来的。但他们拒绝事先给我们看这个地方。他们把我们全都装上一辆卡车。路上，我们问卡车司机，‘我们要去的是哪里？那个地方好吗？那里的人好吗？’他什么都没和我们说。他怎么能这样？但毕竟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沼泽地，他们承诺我们的房子根本不存在。卡车司机自己都说，‘这地方不好，你们怎么能住在这里？’我们有些人把之前房子的砖头带来了，但大多数人连砖头都没有。这里整个地方都泡在水里，到处都是蛇和老鼠，最后用了六卡车泥和五千多块砖才把整个地方垫起来。”
她们说关于建筑施工的事时，有大量非常精确的细节。她们知道怎么造下水道和门廊，知道要用多少水泥和砖头。实际上，这些妇女让人如此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她们的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是让别人代办的。她们不只专长于一件事，她们自己既是建筑工人，也是镇子的规划师，还是政治家。她们对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近距离地全面了解，而对其他人来说，这些事都是模糊而遥远的。她们拥有自己的方式和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人都不一样。
贾哈娜拉的故事也差不多。她刚来德里的时候住在尼札姆丁附近的穆斯林贫民窟。
“那里有一口很大的井，我们就住在它附近。那时候，那里有片空地，当地的头头在当地警察的帮助下造了一个贫民窟。一开始，我们有个茶摊，很快那片地区变得热闹起来，我们就建了一栋临时旅馆。我们有水电，而且因为尼札姆丁火车站离得很近，所以很多人到我们旅馆来吃饭。
“随后他们来了，对我们说，不管你过得多好，不管你在这里挣多少钱，别人会一直叫你贫民窟里的人。他们说要把我们带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有好的学校、公园和水电。还说我们在那里会有自己的房子，带卫生间和浴室。孩子们很高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
“他们让我们把自己亲手造的房子拆掉。我们中有些人说不相信这个头头的承诺。但是有天大概凌晨3点，他亲手把自己家的三层楼房拆了。人们开始恐慌。他们说，‘如果政府官员来拆我们的房子，会是一团糟，我们会失去所有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拆更好一点。’所以我们就拆了。之后他们就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装上一辆卡车，并把我们扔在这里。”
我们谈话的气氛莫名其妙地平静。那是一个很美的早晨，她们说话的时候都很镇定，时不时互相肯定，就像每个人都是在替另一个人说话一样。我能感受到她们在一起的方式是中产阶级人群里少有的。她们生活中不确定的地方太多了，互相依存是活下来的唯一形式，甚至在她们的语法中，多数用“我们”，很少用到“我”。
米纳克什给我看各种信和照片，她们把这些文件寄给各种政府部门，试图把巴尔斯瓦变得适宜居住。
“十年了，我们还在做这些事。我们还是连一些最基础的东西都没有。我们还在游说，要求发放配给卡，这是任何人过日子都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有配给卡，至少能吃得上饼，即使只是就着盐一起吃。没有配给卡，人们生存不下来。你知道现在的通货膨胀率吧？在公开市场上，大家是买不起任何东西的。
“事实上，这些事情让人很愤怒。每次我们去市政公司，那里的官僚会满脸厌恶地说，‘为什么这些垃圾一直来找我？’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继续斗争多久？这里的人能做的，要么是把时间用在为供水做斗争上，要么用在日常工作上，为自己家挣点钱。
“我发现政府每个月花5.6万卢比为我们提供水罐车，每年将近70万卢比。建一条水管通到这个定居点只要花一半的钱，但他们不愿意。他们知道，没有供水的话，这里永远不会是个适宜的住处，这样他们就能再把人赶出去。”
对多数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里从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大规模退出，达到了这些家庭几乎再也看不到政府角色的程度。他们喜欢这种状况——他们将政府的退出和“放松管制”理想化。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市政府做了多少工作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将他们与包围着他们的大范围的赤贫隔离开来，不让这些贫困人口占用任何城市的空间或资源。恰恰是穷人才理解城市的真实管理方式。比起中产阶级，他们和政府打交道的距离近得多，并且背负着大得多的官僚负担。如我所理解，翻看这些文件——米纳克什挑起的担子是意义重大的。
