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苦行僧”

1924年夏，陈延年接中央指令，结束了在法国和苏联四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国。回国后，他被派往广东，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1925年春，陈延年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以及香港、南洋各地的党组织。陈延年甫一就任，即着手整顿领导机构，除大力加强组织部、宣传部等部门的力量外，又设立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运动委员会，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创设了军事委员会。包惠僧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自陈延年、周恩来两同志到达广东工作以来，工作重新部署，党的组织和纪律都谨严起来，学生、工人、妇女、军事及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都有了平衡的发展。”在陈延年的领导下，广东党员人数大幅增加，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已有党员9000多名，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战斗力最强的地方党组织，陈延年因此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深情地说：“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在广东工作期间，虽然担任了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但陈延年对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坚持平常朴素的原则。那时，他每月都会按组织规定领取30元生活费，除了交伙食费和留下必要的零用开支外，他将剩余的钱款全数充当党费。此外，他还常常从本就不敷使用的零用开支里硬生生挤出一些，捐作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的经费。为了更好地发动工人，他常常亲自到工人中间做宣传鼓动工作。人力车夫是广州工人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长期没有组织起来，其内部也存在着以省籍划分的派系斗争。为解决这个问题，陈延年主动去学拉黄包车，和车夫们交朋友。他身体健壮，肤色黝黑，拉起车来有模有样，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信任。看到年老病弱的车夫没有生意，他就主动帮他们拉车，赚取的车资则全数交还给他们。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老陈”，没有人想到他会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次，他专门把大家集合起来说：“我们大家都是拉车的，不应有地域之分；我们今天困苦的原因，完全是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只要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人力车夫们听了无不赞同。在陈延年的努力下，人力车工会很快组织起来，并且在其中发展了很多党员，此后在广州起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广州，陈延年并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通常是忙完一天的工作，就在区委机关办公室打地铺睡觉。他购置了一床简单的铺盖与一张帆布行军床，平日里放在办公室书架顶上，晚上等同志们忙完离开，他就打开行军床铺上被褥休息。组织上觉得这样始终不是个办法，同时为了安全起见，在广大路广大一巷给他租了一间房子。可是不久，区委有位同志要结婚但没有房子，陈延年就主动把住处让出来给他们做婚房。

虽然陈延年曾留法、留苏四年，但在不认识他的人看来，实在与国内没留过洋的人没什么两样，一点也不像个“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的留学生。唯一能反映出陈延年留学经历的只有一套他从苏联带回来的旧粗绒服。他把这件衣服一直带在身边，陪伴他度过一个又一个寒冬。他从不额外置办衣服，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有一次，他发现一位刚从广东大学调到区委机关工作的青年党员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立刻皱起了眉头。“你的西装哪里来的？”陈延年有些不快地问道，这位青年党员似乎没有发现陈延年情绪的微妙变化，他欢快地回答：“来机关工作后，领到了生活费。作为对自己的犒赏，我就买了这套西装。看看，漂亮吗？”听到这些，陈延年的眉头不由得更加紧锁起来，他知道，在这个敌我斗争异常残酷的环境中，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之所以最终与革命分道扬镳，就是从追求物质享受开始的。他觉得，必须尽早掐灭这个青年党员身上追求享受的苗头，于是说道：“现在，革命斗争还很艰苦，党的经费亦不充裕，很多同志都是为党无私奉献。我们在机关工作，虽有生活费可领，但这生活费来自下面的同志们一分一厘节省出来交的党费。我们在上级机关工作的人，怎么忍心用同志们的心血来购买这些奢侈的西装呢？！我们是党员，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只讲享受，要艰苦奋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被任命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面对敌人制造的白色恐怖，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时，他暂住在赵世炎家里。赵世炎深知他一工作起来就什么都不顾，特意嘱咐自己的妻子说：“陈延年同志是一个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人；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要在生活上好好照顾他。他是我们党重要的干部，千万不能让他因为太过疲累而倒下去。”赵世炎夫妇经常劝陈延年要多休息、注意身体，可他的回答总是“标准答案”：“不要紧，我能挺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