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书记是胸怀大略大谋大志的领导”

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采访对象 ：洪永世，1942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1984年6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12月至2007年历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至2001年任福建省委常委。2007年3月退休。

采 访 组 ：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 ：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 ：厦门市厦门宾馆

采访组：洪永世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厦门工作，您当时是福州市长。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间？

洪永世： 我一直习惯称呼近平同志为习书记，因为我们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

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我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习书记个子很高，看着很强壮，穿着很朴实、简单，说话也很亲切。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您在福州工作，你们之间有接触和联系吗？

洪永世： 有的。那次见面之后，习书记就到厦门工作了。后来他离开厦门到宁德，省里开会的时候还经常碰面，有时候还互相问候一下，谈谈工作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项南同志并没有介绍习书记的家庭情况。习书记到厦门以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但无论工作生活，还是言谈举止，他与我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一样。

1990年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袁启彤同志调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位置就空缺了。有一天，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乘坐一辆中巴车到福州连江县调研。回城的路上，陈光毅书记在车上，面向大家对我说，老袁到省里工作了，福州市委书记还空缺在那里，让我说说我的想法。我当时就表态说，省会城市很重要，希望调一个年轻的干部来。不久省委决定，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有幸能和习书记在一起工作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在福州搭过近3年的班子，请您谈谈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洪永世： 我一直到1992年12月才离开福州到厦门工作。在福州期间，习书记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一起共事了近3年时间。从班子分工来说，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我管政府这一块，在市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在当时的班子里，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工作经历丰富，作风非常扎实，很有经验，还很民主，也很关心班子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我们班子成员的共同感受。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班子很团结，干劲十足。有什么事，大家一起下去调研、一起商量，然后分头抓落实。

作为班长，习书记非常注重团结班子成员、尊重老同志。我们一起下去调研的时候，各个县、市汇报工作，他都认真听、认真记录。在作最后总结之前，他都会主动让我先说，先让市长和其他班子成员发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方式就很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而不是说他作为书记都“包场”了。还有，但凡涉及项目、资金等用钱的问题，他都让市政府回去先研究再决定，有些市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他会个别讲一下。另外，他会事先让市委办公室把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打印出来，征求市政府这边的意见，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然后再定下来。这既是互相尊重，也是做好工作统筹。

在用人问题上，他会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是任用政府部门的干部，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有重大活动，书记、市长、副书记都一起下去参加调研，共同了解基层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所以，虽然任务很多，工作很紧，但我们班子在一起还是非常开心愉快的。讨论的时候也都没什么顾虑，彼此坦诚，有什么讲什么，完全敞开心扉。

采访组：你们当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洪永世： 我们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比如说到县里、到重要的企业、到省直机关、到部队和学校，我们都一起去。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两天，走村串户听汇报。有时候时间安排不过来，他带一个副书记，我带一个副书记，分两队下去调研。包括“3820”工程的提出，他都通过大量基层调研、收集群众问卷和专家咨询来帮助决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福州，有的来自北京，还有的来自国外，聚在一起对方案初稿进行论证。一个方案的出台，我说是“四易其稿”，实际上远不止4次，每次他都亲自修改。他眼界宽、思路广、站位高，提出了很多高瞻远瞩的修改意见。很多决策是经过调研讨论，集中集体智慧，最终形成的共识。有了共识，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洪永世： 习书记在福州做了很多工作，为福州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他做的10项工作。

第一项是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就是“3820”工程。1992年，习书记主持编制的“3820”工程，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项是推动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习书记刚到福州不久，就开始谋划福州的发展思路。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战略布局，它既是目标也是举措，与“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战略构想一同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体系。

第三项是积极推动旧城改造。由于历史原因，福州过去的城市建设基础十分薄弱，木板房林立、旧屋区连片，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被称为“纸褙福州城”。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后，在全国较早提出和推动旧城改造的“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

第四项是关心和支持平潭的发展建设。平潭是福州市一个特殊的贫困海岛县。习书记多次到平潭调研，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平潭的发展问题，还提出要重视和利用平潭的独特优势。平潭后来的发展跟他当年的重视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第五项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时有发生。习书记来了以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他认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就是延续了城市文化的“魂”与“根”。正是由于他的重视，作为福州名片的三坊七巷才得以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利用，林觉民故居等一批历史文物古迹才得以完整保留。三坊七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之一，它的留存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高瞻远瞩。

第六项是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了许多干部选拔任用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重实绩、重表现，不拘一格选人才，念好“人才经”，等等。

第七项是狠抓落实，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马上就办”这一点在他的调研工作当中就能看出。他说：“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小事，但对群众和企业来说就是大事，要把群众的事当大事来办，能办就要办，而且要马上办。”他下去调研，经常会跟信访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群众都敢讲真话。发现了问题，他就要求“马上就办”。那时候市委还成立一个督查处，群众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解决，都会反馈到他那里去。