对面的房子里，出现了一个男人，他是穿桃红色纱丽女子的丈夫。他裹着一条毛巾，光着上身，肌肉很发达，体毛浓密，胸前一条银色的项链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发着光。他出来坐在外面的台阶上，手指上的戒指在阳光里闪烁。
“对男人们来说，情况很艰难，”米纳克什说，“到了这里，他们全都丢了工作。没人雇男人做家务活。现在有些男人做的日常工作，比如给豆子剥壳，做一天那活儿能挣30卢比，而且常常还需要全家的帮助。有些男人做扫帚拿到附近的居住区去卖，有些开始在建筑工地干活儿，但那都是少数。
“所以他们大多数人坐在家里，变得意志消沉，整个人封闭起来。他们气自己的妻子总是不在家里而是在外面工作，于是打她们。他们不喜欢妻子涉足政治，会跑来我们的会议，满身酒气地胡乱骂人。他们朝我们喊：‘你们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你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而且这个社区受毒品和药物的影响很严重。我不是说一两个家庭，我说的是整个社区。甚至孩子都受到了影响。因为没有学校，所以他们没事可做，慢慢地就被影响了。他们会去闻做鞋子用的胶水。还有一种1卢比的药片，可以让孩子们忘记正在发生的一切。最便宜的药给了他们最大的快乐。
“男人们喝酒，抽黄糖
。他们一看见妻子身上有钱，就拿去买酒，把瓶子藏在衣服里回家。我问他们，‘你们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你们真的想要买那瓶酒吗？’”
萨茹阿斯瓦蒂挖苦说，“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好极了。他们还没开始盖医院和学校，就开了一家卖酒的商店，甚至还派了个警察看店。造学校花钱，卖酒的店则会为政府挣钱。
“人们说我们总是在责备政府。为什么不怪他们？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而那些能杀死我们的东西，能让我们的家庭破产的东西，政府却在开新店供应，而且非常大方。”
对面房子里，穿桃红色纱丽的女孩子从送货员那里接收了上百把新做的塑料扫帚，现在正给每把扫帚单独包上塑料套。她丈夫坐在外面的台阶上抽烟。
米纳克什说：“所以这就是问题。你能看到人们在这里造的房子和街道。十年了，现在他们有了点值价的东西，政府却宣布这个地方是非法的，让他们离开。这块之前 政府给的 地现在变成非法的，因为他们只给了十年用地许可。他们不会在这个城市里给穷人一个永久的栖身之地。”
“你来的时候肯定经过那块空地了，”萨茹阿斯瓦蒂说，“现在政府想在那块地上造公寓，并且想把我们赶走。他们为什么想在那里造公寓？因为我们花了十年让这个地方变得适合居住。是我们给土地排水，铺好了街道，安排了供电，还让公交车开进来。是我们使这块土地有足够的价值让政府能把它卖出去。我们不会离开的。我们这辈子已经建了两座城市，我们不会再建另一座。”
“我们不会走的，”贾哈娜拉也说，“他们已经骗了我们一次，骗不了我们第二次。”
米纳克什说：“他们说要让所有人走的时候，巴尔斯瓦来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反抗就什么都守不住。为了这个，大家做好了被警察殴打的准备。我们决定在英联邦运动会的时候去游行抗议，给政府施压让他们寻找别的解决办法。他们花数以百万计的卢比在一个对谁都没好处的大型体育赛事上，但真正需要钱的人却什么也得不到，实际上，政府还要从他们手里拿走钱，拆掉他们的房子。所以我们决定走上街头——整个社区的人堵住了附近的主要高速公路。德里大学的师生和我们一起组织了游行，他们中很多人对我们的处境感兴趣，除此以外没有人在意我们。
“那段时间巴尔斯瓦受洪水影响很厉害，但每个人都认为参加这次抗议很重要。大约有五千名妇女走出家门，堵住了道路，高速公路堵塞了四十五分钟。一开始，有个警察局的警察来了，随后他们叫来了其他分局的警察。警察局局长助理下令用警棍袭击我们。妇女们被打得很厉害，有个人被打骨折了需要去医院，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但是他们拒绝帮助我们。德里大学的一些学生也被捕了。
“我要说，我们妇女也反击了警察。她们抢了警棍，回击他们。让我们很震惊的是，警察认出了其中一个人，并且开始威胁她。他们抓住了她儿子，问出了她工作的地方。之后，警察去了那里，告诫她以后不准再做这样的事。他们喜欢单独针对个人，因为一个人没有那么强。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的。”
“他们让我们给他们投票的时候，不会坐汽车来，”贾哈娜拉说，“他们走着来，对我们说，‘姐妹，拜托了。’是我们让他们赢得选举，让他们称王称霸，但他们却强取豪夺我们的钱。所以，和政府斗争是我们的权利。我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都受到过很多威胁。有几个男人来我家，带着很粗的棍子威胁我丈夫。他们说，‘管好你老婆，否则后果很严重。’从那以后，我丈夫开始和我吵架。我让他不要管这些，是我在照顾这个家。
