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初心”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

采访对象 ：梁建勇，1959年9月生于福建长乐，祖籍山西阳城。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支前办主任。1995年4月起任台江区区长、区委书记。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长、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正厅级）。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8月任龙岩市委书记。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20年2月起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采 访 组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 ：2019年6月4日、6月5日、7月1日

采访地点 ：福建省委大院

采访组：梁建勇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期间，您也在福州市任职，你们一定有不少接触，请您讲一讲他给您的最初印象吧。

梁建勇： 最初与习近平同志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也就是他到宁德工作以后。当时，我在省直机关工作，到宁德去过几次，在开会、调研当中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但我们之间交流不多，对他没有很深的了解。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和他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习书记热情好客，他刚来福州时，周末或晚上有时会叫一些年轻同志到他的临时住处聊天，了解一些福州的情况和掌故风情。我们省直机关的年轻人也很愿意去叨扰他。习书记当时30多岁，平易近人，很健谈，也很有亲和力，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是一种享受，大家在一起就像好朋友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跟领导谈话的感觉。习书记的知识面非常宽广，有时谈他过去的经历，有时谈他喜欢读的书，在交谈中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渊博的学识，所以大家聊起来非常愉快。

习书记平时坚持锻炼身体，他通常工作到晚上九十点，然后就到省体工队游泳池去游泳，我们经常会在那里碰到。等运动员结束训练散场了，我们就进去游一个小时。那个年代的游泳池非常简陋，但习书记只要不出差、不下基层，基本每天忙完工作都会坚持去，持续有三四年的时间。为了省电，习书记要求我们游泳的时候只留一盏灯，能模模糊糊看见就行，因此整个游泳池都很昏暗。他每次都自带浴巾、肥皂冲澡。我们在那里一般也喝不到茶水，有时口渴了就喝我们自己带去的瓶装水。

现在，那个游泳池早已拆掉了，但那个毫不起眼、简陋的场所至今仍承载着我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个游泳池是运动员训练场地，池边没有提供休息的躺椅，因此我们游上几个来回，累了就扶着游泳池的边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和习书记就会聊上一会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很多交流。他会和我们谈一些基层的事情，比如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他对社会上一些新生事物非常感兴趣，也很了解。他还会谈起他读的书。通过谈话，我发现他对这些书并不是一般性泛泛地看，而是带着思考有研究地读，包括他对作者的了解、对内容的解读很到位，读后的思考也十分深刻，他都会与我们分享。习书记酷爱读书，涉猎面非常广，新书、旧书，国内的、国外的，哲学的、文学的，社科的、科技的，他都看。他在哲学方面提得比较多的，一是黑格尔的哲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书他都有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文学方面，中国古典文学聊得不少。他喜欢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我也很喜欢。比如，俄国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等大文豪的著作。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多次讲起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他还经常谈起法国文学，像莫泊桑、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等著名作家的书他都精读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讲述过他的读书故事，说他的最大爱好是读书。2014年10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口气列了66个外国文艺家的名字，绝大多数是作家。根据我的了解，对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他确确实实领悟得很深刻、很透彻。

在聊天交流中，我发现他读书非常深入、非常细致，把时代背景以及作者在故事中所想要表达的寓意解读得很深刻，而且他博闻强记，《战争与和平》里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还会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浮士德》在我来看是很难读懂的书，但习书记很了解《浮士德》的时代背景以及该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特点，有时候他寥寥几句话，就把一个问题讲得很透彻，使我受益良多。

习书记经常会谈一些他当年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西北黄土高原恶劣的环境、贫瘠的土地和昏暗的窑洞、善良朴实的乡亲们，在他的娓娓道来之中展现了一幅极有生活气息的画卷。在他的讲述中，我能感受到青少年时代的他在那里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包括扛粮包、吃生肉、跑几十里山路借书这些事，他都讲过。他在回忆那段艰苦岁月的时候，我听不到一丝一毫的抱怨，而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奋斗的豪情和他对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0年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之初，是如何开展调研的？他在日常工作当中开展调研有什么特点？

梁建勇： 习书记的调研不仅限于上任之初，而是贯穿整个任职期间。习书记调研的频率是很高的，而且他调研从来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而是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解决问题。一是，他每次下去带的人不一定多，但人员配置很有针对性。他会根据地区的特点和之前掌握的一些情况，预先做好功课，在去之前指向就很明确，涉及哪个领域的，就带相应部门的人去。二是，他专门去问题多的地方。当时，改革开放只有10多年时间，福建沿海的县（市）面临着很多特殊问题，比如走私、贩私、偷私渡等，这些问题高发的地区，比如福清、长乐、连江、平潭这几个县（市），他都及时去调研，为他后面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

福建沿海偷私渡问题突出，有时代因素，也有历史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了，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再加上福清、长乐、连江、平潭这几个县（市）的华侨关系非常多，沿海地区出去也方便，很多人踏上一条船就出去了，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另外，福建与台湾隔水相望，所以也有不少私渡去台湾的人。

鉴于偷私渡问题对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习书记一上任就到这几个偷私渡频发的县（市），针对焦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开现场会，并到各县的港口、码头、边防、哨所等地方检查。在习书记任上，治理偷私渡工作正式列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在他领导下，市委调动各个部门齐抓共管，认真开展调研摸底，对症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各项工作稳妥落实，再加上制度保障，偷私渡频发状况得到有效遏制。从那以后，福州偷私渡问题得到根本好转，很少再有这种事发生。

偷私渡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而整个城市的治理和经济发展，则有赖于宏观层面的把控。习书记对此也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从基础调研抓起。他刚来福州时，整个城市经济实力还很弱，基础设施落后。福州虽然是省会沿海城市，但一没有高速公路，二没有大型港口，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散漫。习书记在机关工作作风方面做了大量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了解了真实情况。他首先致力于在福州市党政机关营造一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软环境。

1991年1月14日，习书记在这一天的《福州晚报》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一篇豆腐块报道，内容大致讲的是福州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这篇报道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马上组织市委政研室等部门的同志研究市民办事的各种流程和难点，在50个小时之内就编写了一份《福州办事指南》，并且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接下来，习书记召开市委工作会并作讲话，要求机关干部对群众的诉求给予充分重视，讲求工作实效，少说空话，狠抓落实。这次工作会议之后3天，习书记又在马尾的现场办公会上提出，“要抓住那些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的事要“马上就办”。同时要抓为群众办事落实效果的督导工作，即使完成了，也要回头看，通过督促检查落实“真抓实干”。

