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原则的“小列宁”

陈延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是安庆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陈独秀年轻时就背叛了家庭，走上革命之路。因此，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在母亲的陪伴下成长。陈延年小时候浓眉大眼，皮肤粗黑，大人们都觉得他不像一个读书人。但实际上，他十分聪明，且读书用功，经常想方设法借书来读。在陈延年的家乡，有一位满腹经纶、对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读书人，名叫汪洋；重要的是，汪洋家有很多藏书，且待人和善，这给儿时的陈延年提供了扩展视野的绝好机会。1907至1908年间，安庆先后发生两次反清革命，虽然未能成功，但革命党人徐锡麟、熊成基的英勇故事给陈延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从12岁起，陈延年先后在安庆尚志小学和全皖中学读书。安庆有座迎江寺，住持月霞和尚原系革命党人，后遁入空门。陈延年与月霞和尚来往，听其点评时局，暗下决心要以革命党人为榜样。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遭通缉被迫流亡日本。袁世凯派倪嗣冲督皖，倪嗣冲想抓陈延年邀功，所幸陈延年事先得到消息逃到乡下，方才躲过一劫。讨袁爱国志士血洒长街，本已使陈延年痛心不已；自己又遭袁世凯爪牙追杀，更让他气愤难平。这段刺骨铭心的经历，让陈延年认识到，不推翻腐朽反动的军阀政府，中国将永无宁日。

1915年，陈独秀返国，他将陈延年接到上海读书。1917年，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延年则继续留在上海读书。对不到20岁的陈延年而言，这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父亲每月寄来生活费10元，但交过学费后就所剩无几。他只好半工半读勉力维持。据陈延年的同乡潘赞化回忆：陈延年曾经有一个时期居无定所，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饿了只能就着自来水吃一些饼，“冬仍衣袷，夏不张盖，同与工人做工，故颜色憔悴，人多惜之。”对于这一段在外人看来困苦不堪的日子，陈延年却视之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历练。对陈延年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陈独秀亦颇为赞赏。当有人向陈独秀提到陈延年的“惨况”时，陈独秀就会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延年对此热烈赞成。当闻知父亲在北京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陈延年义愤填膺。别人问他：“形势如此恐怖，你难道不怕危险吗？”他愤愤而答：“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为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12 月下旬，陈延年乘船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陈延年逐渐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清晰的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1922年6月，在陈延年等人的推动下，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陈延年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1923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陈延年等12人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虽然不懂俄语，学习上有很大困难，但陈延年一点也不气馁，他抓紧每一分钟时间认真学习。据他在苏联的同学回忆：陈延年平时说话不多，沉默寡言，对于琐碎问题更是不置一词。但每当同学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时，他却一瞬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充满了激情；他总是热烈地发言，把自己的观点看法清清楚楚地阐述出来，不隐藏一丝一毫。他常常为了弄清楚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而同别人展开持久且激烈的辩论，即便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介意。同学们对此甚为好奇，询问他为何在理论争辩时与平常判若两人，他说：“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我们应该向列宁学习，在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点马虎。”同学们钦佩不已，称其为“小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