第八项是积极推动“四个万家”，就是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习书记提出4条具体要求：一要深入扎实，不搞形式主义，要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为下基层而下基层；二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急”“难”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要讲求工作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解决起来确有困难的问题要耐心向群众作解释，求得谅解；四要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送上门”的工作，通过领导接待日、领导接待周等活动“活血化瘀”，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他对老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完全没有距离，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秘书到老百姓家里去，喝喝茶、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第九项是狠抓作风建设。习书记经常给干部加油鼓劲，让大家用实际行动对人民负责。他曾在党代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把联系群众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习书记要求干部一定要厉行节约、保持廉洁。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1991年3月30日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他特别叮嘱我们：“到基层去，要注意轻车简从，不请吃，不送礼，也不能都要基层主要领导同志迎送陪同，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和制度。”这与他担任总书记后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是高度契合的。此外，习书记还反复强调求实作风。在1992年5月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他指出：“没有一股‘闯’劲、‘钻’劲、‘拼’劲，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是不可能抓落实的。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言必信，行必果；钉是钉，铆是铆；打了雷，就要下雨。”我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执政理念。

第十项是脚踏实地做实事，深入实际做调研。比如，他关心干部成长，关心干部生活，重视效能督查，成立督查处，重视对外交流，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习书记重视调查研究，这既是检查落实情况的过程，也是发现真实问题的过程。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工作有新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是领导机关的基础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这方面，习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到县区基层调研，每次都安排充足的时间，从不走过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福州都牵头编制了长期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战略设想。您怎样理解他当时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

洪永世： 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习书记主持编制“3820”工程，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既要快，更要好”。要办好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慎重谋划。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大的想法和目标，看远一点，把路想好，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办事一般不让政府部门为难，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一旦决定做的事就努力去做。福州旧城改造基本上没花政府多少钱。福州现在变化这么大，跟他当年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有很大关系。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后人检验。比如，关于三坊七巷的保护方案，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和修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习书记说这些时间花得很值，讨论充分了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浪费，把前人留下的财富保护好、开发好，留给后人。他做“3820”工程的时候，也不是一上来就开始做的，而是经过两年的深入调研，真正启动是在1992年初。

我从福州到厦门任职不久，习书记就到省里工作了，先是当副书记，后来当省长。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提出。那是2002年，我已经到人大工作，习书记当时担任省长，他到厦门调研，提出了跨岛发展战略。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考虑到了“两个延续”。第一个延续，是对厦门制定20年发展规划思路的延续，是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体现。第二个延续，是厦门持续发展的延续，厦门刚经历了“4·20”远华大案，各方面工作受到影响，需要提振精神，继续向前发展。习省长那次调研，以及由此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对厦门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给厦门干部群众带来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中央提出办特区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三次就是习书记提出跨岛发展战略带来的思想解放。跨岛发展战略不仅对跨岛扩展发展空间有指导意义，也给干部群众带来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习书记当时严肃地讲，厦门要进一步克服岛民意识，避免在舒适中沉醉，要使干部紧张起来，大干快上。

第二个影响，是让厦门在实际工作中跳出本岛、跳出厦门，让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连得更紧。那个时候，他在福州和厦门都提出了“大城市群”的理念。他说：“今后世界经济竞争的单元不是大企业，也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大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大做强长三角经济带，设立雄安新区，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大城市群”理念的践行，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

为了实现跨岛发展，厦门当时具体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在“两桥一堤”基础上加快集美大桥和杏林大桥的建设。过去交通很不方便，“联系本岛”就厦门大桥、海沧大桥和一条铁路。在习书记思路指导下，建起了杏林大桥、集美大桥，打通了翔安隧道。第二个，在港口方面，省里把漳州港纳入厦门港，实现全省一盘棋，使厦门能够做大。第三个，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几个城市不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第四个，启动新机场建设。要形成一个“大城市群”，老机场运力饱和，需要新机场的吞吐。可以说，厦门这几项大的工程，都是在他跨岛发展战略指导下实施的。