机关一些干部存在多年养成的惰性，需要一个克服过程。但习书记雷厉风行，大大缩短了作风转变的时间。同时，他也不断创造更好的硬件条件和制度条件，着力提高干部为群众服务的效率。习书记对制度问题有很多思考。他提出，把为群众办事置于优先位置，在办事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务人员的劳动也需要制度化、规范化。比如，你想提高一个地区的治安水平，解决的方法不能是让警察每天加班不休息，今天通宵加班了，明天是不是就要休息一天，否则身体受不了，第二天的工作也做不好。搞突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长此以往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把制度建设跟上，以制度合理调配人力资源，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福州当时搞了全国首个一条龙服务的“一栋楼办公”，把各个机关单位的服务窗口集中在一栋大楼里，让一系列手续可以在一个地方高效完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大大提高了为群众服务的效率。包括习书记后来到省里工作以后主持的“数字福建”建设，以及整合各个部门的投诉电话集中到“12345便民服务平台”，喊出“12345，有事找政府”，再上升为电子政务，这些都在制度和硬件层面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打出了一套提高机关办事效率的组合拳，保障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可持续发展。

减负增效也是习书记对制度建设的一大贡献。自始至终，习书记对基层都非常关心，当年他就提出减负要与增效相结合，把公务人员从一些无谓的低效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更多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为群众服务的事情。

在习书记的严格要求之下，福州的机关服务效率得到明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也驶入快车道。全市的生产总值在省会城市中排名从199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4年的第8位，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习书记通过最基础的调查研究，一步一步将政策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效果。今天我们讲整顿作风的问题，讲减负和增效相结合，讲减负和创新相结合，讲多到基层现场去，这些都和习书记当年的思想精髓相吻合。习书记当年还不断向我们指出调查研究要多到困难多的地方，多看具体的事，“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直到今天，这些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仍是我们应该好好遵循的。

采访组：“后院”和“角落”具体是指什么？

梁建勇： “后院”和“角落”就是那些没有摆在明面上的事情。“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的调研办法，与那些“走马观花”式的调研有很大区别。比如，他去调研的时候，对下面已经安排好的“成绩展示”可能就不那么在意，他会去看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去寻找企业的困难点，问问企业发展中资金贷款、员工招聘等短板，看看农业生产的缺项，去群众家里掀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慰问哨所官兵时把手伸到战士被子里面看看潮不潮，等等。

关于“后院”，当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罗源、闽清、永泰3个县，可以算是福州市类似于“后院”的地区。习书记曾经形象地把沿海的几个县比喻为足球场上的“前锋”，把这几个县就比喻成后卫，希望他们保护生态要当好“后卫”。有一次开会发言的时候，这几个县的领导都发了言，其中一个县的领导说：“习书记，我们是‘后卫’，我们想当好‘后卫’。不过，我们还想当一个全攻全守型的‘后卫’，当一个能进球的‘后卫’！”此言一出，会场笑声连连，习书记也很高兴，对此表示赞赏。

采访组：在福州战略构想形成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整体规划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梁建勇： 习书记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的几年当中，他的整个决策都贯穿着一种审时度势的大局观。这是我们都很佩服习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具体事情，习书记都可以放在大局里面通盘考虑。这是领导干部的格局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领导素质。

1992年11月10日，习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政策咨询调研会议。凡是习书记主持召开的会，大家都比较放得开，愿意敞开胸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同志讲了当时流行的“红灯论”，习书记就此谈了看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广东和福建沿海开放地区流行一种论调：“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这个论调大致意思是只要没有严重违反原则，就可以大干快上，听起来似乎也大差不差。这种思想逐渐流行开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演变成“黄灯赶快抢，红灯也可以试着闯一闯”。对此，习书记严肃指出，我们不能搞这种“红灯论”，我们都希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加快地区发展速度，愿望都是好的，但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希望大家不仅要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要弄清楚“允许干什么”“应当怎么干”。习书记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站在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的大局观。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同时也要求大家站稳原则立场，与中央对标对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日常工作中，他把张弛有度的原则把握得很好。他提倡“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跟他工作，并没有什么无休止的“5+2”“白加黑”。遇到一些需要集中处理的工作，有时候也会晚上灯火通明，大家一起加班，但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工作压力。这是因为，在习书记这个层面，就有一个很合理的工作规划，整个机关的协调性很好。我们工作上有时也会感到劳累，但并不觉得着急上火，因为事情都在有序办理。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想一出是一出，拍脑袋就是一个主意，操作性又很差，工作人员办起事来就会很恼火，就会承担很多无形的压力，最后工作效果也会打折扣。毕竟，谁能把不合理的决策合理地办好呢？所以，领导干部主持工作，确实应该像习书记这样，注重规划，注重合理性和协调性，注意火候、掌握分寸、胸中有数、符合规律，这样就可以理顺工作流程，获得良好效果。

习书记非常注重科学决策，在那个年代就有先进的决策理念。他曾说，现在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决策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相应的决策支持手段，需要科学的决策方式，如果还是凭经验办事、靠传统办法决策，是不可能跟上时代要求，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个论述，今天听起来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习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讲出这样的话，确实很有前瞻性。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在福州的总体规划制定完成后，市里都开展了哪些重大项目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工作的几年当中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果？

梁建勇： 习书记卓越的大局观对福州的总体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多次在规划会上提出，规划是灵魂，是龙头，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凡事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由此，习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构想，主持制定了“3820”工程总体规划，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可以说，他当年对福州的总体规划既很科学又非常具有前瞻性，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同时能够有效对接未来发展。

在福建省委办公厅主办的《八闽快讯》1996年3月8日这一期增刊中，习书记重点论述了对福州市转变发展方式的宏观思考和基本思路。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一片大干快上的氛围中，习书记冷静地分析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重点提到了环保问题、投入产出问题、发展质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在文章里都提到了。很多问题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我们这几年才开始逐步在讲。此外，像高科技核心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精细化管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着眼内涵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为了构建先进的产业结构，必须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关键性领域，习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