“他们是政府，可以编造事由随时把我们关进牢里。他们控制着一切。如果他们拨给我们1亿卢比，最后只有2000万能到我们手里。我唯一害怕的就是政府，他们会拿走我们所有的东西。”
萨茹阿斯瓦蒂很愤怒。
“如果让我见到德里的首席部长，我会把她揍得找不着北。他们靠撒谎把我们骗到这里来。如果事先让我们看过这片地，我们是绝对不会来的。这是整个德里倒垃圾的地方，她觉得我们也能被倒在这里。让她住在这里看看，她就会知道这是什么感觉。现在他们又想赶我们走！如果他们要强迫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会打破他们的脑袋！当年我们不得不把自己在村子里的房子卖了来买这里的地。十年了，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在向债主还债，还什么都没买到的7000卢比。我们是不会走的。”
邮递员来放下了一封信，他的一只手臂在手肘那儿断了。
米纳克什说：“大多数人，那些真正让这座城市运作起来的人被这座城市排除在外。这里不再欢迎他们。这座城市正在为富人重建。只有有车的人才能住在这里。看看城市的基础设施结构——立交桥、商场、酒店还有其他奢华的地方，都是为有钱人造的。看看他们在立交桥上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是谁在使用这些立交桥？只有那些有钱人。这些桥对走路的人有什么用？你不能在上面走。走路的人在这座城市没法儿行动——没有让他们走路的地方。
“地铁只连接那些有写字楼或高端居民区的地方，没有通到任何劳工阶层或者穷人住的地方，所以地铁只服务于有钱人。穷人也买不起地铁票。而且有很多行李的穷人不能把行李带进地铁，他们只能乘公交车。
“但是现在他们引进了新的公交车，但这些公交车也不服务穷人。车子是些漂亮的环保公交车，让这座城市在英联邦运动会的时候面子上好看。车子的底盘特别低，让人们很容易上车，甚至坐轮椅的人也能上去。但是这些公交车只能在平整的路面上行驶，所以他们取消了所有过去通到这个地区的公交车。交通部门的人只是说这里没有路，所以车子不能来。
“每件事都在往坏的方向发展。每件事。最终不仅仅是穷人会受苦。我来自一个中产家庭，我能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告诉你，在德里，很快会发展到连中产阶级家庭都会养不起孩子。巴尔斯瓦的人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也在内心深处觉得恐惧。因为我不知道将来在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不只是穷人。”
萨茹阿斯瓦蒂说：“有时候我们会想是不是不应该离开之前的村子。很多留下来的人情况比我们好。很多男人去沙特阿拉伯或迪拜的建筑工地做工，在那儿挣的钱更多。我们却什么都没有。我们之前拥有的一切都已经卖掉了，只是为了在德里买一块更好的地方。我们以为，有一天我们会在德里拥有自己的公寓。”
贾哈娜拉说：“我们离开以后，村子也发生了变化。学校变得更好了。我们留在那儿的亲戚养孩子养得比我们好。过去几年村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我们永远回不去了。我们把自己在村子里的财产卖掉了，剩下的也被亲戚拿走了。和家里人争不如和政府争，和家里人争的话，你会死的。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待在这里。”
我走的时候，米纳克什来送我。“你是怎么到这儿的？”她问。“我在地铁站坐了辆三轮车过来。”“你很幸运，”她说，“大多数三轮车都不肯来这儿。”我们穿过镇子，我发现来时的路是最好的，其他路的路况则差很多。有些路面被雨水冲走了，居民们正在往上铺新水泥修补。拾荒人住的街道到处是垃圾，而这些垃圾的分类都在家里进行。
镇子尽头是一个吸毒窝点，男人们在一块油布后面吸食快克可卡因，他们的孩子在外面坐着。一个女孩子用碎了的花盆碎片拼了一个图案。其他孩子在给垃圾分类或把从树上摘的果子放进盒子里。鸡在一旁觅食。水塘上成团的小苍蝇以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奇怪方式飞舞：整团苍蝇以最轻盈的动作起飞，但一直像一团云一样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然后一下子再全部降落在水塘上。
要从这个地方出去，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社区公共汽车。我们坐了上去。车子以一种慢得不可思议的速度绕着地上的坑洼前进，每隔几分钟就停下来让人们上下。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开出巴尔斯瓦，部分原因是有人没付钱，引起了一场争吵。司机停车抗议，让三名男乘客要么下车要么付钱，然而他们都不肯。米纳克什出来调解，说她可以替他们付车钱。但是他们宁愿下车也不愿意付钱，于是就下车了。
