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奋求知苦觅真理

张太雷原名张曾让，学名张复；参加革命后，改名张春木、张椿年，后因立志“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遂改名太雷以铭志。张太雷小时候，家境艰难。1906年，张太雷的父亲就病故了。为了维持生活，他的母亲到常州张绍曾家帮工，但所得微薄，经常需要亲朋接济。所幸张太雷聪明伶俐，颇得张绍曾看重，因此资助他入学读书。

张太雷读小学时，除课本以外，特别喜欢读历史故事书。他常常仿照《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书中的情节，将同学们分成两组，玩两军对垒的游戏。他的家乡常州是岳飞抗金、太平天国反清的历史发生地，因此他对这些故事格外留意，常常设法找野史笔记来读。而且，他很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看到弱小同学被别人欺侮，总会挺身而出。由于自己出身贫苦，张太雷从小就对穷苦人有同命相惜之情。有一天，他和伙伴们在街道上玩耍，这时一辆黄包车从他们身边驶过，一阵风吹来，刚好把车夫的帽子吹掉了。伙伴们都大笑起来，因为车上拉有客人，他们想看车夫如何才能捡回帽子。正在车夫面露难色之际，张太雷紧跑几步将帽子捡回来递与车夫戴好。伙伴们不解地说：“何必呢？我们正准备看笑话呢！”张太雷却说：“他拉着车子，上面坐有客人，本身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又要去捡帽子，就会更费力气。但对我而言，举手之劳而已，何不帮他一下呢！”

1911年，张太雷进入常州府中学堂读书。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于是他特别注意阅读报纸新闻，了解时势变动。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既读《民呼报》《民立报》《申报》，也读《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和《仁学》；对于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他都找来仔细阅读。学校里有几个教员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经常向学生们讲述邹容、秋瑾等人的革命事迹，张太雷往往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十分讨厌脑后的那根辫子。为表示对清政府腐朽统治的反抗，他与同班同学瞿秋白带头剪掉了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带头上街游行庆祝，宣传革命主张。

辛亥革命后，国家政权被北洋军阀篡夺，社会依旧动荡不已。1915年，袁世凯又与日本签订几乎要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张太雷亦为之痛心不已，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而袁世凯为了要当皇帝，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张太雷的这些爱国举动，引起校方不满。不久，校方就以张太雷“素行不道”、擅自组织罢课为借口，强迫他离校。同年秋，张太雷考入北京大学法科，不久又转入北洋大学法政科临时预备班。1916年秋，张太雷正式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张太雷看后深受启发，从此开始努力去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次，他的中学校友来访，谈及人生未来规划，张太雷坚定地说：“做人要整个儿改，我以后不到上海当律师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有走十月革命的路，才能救中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张太雷积极参与其中。他组织同学们到乡村去演讲，由于言辞痛切、激情澎湃，听讲的百姓大受鼓舞：“先生讲话真对。能一月来一次，使大家永远不忘才好。”返回市区时，他们又利用等火车的时间在车站月台演讲，“听者塞途，人人点头称是”。及至他们上了火车，听讲的群众依然“相聚不散，引颈遥望，似恨时间短促，不能尽所欲闻”。8月，为营救被捕学生，张太雷作为天津学生代表赶赴北京，与北京的同学们一起到总统府请愿，慷慨宣示：“如果需要，我们可以随时抛头颅、洒热血，绝不迟疑！”由于同学们的勇敢斗争，北洋军阀政府最终释放了被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