习书记在抓发展的时候，很注意抓载体。福州是沿海开放城市，同时又有很多华侨、台商资源，习书记因势利导，重点推出三种类型的开发区模式：一是国办开发区——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侨办开发区——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民办开发区——鼓山福兴投资区。习书记的大局观和系统思维能力非常强，国家给一个发展平台，他充分运用，缔造了以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三个平台，当时在全国这是有创新性的。

在“3820”工程引领下，几个大项目开始上马。当时习书记手上几个重要项目中，一个就是长乐国际机场。福州原来只有一个军用机场，也兼作民用，但这个机场规模较小，功能落后，天气条件稍有变化飞机就不能起飞。习书记克服很多困难，使长乐国际机场建设成功上马。机场建设的领导班子怎么定、钱怎么筹、怎么施工，都是习书记亲自谋划的，最终建起了这么一个很现代化的机场，到今天也不落伍，而且还留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空间。当时提出要把福州建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要与国际发展接轨，需要建设一个大型国际机场。今天你们也能看到，福州的航班可以直飞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东南亚地区等，这对福州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当年习书记的大手笔，我们现在不可能还可以做二期三期扩建。由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习书记当年超前的眼光和宏大的格局。

根据“3820”发展战略，福州市还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深水码头、电力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闽江调水工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程的建设，不仅对福清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长期以来，福清市备受干旱的困扰，为了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福清市委、市政府提出调闽江水到福清的宏伟设想。经过多方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这个设想终于付诸实施，并被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的涵渠由主线路和3条支线组成，总长度111.87公里，其中隧洞53.55公里，各种管道41.94公里，渠道16.38公里，总投资达8.2亿元。工程近期调水规模为每秒10立方米，年调水3亿立方米；远期调水规模为每秒15立方米，年调水4.5亿立方米。

习书记多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察看施工进展情况，慰问施工人员，听取工作汇报，及时解决问题，提出指导意见，推动工程不断顺利开展。在视察青圃岭隧洞时，习书记还亲自乘坐施工车进入洞内察看工程进展情况。在习书记大力支持下，闽江调水工程顺利竣工。回过头来看，当时做这项大工程是非常有远见的，满足了福清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供水需求，提升了福清市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促进了福清市多项事业更快更好发展，进而拉动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进一步发展。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的电信枢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福州电信部门最早跟诺基亚、爱立信、富士通、摩托罗拉开展合作，习书记多次到福州电信部门调研。同时，福州港通过大规模建设，也跻身全国十大集装箱港口之列。当时还建设了福州华能电厂、华东最大的水电站水口电站，有效地缓解了福州能源紧张的问题。

习书记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工作的时候，是福州引进台资、外资企业最多的阶段。比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都是在他手上到福州落户的。民营企业除了福耀玻璃这样的制造业企业，还有一个企业颇具戏剧性。当时，有几名从一家知名电子企业走出来的年轻人，到习书记办公室跟他汇报，说他们想在福州创业。习书记表示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使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发现新大陆了，因此后来给新组建的公司取名为“新大陆”。直到今天，这家企业发展得还不错。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回福建视察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这家企业。

习书记主持福州全面工作的6年，是福州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6年，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福州在全国城市的排名快速提升，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第一。福州原来的经济规模是很小的，因为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没有在这里布局重大项目。习书记来了之后，所制定的战略规划起到了引领作用，让很多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福州全面推进，进而促进了福州经济快速增长。

采访组：您1992年初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时，兼任支前办主任。请您讲一讲您到支前办工作的过程。

梁建勇： 我1992年初到福州市工作。当时，我已经在省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有到基层工作的愿望。我想，如果能到县、区任职，接触群众多一点，给老百姓服务更直接一些，对自己锻炼也更大一些。有一次，我跟习书记谈起这件事，说：“如果有基层岗位需要我，我很愿意去福州市工作。”习书记听后表示肯定。他说：“建勇，你这想法很好啊！”我当时以为可能会被安排到县里或区里工作，因为省里有好几个处长都去了县区工作。后来到调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支前办主任。

1992年2月，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通知对我的任职安排。之后习书记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福建是海防前线，我们支前办的工作主要是跟部队打交道，负责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相关协调，就等于部队在地方的一个家。你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好好为部队服务，把相应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我当即表态说：“习书记，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他是如何看待双拥工作的？

梁建勇： 我过去对支前办工作接触比较少，了解比较笼统，想象中也就是完成每年安排的任务，为驻军做一些服务、提供一些地方层面的便利。兼任支前办主任后我才发现，要按照习书记严格的工作要求和细致的工作部署做好工作，实际上是需要特别花力气、下功夫，需要用心用情的。

我的岗位职责，自不必多说。习书记本身日常事务就非常繁忙，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在支前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也是很多的。慢慢地，我在工作当中发现习书记大力支持支前工作，不仅是因为他职责所在，更是因为他对部队的关爱和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他受父母和家庭的熏陶，他的同学、朋友很多都是军人或军属，他自己也曾在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过。所以，习书记对部队的深厚情感可以说是有历史渊源的。

当然，这一点我起先并没有很多理解，但随着工作的开展，看到习书记身体力行做支前工作，越来越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人民军队、支持国防建设。几次市委商议决定一些与支前工作有关的事情，他都反复强调说：“部队的事，是国之大事，也是不寻常的特事。既然部队的事是特事，那就要特事特办。”在习书记看来，巩固国防、支持军队建设，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双拥工作制度建设方面有哪些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哪些举措？

梁建勇： 1991年1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在福州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从这以后连续七届，福州都被评为双拥模范城。福州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与习书记主持工作期间的工作制度建设和具体举措是分不开的。这期间，福州市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机制，还出台了《关于在农村全面开展义务兵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福州市〈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细则》等政策，以切实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落到实处。这其中一些制度，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进行过调整。还有相当一部分制度，可以长期指导福州的拥军工作，就长期固定下来，直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部队的物资供应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在当年，因为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部队的物资供应还有一定困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经历了一个物价普遍上涨的阶段，但军费增长却相对滞后，这就造成部队伙食水平无形下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习书记要求地方必须给部队提供“四个一”，就是：一个好食堂，一块好菜地，一个好饮水，一个好猪圈。要求一提出来，下面就抓紧去落实，随后习书记就下基层去检查落实情况，我们跟习书记去过连江县，专门检查“四个一”落实情况。

