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外地人进入延安，近现代历史上有两次。

第一次是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吴起镇，1937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圣地。毛主席和党中央在这里艰苦奋斗了十年，1947 年 3 月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直到1948 年 3 月东渡黄河，离开陕北，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第二次便是 1969 年至 1976 年间，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响应中央号召来延安插队，他们生活在艰苦的农村，迎着雨雪风霜，不辞辛苦地劳动，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饱经洗礼，完成了人生的升华。

空旷寂寥的黄土地，只有一曲嘹亮的唢呐抑或高亢沙哑带着黄沙气息的信天游才能将其唤醒。而今，等待它的，是另一种叩敲和唤醒。深藏于陕北沟壑中的梁家河，在寂寞的黄土高原上，送走了一个又一个酷夏，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寒冬。1969 年 1 月，凛冽的寒风中，贫穷如洗却热情似火的土地开始留下少年习近平叩敲的痕迹。

当时，一顶“黑帮子弟”的帽子有如千钧之重扣压在习近平头上。“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面对无妄之灾，少年乐观以对。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残酷现实的洗礼，成就了习近平的坚强稳重。

巨大的城乡反差、恶劣的生活环境、陌生而繁重的农业劳动，是下乡知青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习近平安之若素：“黄土高坡曾养育了我的父辈，她也一定会以自己宽大的胸襟接纳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于是，我真诚地去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自觉地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

那几年，习近平过了“五大关”。

城里来的娃，从未见过跳蚤，而梁家河的夏天，几乎是躺在跳蚤堆里睡觉，一咬一挠，浑身发肿。但进村不久后，他就习惯了，像当地群众一样，提起裤腿抖虼蚤，蹲在长木凳上抓虼蚤，无论如何叮咬，照样睡得香甜。

——“跳蚤关”过了。

城里来的娃，过去吃的都是精米细面，现在是粗粝的杂粮。“可不久我便咽得下，吃得香了。”他后来回忆说，“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饮食关”过了。

城里来的娃，学会了像梁家河人一样生活——陕北农村成了习近平生活的“第一课堂”，他在这里学会了自己捻羊毛线、补衣服、缝被子……

——“生活关”过了。

城里来的娃，也没在地里做过活儿。陕北的冬天，天寒地冻，挖地时，一䦆头下去，震得人手掌生疼。五黄六月天，日头毒得人恨不得躲起来。他手掌上磨起的泡烂了又好，好了又烂，直到变成生硬的老茧；扛着近 200斤的麦子，肩膀又红又肿，他就脱下褂子，垫在肩上继续干。刚开始干活时，他挣 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他拿到壮劳力的 10 个工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劳动关”过了。

城里来的娃，开始是和农村格格不入的。习近平也有不适，但很快调整了过来。乡村社会是淳朴的，干活好坏是他们评价一个人最直接的标准。谁干活实在，不“耍奸儿”，谁就靠得住，就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信任。这就是中国农民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吃苦耐劳，乡亲们看在眼里，把他当作他们中的一分子。“近平这后生真能受苦！”乡亲们这样评价他。

——最难的“思想关”也过了。

在黄土高原过了“五关”的习近平，理想坚定，信念如磐，不怕困难，决不气馁。

多年以后，习近平数次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说——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广大青年要努力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实干家，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

这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