要说清楚这个地方有多远和多难以到达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就位于全球最大的都市之一。我们很容易理解国家的边境线对人群的分隔使他们和全球经济联结时呈现出巨大差异，但若要想象一个城市内部竟然也有这样的分化，那可就要难得多了。然而在这个都市里，许多人正在用他们的资本、观念和劳动力彻底重构全球经济，因此在这里你有时候能感觉到身处全球所有力量的聚合处，但也正是这个地方有一群人和这个体系完全无关。巴尔斯瓦不是一个存在资本主义压迫的地方——实际上，许多这里的居民会希望多一点资本主义压迫。这是个多余人之地，这里的人几乎找不到和身边的经济繁荣之间的联系。他们是一个“剩余”的群体，他们无处可去，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从一个垃圾堆到下一个垃圾堆的流离之间求得生存。
米纳克什和我坐地铁到了康诺特广场。我们坐在印度咖啡屋（India Coffee House）里——这是一个尼赫鲁时代建立的机构，由一家咖啡工人组成的全国合作社运营，在这里，你仍然可以只花五卢比就买到一杯热饮。 [1] 然而米纳克什没点任何东西，她包里带着一瓶水。
“我父亲来自北阿肯德邦（Uttarakhand）的一个村子。我们的情况就像你今天见到的：种地在我们村子里非常不稳定。我们是梯田耕种，产量不太高，而且非常依赖于雨水。我爷爷在父亲两岁时就去世了，所以父亲和叔叔干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来谋生——他们给别人放牧，在别人的田里干活，生活很困苦，也吃不饱。父亲七岁的时候，和叔叔一起跑到了德里。
“那时候，城市里的人更真诚。有个男人看到我父亲和叔叔的困境，把他们带到一个耆那教的修行处，于是他们在那儿住下，并在那里学习。我父亲十五岁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开始做工。他的工作是修剪古堡周围的灌木，所以他的手每天都流血流得厉害。后来，他到一个在阿里格尔（Aligarh）的穆斯林家里工作，再后来，他被选去为情报局工作。
“他从来没有真正告诉过我们到底为他们做什么工作。他说一开始他的工作是洗碗。村子里的人常说，‘对于一个洗碗工来说，他太清高了！’但是在做这么枯燥工作的同时，他想办法获得了培训资格，最终被指派了正式职位，并作为督查从情报局退休。
“那时候的机会更多。现在的人得不到我父亲当时有的那些选择。
“我成长的过程中，他被派到德里以外的地方。他被派到边境地区的一个村子，负责逮捕非法移民。他对他们穷追猛打。他有间谍和线人，会为他提供非法越境人员的信息。
“我在村子里不是很开心。我不得不去一所破破烂烂的学校，在一块很小的板上写字。这是附近八个村子里唯一一所学校，即使这样，学校里也只有四十个孩子。从城里的学校转到乡村学校很不顺，我的成绩落后了。而且等我回到德里时，我的英语成绩不及格了。甚至到今天，我都没有足够的自信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英语。
“高中毕业以后，父亲说我不能再念书了，于是我就进了一家工厂工作。那时候我十六岁。那是家纺织厂，我的工作里有一些设计的成分。我以为自己想做时尚设计，但后来发现时尚设计对我完全没有吸引力。我脑子里想的全是在那里工作的女工，她们全都生活在地狱里，每天工作超过十二个小时，却什么回报都得不到。我为工人争取到了合适的衣服，还组织活动为她们争取到了最低工资。我和公司老板斗争了三年，最终我们赢了，公司为她们发放固定薪水，每年还有几天假期。当然，公司把我开除了，还扣了我的薪水。但是这让我更自信了，之后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
“后来，我去德里大学读了本科学位，又读了硕士。但是当我回头看时，我发现自己没能跟上这个世界。我觉得自己落后它很多。如果我上了一所好学校，而且没有浪费生活中最重要的那几年，现在我会是一个更好的人。我作为旁观者看着这个世界上的自己时，觉得自己没有立足之地。
“有些事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有我的，你有你的。我的情况是我总是独自一人。我没有遇到其他和我想法相似的人。我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独自思考。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写诗。当你孤身一人，并且认为没人理解你的时候，你会感觉很沉重。但是当你把想法写到纸上，你就会觉得身上似乎轻了些。”
米纳克什拿出了一本笔记本，读了一些她写的诗。这些诗写的是可怕的、破坏性的力量。隔壁桌的一个男人专心地听着，深深地被她打动了。米纳克什的外表和举止有些男性化，但这无法掩盖她很美丽这一事实。那个男人站起来向她表示祝贺，并且询问她的情况，他想坐到我们这一桌和她讲话。但她的沉默令人生畏，于是他只好默默退回到自己的位置。