保障部队的粮食供应是一项不容有失的工作，那时虽然各种粮食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过于单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当时因为福建本地不生产黄豆，习书记专门批示要求粮食部门从外地调一批黄豆来供应部队。随后，习书记又专门要求我们调配了一批面粉，增加部队假日的粮油供应，补充部队需求。那段时间部队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习书记所提供的帮助非常及时。记得当时在福州军地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军队在忍耐，人民要疼爱！”这句直白、简单而又活泼的语言，说出了军队与人民的鱼水之情。

采访组：请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双拥机构调整和整合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梁建勇： 习书记把为部队服务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整合。支前办和双拥办职能相近，两个办公室就进行了合并。他认为，服务部队的部门要有好的统一规划。“多头”服务保障看似众星捧月，但军队的“小伙伴们”很多，有时候会出现沟通不畅、重复浪费的情况，军队遇到具体事情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顾此失彼，保障作用反而发挥不好。在习书记主导下，把很多涉军部门整合到一套班子当中。当时我兼任支前办、双拥办、海防办的主任，还分管联系交通战备办等几个部门。这些部门的名字不同，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所属单位也不相同，比如双拥办是民政下面的、交通战备办是交通局下属的，之前按理来说都可以不用互相通气。把这些单位统一到市政府办公厅下的一套班子里，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主任，这样各部门就能够最充分地相互配合、整合资源，使工作流程大为缩短，协调工作也更加顺畅。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因为各项工作我们都要统筹起来抓，日常都要频繁地去部队收集情况、整理问题，回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习书记每次都会针对问题进行研究、作出部署，我们再根据他的指示去落实。任何事情一旦交代下来，他是不会忘的，我们也不会等着他来督促，每周我们都会主动把进展情况向他反馈。

各机构在整合前，确实是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人手不够、力量分散，对部队的服务往往流于形式。比如，过年过节或有什么活动期间，集中把专项资金花掉，给部队买东西，办些例行的事，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机构整合以后，所有涉军部门形成一个功能健全的常态化机构，就有了很强的职能作用，能够更加及时了解部队的状况，提供精准服务。

比如，刚才讲到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习书记专门为部队调配黄豆、面粉、食用油，这是他发现问题而提出的举措，很有针对性。而日常发挥长效作用的，则有赖于他精心整合的机构和机制。物价上涨期间，我们主动为部队提供粮油补贴，并且随着物价上涨逐年提高。当时全市有40多个军供点，在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常年保证部队供应。

在经费方面，习书记也给予大力支持。当时，福州财政并不像今天这么好，还是比较紧张的。原来我们就是申请过节慰问的经费，一般“八一”、春节等节日各拿出一些钱，一年几十万元经费，大部分花在这上面。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要求市政府领导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些钱，拿出专项经费开展平时的工作。很快，市政府决定拿出100万元，后面又加到200万元。现在看这个数字不算多，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采访组：在军转干部安置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处理的？

梁建勇： 对军转干部的安置，习书记都是亲力亲为。事实上，很多军转干部因为年龄原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就业时机，习书记就主张全市统筹，几年就安置了500多名军转干部。仅1993年一年，全市就有10多位师、团级军转干部被安排到公安、交通、审计、安全、打击走私办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习书记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把拥军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不仅要让群众满意，也要让部队的同志满意，这才算过关。我们对部队如何支持，一定要打破常规来看，从大处着眼。我们不搞走过场，我们双方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拥军工作的成效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军地双方的事情，历来都办得很痛快！”习书记所说的“痛快”这个词非常直白，而且任何其他的词都无法代替这个词所表达的那种鱼水之情、兄弟之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习近平同志拥军优抚的具体事例。

梁建勇： 习书记考虑问题细致，一有时间就安排去部队了解情况，遇到问题就当即解决掉。比如，有一次我们跟他去驻沿海高山的部队调研，习书记到官兵们宿舍做客，伸手到战士的床铺上一摸，发现被褥比较潮，战士们睡起来会很不舒服，他立即指示我们去买一批电热毯送给部队。

1991年初，某师某部从连江搬到福州市区。一个部队搬迁到城市里，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如果地方上不能有效配合，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很困难。习书记从各个方面做了周密准备，全力支持部队搬迁工作，让该师的师长非常感动。搬迁基本完成后，习书记于1992年11月带了市里一批人去师部调研，发现师部门口的路未达到建设标准，比较窄，大的军车通行和会车都有困难。习书记当即留下来开会，现场决定把路拓宽，并要求严格按照标准和工期进行施工。经过40多天紧张施工，新的江厝路于1993年元旦正式通车。看到习书记如此关心军队建设又如此雷厉风行，该师的师长和政委都很感激和钦佩。

1992年初，驻福建海军某部要从宁德搬到福州来，这个搬迁的规模更大，同时带来了400多位随军家属安置、子女就学等问题，涉及3个区、30多个部门。部队要搬进去的那个地点，还有很多人在里边，涉及24家大小工厂和100家住户迁出问题。此外，还有自来水增容、电力增容、征地等纷繁复杂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广。习书记把所有问题作了梳理，带着市政府和3个区的领导及30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去找该部开现场办公会。习书记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搬迁到这里，肯定困难不少，你们有多少难处，请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都倒出来！然后我一定每一粒都捡起来！”听到这么敞亮的话，该部队首长和部队的同志们当时就眼前一亮。

现场办公会梳理了部队面临的所有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了完成的期限。习书记最后说：“这件事情，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部门都要以最高的效率完成。我现在把令旗给梁建勇，他负责落实。以后每周至少要来一次。”

当时福州户口是非常难进的，一年机动的名额也就是两三千个，这一次海军来给了420个，前后几年大约给了海军1200个。习书记讲，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带着感情办。后来，市里开会研究专门追加这一批户口指标，解决了所有安置问题。还有煤气开户的问题，当时也比较困难。习书记交代一定要帮助海军家庭解决指标问题，城建部门也很快落实了。关于部队孩子读书问题，习书记说，一定要把部队的孩子们安排到好的学校，他们一直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从小就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在习书记大力支持下，部队搬迁进行得很顺利，该部队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该部队首长后来动情地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福州办事的效率，一点也不比我们部队打仗逊色！”