如今，厦门不仅是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还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之一。在习书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和一如既往的关心下，厦门实现了迅速发展。一是2011年厦门经济特区从岛内扩大到全市。二是成立自贸区，开展一些先行先试的工作示范。三是建设翔安新机场，形成全国枢纽。四是把空港、海港、铁路、货运都作为全国对内对外的枢纽港。比如，海沧那个港区，条件很好，当年没有铁路线。习书记当省长时，我在一次省人代会上提出，海沧这边没有铁路会影响和台湾、东南亚的货物往来，如果这一段连上了，就会成为连接台湾和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习书记听了以后，认为开通铁路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就说服铁道部批准，建设海沧港铁路专用线，把台湾和东南亚港口与厦门连起来，现在厦蓉欧班列的起点就在海沧港，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五是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分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在国外办分校的大学，2016年已经开始招生。六是批准闽南佛学院成立校友会。闽南佛学院已经有90多年历史，全国闻名，赵朴初曾在此当过院长。国家批准闽南佛学院在海外招生2000多人，其中还有在金砖国家中当住持、方丈的。佛教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走出去”。现在闽南佛学院有30多个博士研究生，英语、日语都很好，还在做梵文翻译。可以说，厦门今天的大发展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战略规划，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好基础。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具体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永世： 习书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讲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是他作为“一把手”的深远思路。1990年，他到福州当书记的第一天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很好地讲明了他当书记的思路，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是他来这里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向干部学习，向基层学习。他说，工作要有连续性。一个地方的发展，有些好政策、好办法要继承发扬和不断提高，不能朝令夕改。他一来就下去调研，到企业去，到街道去，到省直机关去，到部队去，到院校去。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他提出福州要制定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要考虑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这就是后来的“3820”工程。“3820”工程的提出，为福州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福州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3820”工程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第二点是他讲话体现出的战略性。他提出，福州应该搞成一个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现在国务院批复的福州新城建设规划，实际上就是在他当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基础上形成的。还有，他对平潭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规划，平潭原本是一个海岛，条件很差，但习书记提出不能因为条件差就不发展，要看到这个岛的重要位置，还提出先修平潭大桥，并做了一些前期工作。这为平潭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福州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你们现在看到福州到处都是青山绿水，这与习书记当年提出要做好生态保护密不可分。习书记的理念是统筹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做保护性的开发。例如，他提出保护和扩大西湖，政府没花钱，而是把当时乡镇（ 洪山乡 ）的土地作价，作为乡里的集体资产，乡里将公园门票、公园周边服务设施收入等作为长期收益。如果政府强制征地开发，农民也不会答应。用习书记的方法，既保护了西湖，发展了福州的园林绿化，也节省了政府开支，还为老百姓创了收，乡集体收入有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每年还能用来给农民发工资、养老补助。文化方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坊七巷以及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还有马尾船政文化保护等。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在用人理念上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和论述。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贯倡导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他善于结合具体工作，对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点拨。比如，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他专门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拔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习书记在用人上坚持“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和而不同”。有关这一点，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作了专门强调，指出不能使用“四类人”：“一是对下很傲，摆架子、摆官气，对上又阿谀奉承的人；二是善于钻营的人，整天工作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到处打小报告，特别在领导之间挑拨离间；三是叫作‘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干；四是‘欺上瞒下’说假话的人，这种人作风漂浮。”他的这些叮嘱，我始终牢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对这“四类人”保持警惕。

第四个方面，是非常注重干部的培训和培养。他当书记期间，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抽了30多个年轻干部去培训。第二年，在对外经贸大学也办了一个20多人的班。他经常讲，要重视基层年轻干部的培养，有前途、能培养的就要送他们去培训。他还强调培训一定要保证时间和质量，要去远的地方培训，太近的话心静不下来。清华大学的培训班为期一年半，课程是我去谈的，一共28门课，都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置课程，而且都要闭卷考试。此外，经管学院谁来讲这个课，都要我们自己挑，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对外经贸大学的培训班主要是外语培训，为期一年。这两个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福州乃至省里的骨干。

第五个方面，是他的工作思路十分灵活，善于创新。比如建长乐国际机场，之所以那么顺利，跟他的工作思路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我们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资金怎么来？当时建机场，我们福州还算是早的，省财政能支持的资金很少。习书记就提出，把海外华侨的资金用起来，同时集合整个福州的力量。我们当时发动机关干部捐钱，他也带头捐。那个时候本来工资不高，都只有几百块钱，我们都捐了一到两个月的工资，企业、院校也都捐了。加上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一共是6900万元。这在20多年前可不是小数。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财政再拿一点，国家再补贴一点，就把机场建起来了。

第六个方面，是习书记党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们福州有两个外资企业，都曾经请习书记给他们推荐共产党员干部去当管理者。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习书记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个是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办了一家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主动向市委提出配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到他厂里去当管理人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过训练，有一定经验，管理企业也会得心应手。他直接找到我和习书记。当时习书记很开明，把我们建设局的一个书记推荐给他，由塚本幸司培训了一年，然后做总经理。还有一个是美资企业明达塑胶，老板是美籍华人。他说自己有资金、有技术，但缺乏人才，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个干部。习书记就把马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杜进兴推荐给他了。杜进兴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出来后，当过福州电线厂厂长，然后到马尾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明达塑胶收购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木材厂，交给杜进兴管理，在他手上，这个木材厂又重新运转了起来。为什么外资企业会选择共产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企业当中发挥的作用，让外资企业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是很超前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会如此相信共产党的干部，愿意请党员干部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洪永世： 说到这一点，就要讲讲习书记和这些外国企业家们的接触与交往。习书记与日本实业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作用。

