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见他穿过新衣服”

从北京到正定，习近平的行李不多。一条半旧的军被，一条褥子，就是他带来的全部铺盖。深绿色的军被，经过多年的浆洗，颜色已经泛白，尺码也偏小，看上去又窄又短；褥子则缀满了补丁，一个补丁连着另一个补丁，早已看不出褥子原本的颜色。

县里的同志看到他用这样的铺盖，感觉与他身份不相称，于是想给习近平从招待所借一套被褥，用着也舒服。习近平拒绝了。他说，这个旧褥子是母亲做的，那些五颜六色的补丁，都是母亲用家里的旧衣服裁剪拼接而成。自十五岁到陕北插队开始，他就一直把这条褥子带在身边，不离不弃。

刚到正定，习近平住在县委大院的一间平房里，那是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屋子不大，大概三米宽，五六米长，拢共也就十几平方米。习近平刚来，床板是一块块小板拼成的，而且很窄，只有一米左右宽。床板上垫床棉垫，底下架上两个木凳子，就是床了。此外，就是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柜、一个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一个电灯泡，冬天多加一个炉子、一把烧水铁壶。

习近平平时穿衣也不讲究，朴素整洁即可。在正定，他一般夏天白衬衫，秋天旧军装或者是一套蓝色中山装。去北京开会，就穿件中山装，踩双布鞋或胶鞋、布棉鞋就去了。当年在正定与他共事三年的同事回忆，“就没见他穿过新衣服”。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衣食住行虽然看似日常小事，但在习近平眼中却是事关作风建设的大节。只有日常的功夫到了，才会真正对贫困地区的脱贫期待感同身受，才能真正把困难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

下乡吃饭自掏腰包

正定是个农业大县，要了解县情乡情，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下乡”。

习近平到正定后，常常跟当时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王幼辉一起下乡。王幼辉在正定时间长，本身也是学农出身，早就跑遍了全县，熟悉情况。

下乡前，习近平跟王幼辉说好：一、不坐县委的吉普车，骑自行车下乡，“这样可以多看看”；二、不要提他父亲的名字，只说新来的副书记是复员军人。他有自己的观点：工作和个人背景是两码事，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即使是“高干子弟”，别人也会看低自己，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两个人骑车下乡，随走随看，到处看庄稼的长势。习近平喜欢跟老百姓唠家常，就在田间地头问东问西。除了问生产，他还问社员家里的情况。大家都觉得他这人随和、亲切。

下乡要吃饭，习近平跟王幼辉一般都是在公社吃饭。有一次，他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同五位公社书记还有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一起吃饭。饭菜不过是一盘猪耳朵、一盘拌豆腐，然后一人一碗面条。东权城公社书记拿出一瓶酒，习近平却一口未喝。吃罢，习近平拿出 10 块钱给他，说是自掏腰包请客，公社书记笑笑说：“这些饭哪里用得着 10 块钱？我倒还赚几块钱。”

这是习近平的惯常做法。每次到大队，吃完“派饭”，习近平都会说声“谢谢”，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再交1 毛 5 分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当党的总书记之后。每次调研考察，他依然吃饭交钱。

白天下乡，晚上在办公室处理机关事务、接待群众来访，习近平常常忙活到十来点钟。他“不挑人”，谁来都热情接待，为了方便百姓出入，他的门常半开着，不少村民挑着扁担、背着粪筐就进来了。每天过了十点，才是属于习近平自己看书学习的时间，一般到十二点之后他才洗洗衣服去睡觉。“从中央大机关下来，倒比很多基层干部还简朴”，这是许多人对他的印象。

县委大院只有一个大食堂，按点儿开饭，过点儿不候。每到饭点儿，习近平就跟大家一样，拿着饭盆去排队。大家待遇都一样——两个馒头、一块卤豆腐。春夏秋冬，习近平都跟干部职工在县委院里的一条水泥板上吃饭，头顶就是食堂门口的洋槐树。洋槐郁郁苍苍，酷夏为大家挡住阳光，雨天为大家遮挡风雨，这里成了习近平沟通群众、了解民生的重要场所。习近平总是跟大家一样或站或蹲，说说笑笑，一起歇凉，一起避雨，一起吃饭。