习书记无论走到哪里，对老干部都是非常关心的，同样他对部队老同志也非常关心。有一年夏天，一个部队的老同志向他反映福州买不到绿豆。这本来是一句随口带过的话，但习书记却记在了心里。后来他交代我们办，从此我们就建立一个制度，给每位老干部每个夏天供应4斤绿豆。他同时还交代，很多老同志是从北方过来的，要想办法调一些面粉给他们。

1993年1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开工前一天晚上，我们10点多在办公室加班。习书记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们布置了一件事情：明天参加开工的老将军们，你们要挨家挨户地通知，让他们把衣服穿得厚一点，因为海边的风很大，容易着凉。我马上组织人挨个儿打电话，接到通知的老同志都非常感动。

习书记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和部队首长交流，福州周边的几个部队他都去过。有时候他打个电话就去了，有时候部队首长过这边来，我们一般都会陪同。跟部队首长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天，谈一谈，所谈的也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有哪些要求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到位，习书记都会主动地询问。这足以说明，他跟部队的感情非常深。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福州地方和部队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福州的军地关系也非常融洽。

习书记一直非常重视优抚工作。他到每一个地方调研，都会注重优抚政策的落实情况，行程里都会有看望军烈属的安排。当时，福州市制定一系列优抚政策，给军烈属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很多实际困难。同时还拨出专项资金开展“五个一”帮扶工作，也就是户种一亩果、养殖一亩水产、饲养一群禽畜、掌握一项技艺、一个劳力进乡镇企业。当时在福州的优抚对象中军烈属有19.5万户，占优抚对象的88.7%。过去优抚的补助是每人每月50元，习书记经过研究给加到100元。随着物价上涨，补助金额也跟着增加。习书记指出：我们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用过去的老政策管今天的新问题，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冒出更多的新问题。原来的一些标准、做法，和今天的新情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了。适当作一些调整，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1994年1月19日，习书记带领我们到晋安区慰问军烈属，路过新店镇赤星村的时候，陪同的同志向习书记介绍说：这里一个村子住着解放福州时第一个带领解放军进城的地下交通员，叫黄嫩弟。习书记当即就决定去看看这位交通员。一行人驱车来到黄嫩弟的老屋前，那时老人家已经85岁了，和老伴住在村子里。习书记见到老人家，很亲切地嘘寒问暖，当问到子女的情况时，老人家情绪很低落，告诉习书记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个女儿也嫁出去了，不在一起生活。习书记又了解到，老两口的身体也不太好，生活比较拮据。习书记当即把村镇的干部叫过来，对他们说，黄老为福州城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有功之臣，我们各级政府有责任为他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习书记当即决定把后面要发放的慰问品和慰问金留下给黄嫩弟老人。他让人把黄嫩弟的女儿找来，还与他的女儿聊了一会儿。他嘱咐说，平时如果有时间，一定多回来看看老人家，免得他们孤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不能忘。后来，区镇又做了一系列工作，把黄嫩弟列入优抚对象，老人家的生活情况逐渐好转。

采访组：福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每逢人民有困难的时候，人民军队总是身先士卒，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间，驻福州部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梁建勇： 有句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福州市委、市政府对驻榕部队的关心支持，使部队和福州人民的鱼水之情更加深厚。在危难之际，人民子弟兵毫不犹豫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1992年7月7日，福州市发生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中洲岛有100多户群众被困，因为水流湍急，冲锋舟上不了岛，而且一旦下水，救援人员大概率会牺牲。这个时候，从岸边搭绳索向外转移还需要一些时间，能立即对这些群众施救的只有空军的直升机。习书记当机立断，指示我立即联系驻榕空军。我们立即上门联系，空军某部请示上级后调直升机飞过来，开始一批一批地把岛上群众转移出来。这期间，绳索也搭好了，很快就把岛上群众全部顺利转移出来，没有一个伤亡。救援结束后，习书记让我们去好好慰问一下指战员。

这场洪水把上游大量的杂草冲下来，堵塞了福州市东南水厂的全部入水口，导致供水中断，危及群众生活。当时唯一的办法，是有人潜到几米深的水下，将水草残渣清理出来。但这个工作对非专业人员来说太危险，必须求助于专业潜水的战士。习书记让我们给海军某部打电话求援，海军立即派出十几名潜水员，拉了几车的装备赶到现场。潜水员潜下去，把水草一点一点拔出来。因为操作空间小，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十分辛苦，因此一个小时就得换一个人，前后足足工作了一整天的时间。清理水草过程中，习书记嘱咐我说：“水里太凉，体力消耗太大，你们去买一些高能量的食品给这些战士吃。”在战士们持续奋战一天之后，入水口终于打通了。习书记又指示我：“你一定要带人带着慰问品专门去部队慰问一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这场洪水中，福州洪山的粮库也是岌岌可危。当时，水马上就要涌进粮库，市领导正在调配力量赶往救急，但当时各方力量都在抗洪，一时难以调集出人手。就在这个时候，有整整两卡车的解放军战士开到市政府大院，我跟着几位市领导赶快下楼迎接，原来是驻连江某旅的解放军战士。领头的军官见到我们就说：“领导同志，我们知道福州现在被淹得很厉害，但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救援，所以开到市政府来，请你们调遣！”当时，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我当时就站在翁福琳市长身边，我看他也是被感动得直擦眼泪。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带着两卡车的战士赶赴粮库。出发前，习书记指示我们要给战士们带些吃的。我们当时也没有现成的饭菜，于是抓了几袋馒头，放到车上就匆匆出发了。

从以上这3件事，可以看出部队对福州人民饱含着真挚的感情。我相信这种感情是人民子弟兵与生俱来的，但也得益于习书记日常对双拥工作的高度重视，与驻榕部队的充分交往和交流。在习书记领导下，福州双拥工作结出硕果，人民军队在福州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更顺畅地投入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中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的诗作《军民情·七律》流传很广。您能否讲一讲这首诗的来历？

梁建勇： 习书记的《军民情·七律》这首诗是为了祝贺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而作的，并于1991年1月13日在《福建日报》上发表。多年以后，我见到习书记的时候，还提起过这首诗。

