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时代的洪流

李大钊乳名憨头,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的父亲李任荣早年患肺病,身体虚弱。李大钊出生的前一年即1888年5月,冀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李任荣受到惊吓以致病情急剧加重。1889年春天,李任荣病逝了,时年仅23岁,留下身怀六甲的妻子周氏。李任荣的去世,让周氏悲伤不已,李大钊一岁半时,周氏也去世了。李大钊后来回忆这段悲惨的经历时曾说:“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养育成人。”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是一个勤快的庄稼人,生养有三个女儿;为了接续香火,才将侄子李任荣过继到自己家里来。现在,眼见儿子、儿媳先后身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家庭悲剧让他痛心不已。因此,李如珍对这个仅有的孙儿极尽关爱。后来在李大钊读私塾时,李如珍特意请先生给孙儿起名叫耆年,字寿昌,祈愿他健康多福。
李大钊极受祖父疼爱,李如珍时常把他带在身边,既带他认识花鸟鱼虫亲近自然,又随时教他识文认字,教导他要知书达理。李大钊家附近有一座古庙,时常有人聚赌。一次,李大钊觉得好奇就去围观了一会儿,祖父知道后非常生气,罚他在烈日下劳动以示惩戒。众人相劝时,李如珍指着房梁严肃地说:“小孩子好比一棵小树,应当随时修理,这样才能长成栋梁之材。”由于李如珍的严格教育,李大钊自小就树立起了明辨是非和踏实做人的道德标准。
7岁时,李大钊到村子里的私塾读书。李大钊天资聪颖,兼以勤奋好学,因此学业进步极快,以至于仅仅过了三年,私塾先生就自感才学不济而请他另择良师。1900年,李大钊到乐亭县城北的井家坨跟随曾为国子监优贡的黄玉堂读书。黄玉堂思想开明,对李大钊启发很大。一次,黄玉堂给学生们讲太平天国的历史,言谈中不免流露出惋惜之情。李大钊听后深受感动,他对老师说:“洪秀全的很多主张都合乎人情、时运,可为什么要说他是造反呢?太平天国鼎盛时拥兵百万、拓地千里,怎么就失败了呢?但洪秀全终究是大丈夫,我长大后当效法于他。”当时正值清末,清政府对任何威胁其统治的言论都严加监视。因此,黄玉堂虽然欣赏李大钊的才思胆魄,还是赶紧提醒他说:“汝勿言不能之言,欲求免祸,先求慎言。”
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府中学读书。当时,清政府正处于崩溃的前夜,教育上科举制已经废除,新学正在勃兴。因此,在中学期间,李大钊读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著作,也知道了同盟会的成立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事迹,思想进步很快。两年后,他的祖父李如珍病逝。没了祖父的支持,李大钊顿时面临失学的危机。幸亏这时李大钊已经结婚了,在妻子的支持下,李大钊于1907年夏前往天津求学。当时,天津有三所学校正在招生,分别是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长芦银行专修所都录取了李大钊,这让他一度很为难。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想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但家中经济又很困难,全凭妻子一人支撑,如入读长芦银行专修所则可很大程度上减轻经济压力。于是,他给大伯父李任元写信,李任元见信后马上给他回信:“你要逛山就逛高山,你要游水就要游大海,应当继续求学深造。”在伯父的支持下,李大钊决定进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当时,国家贫弱、社会动荡,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学生也是思想混乱、扰攘异常。一次,同学们畅谈人生理想,有人说要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有人说愿做一位名士,游历山水;也有人认为生逢乱世,“今朝有酒今朝醉”,应该及时行乐;更有人懵懵懂懂,不知人生理想为何物,糊里糊涂虚度光阴。听着同学们高谈阔论各抒己见,李大钊笑而不语。一位同学说:“守常,你的理想是什么呢?”同学们的目光都投了过来,李大钊顿了一下,严肃地说:“我的理想,就是要投入时代的洪流,改造我们的中华国土,不愧为黄帝的子孙。就我个人来说,我活着只希望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我死后,一不要棺椁,二不要埋在地下,我希望把我的尸体扔进大海里,喂肥鱼虾,供民食用,也使人民得到一点好处。这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也开展了罢课斗争。学校教员白毓昆是同盟会员,参与发动滦州起义,事败被捕。当清兵要杀害他时,白毓昆挺立不跪引颈高呼:“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杀则杀耳,何迫辱为!”白毓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李大钊感佩不已,此后每当路过滦州,他都会感慨“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虽然退位,但民国政权又被北洋军阀篡夺,社会黑暗动荡一如从前。李大钊对此愤愤不已:“革命之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不难看出,这时的李大钊已经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了。
1913年冬,李大钊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日本,李大钊深深地感受到国家贫弱所带来的耻辱。一次,李大钊参观东京“游就馆”,发现里面陈列的很多展品都是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中国掠夺而来的宝物。睹物伤怀,李大钊不由感慨:“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唯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这一时期,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已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并且出版了介绍马克思学说的著作。李大钊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最基本的认识。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6月,应汤化龙之邀赴北京办《晨钟》报。李大钊原本想借办报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但很快发现汤化龙不过想通过拉拢利用他收买人心而已,遂毅然离职。1917年1月,李大钊受聘为《甲寅日刊》编辑,发表了许多批判黑暗时局及旧礼教的文章,着重“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引起守旧派的仇视。7月,张勋拥戴废帝溥仪复辟,李大钊被迫避走上海。正在李大钊愁苦愤懑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国情与俄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完全可以以俄国为师,实现民族的自救自新。从此,他开启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而努力奋斗的人生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