她谈起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村子里有权势的人常常会殴打比他们地位低的人，还有很多和种姓有关的限制。我是婆罗门，有很多事都不能做。如果一个婆罗门做了手工活儿，另一个婆罗门就不能吃饭。这些事常常让我觉得有点受伤。我看见女孩儿的遭遇从来不会发生在她们兄弟身上。到城里来之后，我和班上的一个穆斯林女孩儿成了朋友，我们会互相吃对方带的午饭。我把这件事告诉父亲的时候，他说我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不是印度教徒也不是穆斯林。之后，我决定再也不和他们说任何事。慢慢地，反抗的念头在我心里点燃了。我会整夜整夜地想这些事。过去我常常问：‘谁发明了这些界限？为什么会有这些界限存在？’但是没人回答我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给予我新想法的源头。”
我怀疑，要想彻底了解米纳克什是很难的，她异乎寻常地独立。从她做事时流露出来的那股愤怒的能量，你能感觉到她在内心的探索，那初具雏形而激烈的探索。听她说话让我耳目一新。她也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让我想起这里的朋友身上让我喜爱的东西——狂热地在智识方面寻求对这个世界更好的安排。这也是德里的文化，但这是少数族群的文化，很少浮上水面。
“硕士毕业以后，我开始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工作，并被派到巴尔斯瓦，这改变了我的生活。”
米纳克什的父亲努力工作，使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她自己却从亲近穷人中获得终极满足。她谈自己在社群的工作时，我很想知道这种依赖关系是怎样的：是他们需要她还是她需要他们？
米纳克什发现自己和所在的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分歧。“他们关心的实际上并不是人，”她说，“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项目。因为是项目给他们钱，而不是人。”最后，她对那个组织的反对意见太多了，于是被解雇了。出乎意料的是，她继续为巴尔斯瓦做同样的事情，没有职位也没有薪水。
“我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这个工作。我单身，所以我把一切都献给了事业。我每周工作八十个小时，回家也要干，因为事情是做不完的。我有钱的时候，也把钱用在这份工作上。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什么花钱的需要。早年我做的是纺织进出口，我离开了那个行业，因为不喜欢。我不想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只是挣钱，然后把生活看作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我热爱为人工作，我喜欢工作能帮到某人或者真正地影响他或她的生活。
“如果今天我去参加巴尔斯瓦的议会选举，我肯定会赢的。甚至连我的兄弟都说我应该去参加选举，这样就能赚很多钱，改变我的生活。但我不想去。我兄弟说企图理解我就像拿头往石头上撞。
“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但是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过‘正常’的生活。我知道明天会和今天一样，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我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准备，准备好一无所有地生活。我现在拥有很多东西，因为我和父母住在一起。但是我试着不买牛奶，不买水果，因为将来我自己可能没能力买这些东西。我试着看自己如果独自生活或者没有食物的话，是否能生存下来。
“我的父亲很不喜欢我整天待在贫民窟里。他不信任移民和穷人。在他以前工作的地方，如果他看见四个人聚在一起说话，他会琢磨他们在讲什么，是不是在批评国家？他的思考方式是情报部门式的。如果他听见别人讲孟加拉语，他就会认为他们是孟加拉的非法移民，因为他受的训练就是那样。
“他的思维方式是中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不和他讨论问题，和他吵他无法理解的事是没有用的。他说我变成了贫民窟女孩儿。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但我不得不这样做。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自己没有钱，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比另外的那个世界优秀。
“小时候，母亲常常对我说，‘你死的时候，没人会想起你。’我常回答她说，‘妈妈，我死的时候，会有一千个人在我身后哭泣。’”
注释
[1] 随着商业连锁咖啡店的出现，印度咖啡屋的收入减少。2011年，该店宣布无法支付房租，并将歇业。《印度斯坦时报》的报道中，该店的历史被少算了十多年：“四十二年后，太阳终将于印度咖啡屋落下。” Hindustan Times , 14 July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