2014年“八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福建，接见了几位当年从事双拥工作的老同志。会见快结束时，我们准备往外走，我和他寒暄告别，那时我想到了《军民情·七律》这首诗。我说：“总书记，回想起多年以前在您领导下的双拥工作，我就想起您1991年写的那首七律《军民情》，今天读来仍然荡气回肠。”习近平总书记说：“那首诗你还记得？”我说：“还记得。”他就对大家说：“那我请梁建勇把我当时的诗念一念。”于是我就读了起来：“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念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很激动，接着大家一起念道：“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话音一落，大家热烈鼓起掌来。那个时刻，现场的气氛非常温暖人心。

习书记当年写这首诗的时候，福州市正在召开全国双拥工作会议。过了不久，全国要评选一批拥军优属模范，省、市一致推荐了他，而他极力要求大家不要选他当先进，因为他觉得他做的所有这些事，都是他的本职工作。但军地双方一致强烈要求他当拥军优属模范，我们相信这个“拥军书记”不仅仅是一个荣誉，也是为历史提供一个正确的认识，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合格的榜样。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习书记当年制定的很多双拥政策，建立起来的牢固的双拥工作基础，以及福州人民和部队之间深厚的感情，一直是福州一面不褪色的旗帜，并且至今依然高高飘扬。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持续关注民生。他任职期间，“菜篮子”工程是一个突出亮点，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情况。

梁建勇： 习书记对民生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他还根据问题来完善制度，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菜篮子”工程就是习书记关注民生的一个典型实例。

福州市民吃菜难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市民对政府的意见很大。因为经常有台风、发大水，动不动就把菜地冲走了，福州蔬菜的供应链说断就断，那真的是突然一下市民就买不到菜了。福建省本身的粮食自给率也很低，山多地少，种蔬菜就不能种粮食，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蔬菜要从省外调。习书记直面民生痛点，下定决心通过“菜篮子”工程解决市民吃菜难问题。

习书记提出要把琅岐岛和闽侯的南通、南屿列为福州市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琅岐岛蔬菜基地是由闽江淤积冲积而成的，土地平整肥沃，从习书记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就一直在种菜，是福州市民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现在因为供应已经上来了，琅岐岛才开始开发。习书记在福州那几年，“菜篮子”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他明确指出，“菜篮子”工程要以市场为导向，这样才能有效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并且持续地良性循环下去。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市的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生猪屠宰定点厂（场）等都更深入地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并且全面开始对接市场信息，交换需求来源，打通供销渠道。在习书记离开福州市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又在他当时工作的基础上，延伸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缺什么菜，信息就发布到电子平台上，第一时间打通供应管道。这样，福州缺菜了，其他地区的菜马上就能过来。

在习书记手上，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也全面建立起来了。比如，福州蔬菜农药残留量的检测在他督促下得以全面施行，购买了比较先进的检测设备，让福州市很快具备了快速检测的硬件基础。猪肉瘦肉精含量的检测制度也全面施行。最初，习书记让市财贸部门去调研农业部门如何检测瘦肉精。调查后，财贸部门负责同志介绍说，他们用的是一种土办法：赶一头猪走上坡路，用棍子打猪的屁股，如果它腿软，走不上去，就是吃过瘦肉精；如果它很顺利地走上去了，就是没吃过瘦肉精。习书记听完汇报后说：“这倒是个土办法，但很难达到精准，结果是不确定的，还是要用设备。”他还强调说：“这是涉及老百姓食品安全的问题，千万不能糊里糊涂的。”之后，省、市很快下拨了专项资金，添置了一批检测瘦肉精的设备。

从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以来，他规定市委、市政府每年至少要给福州市民做20件大的实事，这其中囊括了市政建设、百姓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但每年雷打不动、排在第一位的事，都是“菜篮子”工程的持续建设。这是一个涉及福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长期的工作，习书记每年都重点抓，严格督办。而在其他的实事里面，从来也没有过名不副实的项目，事事件件都抓在民生上，抓在老百姓的困难诉求上，抓在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上。

采访组：“菜篮子”工程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对传统商业变革起到了哪些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

梁建勇： “菜篮子”工程之所以头绪复杂，食品安全之所以难抓难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城市的农贸市场作为市民重要的消费品来源地，却是个体经营的集合体，来源复杂，经营者难以管控。所以，习书记那个时候就开始筹划和推进传统商业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又不能过于激进，他就开始把农贸市场推进到向超市过渡的中间状态。在习书记支持下，当时福州的国有企业华榕集团，利用香港窗口企业的优势，在福州探索创办了第一家连锁超市。习书记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延续他的思路继续做，除华榕超市外，永辉超市、新华都超市等企业也逐渐开始崛起，形成了百姓生鲜超市，也就是农贸市场到综合超市的过渡状态，很好地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方便，也逐渐覆盖了市场。同一时期，麦德龙、沃尔玛、家乐福等洋超市也进入福州。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三足鼎立，这当时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从不同角度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这个推进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争议很大，矛盾也多，不只是市里，在省里甚至一些国家部门都有很多反对声音。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农改超必然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潮流。1999年的时候，这方面的争论逐渐达到白热化，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我作为福州市分管商贸的副市长，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与某部门的一个司长展开了一场辩论，那天的辩题就是“农改超到底好不好”。我的立场是从习书记主持工作的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是一贯的：农改超不仅好，而且是大有必要的。那位司长的观点是：农改超这个过渡状态的业态，是不宜大面积铺开的，城市里应该要么发展超市，要么就发展农贸市场。那位司长自然有他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回过头去说他哪里错了。但很明显的是，习书记当年对农改超的系统思考，确实适应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这不仅能从商业业态这些年良好的效果看出来，从永辉超市等企业的发展也能看出来，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这种业态，为人民群众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在辩论中，我们指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是农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农贸市场是由个体经营组成的，试错的风险成本太低，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小规模的食品安全问题，你是抓不到的，就算抓到了，过几天他到别的农贸市场又另起一摊，这就是不能集中管理的弊端。而超市的试错成本极高，经不起任何事故，否则整个店都会受影响。这就倒逼超市要更加严格地自我管理。而现代大型综合超市带来了过度包装、生鲜食品价格高等问题，也不能满足群众对消费水平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农改超这种过渡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老农贸市场里那些失去监管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些多年达不到标准的卫生环境，都能在农改超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同时还保证了市民能有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