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两次访问日本，都去了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1991年去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的时间比较长，跟塚本幸司先生认识得比较早，我就推荐习书记到他的企业去看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企业给我们培养了人才，我们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塚本幸司非常热爱中国，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对中国很有感情。习书记到日本考察了当时城市的发展，走访了一些大企业，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如实告诉了塚本幸司先生。

那次去塚本幸司家里，塚本幸司问了习书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习书记回答得很好。在吃饭的时候，塚本幸司就问习书记：“您对儒商怎么看？”因为塚本幸司先生喜欢读《论语》，崇尚“半部《论语》治天下”。习书记曾在厦门工作，很了解陈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陈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说：“作为儒商，陈嘉庚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经商与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简朴，在商场上要重信义、守信用，以诚立事。他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并以仁爱之心对待比自己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儒商还要敢于拼搏，要有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气质。”这段对话是当时现场的日语翻译记录的。塚本幸司还问他：“此行感想如何？”习书记说：“日本的先进科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的工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我来说并不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不久的将来相信就能在中国见到，而且我们的产品还会出口到日本。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看了几家工厂，日本员工的工作态度都异常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或无所事事的人。日本农民也十分勤劳。日本现在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塚本幸司对习书记不俗的谈吐非常钦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谈到，在见到习书记之前，本以为共产党人都是“洪水猛兽”，但当看到时年38岁的习书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讲话既有条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经济和商业意识，觉得他是做大事的人，从此一扫心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对习书记心怀敬重、满心称赞。由此可见，习书记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学习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就突出展现出来，这都是有资料记载的。

1992年8月，塚本幸司来福州，习书记把文坛泰斗冰心的题词——“中日友谊源远流长”送给他。习书记在请冰心题词时，跟冰心介绍了活动房引进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种种友好言行，谈到塚本幸司主动向福州市委“讨”专职书记监督企业一事时说：“可谓旁观者清。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东公司的共产党员们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则塚本幸司先生就不会提出招工时要多招聘共产党员，认为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了能办得更好，更不会再三提出要设专职的党支书。”习书记说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当年对党建工作和党员作用的思考。他在跟这些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也反观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习书记当年给塚本幸司颁发了福州荣誉市民证书。塚本幸司一直把证书挂在家里，让儿子、孙子把中日友好精神传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儿子从日本有名的大学毕业，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业，每年都会来厦门看望我，我也问候他父亲安好。

记得是1991年，长江发洪水使安徽受灾，塚本幸司提出要给他们捐赠活动房。习书记说：“你们企业刚刚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习书记这种通情达理的做法，让塚本幸司很感动。

1993年，塚本幸司给习书记、我和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王建双三人写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积蓄捐给福建省委组织部作为培养干部的基金，共5亿日元，折合人民币4000多万元。这些钱不是一次捐的，当时外汇管理很严，他只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点一点地带过来。有时候自己带，有时候让工人帮忙带。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调研、学习，还说这个钱虽然是从日本来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调研，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学习管理和治理经验。这笔钱当时帮助了200多名干部，他们不仅去了日本，还去了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调研。后来省委组织部建立富闽基金会，到现在一直运作下来，专门用来培养干部。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之间的交往。

洪永世： 从我们一开始结缘认识，到后来在福州一个班子里共事近3年，再到后来我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厦门任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福州工作时，我们茶余饭后都会对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当然是以工作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我印象中，他非常爱读书，博闻强记，出门就带着书，人文的、历史的、科技的都会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利用点滴时间来学习。

1990年4月，习书记任福州市委书记。他到任后，就马不停蹄地下去调研，了解情况。没想到，我们9月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我们那个时候下去调研都是坐中巴车，那天我和他还有随行的4个市级领导一起，先在福清调研，午饭后又赶到平潭。回福州的时候，我们分乘两辆车。可能司机没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辆中巴车突然撞到前面的货车上。我当时坐在第三排，虽然没有外伤，但得了脑震荡。习书记冷静处置，井井有条地指挥善后工作，安排治疗、抢救、恢复交通秩序，等等。事后，习书记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

工作之外，习书记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比如我爱人生病的时候，他特意让彭丽媛老师来看望。1992年12月，省委临时决定要把我从福州调到厦门，想到爱人当时身体不好，自己又要离开福州，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有点小情绪。有一天晚上，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专程来到我家里说：“你家属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就留在福州，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1995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坛医院做脑部手术，因为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知道以后，就叫彭丽媛老师到医院去看望我爱人。2010年他到厦门来，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询问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在和习书记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发自内心的真诚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