他自己总结说，这样吃饭“一举三得”：一是可以边吃边聊，相互交流；二是可以互相监督，减少浪费；三是可以边吃边谈工作。

有时候忙得误了饭点儿，习近平就干脆吃冷饭。冷饭要是也没了，他就在办公室吃点方便食品。要是方便食品也没有，习近平就饿一顿。由于长期饮食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还总吃冷饭，有一天他得了急性肠胃炎，被大家送进了医院。医生说，胃病要治，更要养，要求他住院休养几天，可是，习近平待了三天就硬是要求出院了。

当了县委书记后，习近平也不搞特殊。来了朋友客人，他就自己掏腰包招待。他的宴客菜单很简单，基本都是几片香肠、一碟花生米、一瓶老酒。若是公务接待，则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为主打的便餐，或者就是一盘饺子。

有一次，已经在省里任职的王幼辉到正定看他，习近平留客人中午吃饭。他叮嘱食堂不要开小灶，而是自个儿掏钱，买了一盒鱼罐头、一盒牛肉罐头，用一个很小的铝锅架在煤油炉上蒸了两碗米饭。没有汤没有酒，他们就一人倒了一碗白开水喝。“咱俩就这些啊，多了可就没有了。”习近平笑着说。县委书记当然可以让伙房给做顿饭，但他不愿意搞特殊。

1985 年初夏，习近平离开正定，前往厦门任职。临走前，他自掏腰包，请朝夕相处的同事们吃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聊天，桌上也不过是一只烧鸡、一碟花生米、几盘青菜和豆腐，朴素简单。

骑自行车跑遍全县

当时，在正定下乡有两种交通方式。一种是坐车。县委、县政府有两辆吉普车，但除了出远门，习近平从来不坐吉普车，他把用车的机会让给了县里的老干部。另一种是骑车。习近平有一辆老式的凤凰“二八”自行车，这可是他的宝贝疙瘩。习近平与它朝夕相伴，一道跑遍了正定的村村落落。

滹沱河的南北两岸，杨柳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车轮滚滚向前，伴着习近平来来去去的身影。常年身着一身旧军装，脚穿一双军布鞋，斜背一个绿挎包，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说话不紧不慢，谈心透着亲切——这是很多正定人记忆中的习书记。

说到自行车，习近平的这辆宝贝可有来头。到正定工作后，习近平第一次回京探亲，就通过火车托运带来了他在北京用的那辆旧自行车。

为啥不在当地买呢？当时自行车属于紧缺物资，需要凭票供应，虽然作为县领导，习近平完全可以领取一张自行车票，但是他主动放弃了这项福利，说是旧自行车骑着也习惯。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艰苦朴素惯了，从吃饭穿衣各方面都能看出来，旧的能用，就不舍得用新的；私的可用，就不给公家添麻烦。

长年累月与自行车相伴，除了骑出了感情，习近平还总结出骑车的三个好处：一是锻炼身体，二是接近群众，三是节约汽油。他不仅身体力行，还把这种勤俭干事的观念向县里的同事广为宣传。

锻炼身体和节约汽油自然不用说，接近群众才是自行车最大的好处。尤其是下乡的时候，骑着自行车随走随停，可以多看看情况。习近平最关心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贫困群众要解决温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他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了解情况；到了大队，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询问实情。除了问生产，他还经常问社员家里的情况。群众有困难，他想办法解决；群众有喜事，他为他们高兴。

在正定工作那几年，习近平就是骑着老“凤凰”，奔波在正定县的乡间田野。那时候正定县境内只有三条柏油路，下乡经常要走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但习近平丝毫不以为苦。

正定县当时有 25 个公社、220 多个大队。习近平在短短三年内，就这样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公社和大队。

小小一辆自行车后面，隐藏着调研问政、扶贫发展的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