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我就跟习书记汇报了这次辩论的过程，那时他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主管农村农业。他说：“那天晚上我看那个节目了，你讲得很好，我们就是要按这个思路往下走。”巧的是，分管商务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看了那天的节目，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的人说农改超不好，我看你们专家就没有辩过福州那个副市长。”

习书记大力推行的农改超，实际上是后来餐桌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也给这些本土的超市奠定了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我们也没有搞“一刀切”，农改超形成的生活超市全面支撑市民生活的同时，大型综合超市也在全面发展。而且，我们也保留了几个特色农贸市场。这个保留还是有必要的，有些很小品种的东西，是不可能进超市的，一些海产品也进不了大的采购系统，它们就可以继续保留在特色农贸市场里面为市民提供服务，我们也可以对仅存的这几个农贸市场实施针对性监管。

从“菜篮子”工程到治理餐桌污染再到大型生鲜超市，随着潮流不断发展，这个业态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书记的社会治理理念。事实上，福州现在很多成规模的产业，都是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时打下的良好基础。这些产业现在依然是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已经在全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习书记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当时基本能够体会到，今天更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工作的几年当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关心基层群众、关心弱势群体的故事，请您讲一讲您所经历的这方面的故事。

梁建勇： 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像平潭、永泰、罗源这些比较贫困的县，他都深入调研过，对这些县的情况了解得都比较详细，甚至这些县里面的乡镇他都走过。习书记心里一直有一个标杆，他讲过：“做县委书记，一定要把下辖的村走完；做市委书记，一定要把乡镇走完；做省委书记，一定要把县走完。”

1992年7月7日那场特大洪水过后，福州的天气非常炎热，仓山区下渡街道藤山弄供水管径太小，水压太低，在天气热的时候，只要用水量一大，居民用水就出现问题。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些部门从现场勘察到管网改造，只用了很短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在居民接上自来水那天，冰凉的自来水喷涌而出，当地居民非常满意，他们写了一首《天净沙·甘霖》寄给习书记：“藤山滴水人家，长夜倦灯苦捱；书记查情令下，流水音佳。爱民人在今夏。”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的几年当中，像这样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事例数不胜数。

对于困难群体，习书记也是持续关心关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把他们放在心上。今天的精准扶贫工作，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关心困难群体的社会治理思路。习书记对特殊群体、困难群体的关注程度，完全不亚于我们很多领导对热门问题的关注程度。

1992年4月14日上午，习书记在郊区现场办公，带领一批干部做接访工作。当时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就找到接访地点来了。习书记见到这位老太太时，礼貌地欠起身说：“您老请坐下。”随后让工作人员给她倒了一杯茶。老太太跟习书记说，自己生活很困难，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两个儿子先天性失明，一家3口只靠她一个人种一亩地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含着泪水在那里说，习书记一直表情凝重地倾听。老太太讲完以后，习书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您的困难我知道了，政府会替您分忧。”就这样，老太太和习书记道别后就离开了办公现场。谁知道，老太太刚一离开，习书记当即就把市里、区里、镇里三级单位的相关领导，还有福州市福利院的领导叫过来，指示他们把老太太的两个儿子收进福利院生活，老太太日常生活的费用由县、乡、村三级各负担1/3。事情只用了几分钟就布置妥当了。当时，那个老太太才刚走出办公现场没多远，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但是旁边一个在排队等候的残疾人目睹了习书记布置安排的整个过程，他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习书记！我代表全市残疾人向您表示感谢！”

随着习书记下基层调查的深入和接访制度的开展，也有赖于他对困难群体的关心，更多残疾人的问题得以发现和解决。习书记接下来主持出台了一系列扶助残疾人的政策。在几次有关残疾人工作的会议上，习书记和市委、市政府经过研究布置了更多具体举措。比如，鼓励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政策，统筹解决白内障治疗、肢体残疾人的假肢补贴、聋哑人的康复，政府怎么做，出多少钱来做，等等，都有详细规划。福州市的残疾人工作做得好，国家也很认可。

习书记常说，对有特殊困难的人，要给予特殊关心，我们要搞“雪中送炭”。仓山区上渡街道有一个病退的困难职工林孔香，他是先天性左跛子，妻子张筱钦患先天性脊椎炎，18岁的次女智力有障碍，一家4口，残疾人就占了3口，仅靠他每月14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与仓山区的有关领导协商，由区政府出面，并由民政部门调剂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他，让他经营食杂店，并要求民政部门补助给他1000块钱的救济款。就这样，他们一家能在半扶持、半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既减轻了社会负担，也提高了生活水平。习书记对区领导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要特别关心，多为这些人‘雪中送炭’。”这位困难群众对习书记一直非常感激。

台江区有一位孤寡老人叫叶兰梅。1994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她正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年，习书记来到她家里做客。叶兰梅高兴地说：“习书记，我真没想到你能来陪我过年！平时最多就是居委会主任来看我，今天市委书记竟然来了！”也是这个大年三十，习书记还派了几位同志去看望鼓楼区一位81岁的孤寡老人，并给他送上年货。

习书记挂钩扶贫的永泰县葛岭镇溪洋村，由于大樟溪水流湍急，横穿而过，无桥无路，村民的农产品无法卖出。习书记了解情况后，协调有关部门为村里修了一条宽5米、长200米的桥，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福州五中有一个三好学生，身患重病，从1994年10月开始基本都躺在床上，医疗费花了8万多，他父亲陈孟伦借了很多钱还没有还上，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元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给习书记写信求助。习书记对他们一家非常关心，1994年12月11日批示“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救助”，要求区里进行援助，妇联、团委还出面组织了捐款。

这些例子只是很小一部分，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直非常关注这些困难群体。

当年习书记常说，一般群众，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的是良好的公共服务；而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政府就要对他们给予一些特殊照顾。我们不做这些事，怎么能体现党的为民情怀呢？又如何谈得到践行我们的使命呢？习书记每次谈到这个内容，都带着深厚的感情，都是他对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还说过，我们做的工作，无论大事小情本质上都是群众工作；无论大事，还是小情，人家求上门来，肯定都是有困难的，没有困难也不会来找你。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既然管人管物，就应该帮助这些困难群体。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再到后来，我自己也当了市长，当了市委书记，当我努力以习书记为标杆、像他一样去为民服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工作量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是难以坚持下来的。很难想象习书记当年是怎样不厌其烦做这些事情的。这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习书记能够如此为民谋福祉，所凭借的就是一颗共产党人为民奉献的忠诚之心，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初心”。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手上，福州大量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大量的文物得到保护和修复，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梁建勇： 习书记抓工作一直是很全面的，对文化事业也是如此。他对福州的传统艺术非常喜爱，福州闽剧学校是他亲自倡议创建的，至今仍为传承闽剧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习书记同时也认为，福州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应该在弘扬古代艺术的同时，也重视现代艺术的培养。他参加过一些活动，明显感到福州市的现代歌舞艺术水平差距较大，就由市里自费选送了一批学生到北京舞蹈学院委培学习，后来他到北京开会期间还去看望过这些学生。这批人深造以后回到福州，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艺术单位的骨干，有些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习书记到福州市履新之初，就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在习书记手上，不仅现有的文物古迹保护修缮得很好，很多遭到破坏的文物古迹也得到了大量修复。比如，西禅寺、闽王祠、琉球馆等，与林则徐有关的建筑就有三处得到修复，此外还有冰心故居、林觉民故居、邓拓故居等近代文物得到修缮和保护。还对64个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

为了弘扬福州的文化，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还立了不少历史人物雕像。福州有个说法是“四个老头把城门”，意思是四个城门分别有四位历史文化名人的雕像，即南门的林则徐，东门的严复，北门的王审知（ 河南固始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建立者 ），西门的张伯玉（ 北宋官员，曾任福州知州 ）。当时，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不塑一些现代时尚的雕像。到今天，我们才体会到，当时那么做彰显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和文化自信的魅力。

福州市民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习书记当年如何保护三坊七巷。当时一些企业对开发福州古城区三坊七巷很有兴趣，市里还与有关企业签订了整体开发协议。整体开发方案送到市委研究时，习书记在会上强调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他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三坊七巷整体开发就此搁置。2008年，习书记已经到中央任职了，我们去北京出差时专程向他汇报说：“您当年关心保护的三坊七巷一事，现在解决了。”习书记感慨地说：“三坊七巷应该好好保护！当年我们部分同志对问题的看法有局限性，这也是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

习书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感情至深，对福州文物呵护有加，甚至福州的名木古树，特别是榕树也得到他很好的保护。他还让我们组织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做了一套记录福州历史文化的丛书，有《福州古厝》《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谚语》等，共计8本，是一套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我也做了一些编审工作，其中有一本分册《福州古厝》，习书记亲自为它作了序，几位民俗专家对此非常感动。习书记对这套书很重视，去国外出访时，还经常带上这套书送给海外的福州籍华侨。

采访组：福州毗邻沿海，是一个台风、洪水频发的地区，突发事件也非常多。习近平同志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的？

梁建勇： 习书记刚来福建的时候，年龄刚30出头，很多福建的老同志评价那个时候的他，说他老成持重，有远远超越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在应急和危机处置时，越发突显出他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

福建是台风多发地区，习书记是从内地来的，当时福州市委班子成员的年龄都比他大，他是常委里面年龄最小的。然而，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刻，习书记都非常冷静地部署：台风来之前怎么动员防御，台风登陆的时候做什么，台风过后如何开展工作……他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完全超乎我们这些福建人的想象。

还有1992年的特大洪水袭击福州市区，他指挥群众撤离，调集救援力量，他自己也到解放大桥、闽江二桥的桥头去察看具体情况，指出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抢救，吩咐我联系部队直升机帮助中洲岛的群众撤离，还有洪水过后的生产怎么布置，救灾物资怎么调配，所有工作他都做得非常细致，很有条理。

马尾重大火灾，习书记是亲自赶到现场去处置的，我们一般人看到现场会慌乱、心急，一急就会反映到决策上面，往往作出不冷静甚至错误的决策。但是习书记在这种突发性事件面前，头脑异常冷静，每次都是很耐心地听情况汇总，虽然有时候汇报的人声音都会打颤，但习书记仍然冷静分析、综合考虑，作出稳妥决策。

当时，福建的老同志和基层的干部群众看到都很震惊，他们私底下评论说，习书记真有大将风度。

采访组：高效、完善的领导方法，需要领导者自身具有很高的素质，请您从这方面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修养，以及他的修养与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

梁建勇： 与习书记共事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很有领导的责任心和担当，也很有领导的才华和艺术。除了日常细致深入的调研，他处理问题始终有着很强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协调性。习书记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做起，一步一步走上县、市、省、中央的领导岗位。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创新思维，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与时俱进。

领导决策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我们领导干部对社会现象的随机性怎么认识，又如何把握普遍的规律和政策，全面提高治理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能力。习书记就经常从很小的事件、问题中捕捉出制度的缺陷和问题，立即弥补完善，以提高政策的覆盖性和有效性。比如，他从“菜篮子”问题，发现了产供销结构的问题，又看到了农改超的业态发展问题，以及餐桌污染整治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多年，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受益良多。从他的身上，我体会到了领导干部提高个人修养的几个方法。

第一就是“驭己”。人要能驾驭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习书记历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福州工作期间，他的住处很简朴，甚至可以说很简陋，有时他的同学朋友到他家，他会自己下厨房做简餐招待他们，这也是一种律己。这种律己，指的是驾驭自己，有时候人们是限于规章制度，不敢造次。他能在规章制度之外，更严格地驾驭自己，这要有很强的克制力。

第二就是“导人”。习书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驭己”能力，继而就可以引导别人。首先大家会尊重他、会信任他，愿意和他交流。而他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经历丰富，讲话引人入胜，我们每次听他讲话都听不够，也对他讲述的道理深以为然。在他手下工作，我们感到很舒心。这种情况下，他客观上就能很好地发挥“导人”的作用，让我们自觉主动地向他看齐、向他学习。

第三就是“理事”。习书记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很有艺术性的，甚至很多对立的东西，他都可以转化过来。他开会讲话有时限于议题和篇幅，不能展开讲得太多，但他在下面的很多讲话更为深刻，能抓住很多东西的规律，能把握事物互相转化的趋势。他曾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的，掌握转化的时间和趋势，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

无论“驭己”“导人”还是“理事”，习书记都不仅仅是建立在一般的工作层面上，更是建立在“道”和“德”的更高层面上。他有强烈的事业心、有真诚的为民情怀、有敢于对错误决策说“不”的勇气，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共产党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