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一呼群山应

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他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之伟大，指出“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这篇文章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此后他又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以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表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态度。

五四运动爆发后，斗争形势的发展催迫着李大钊将全副身心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中去。1919年整整一年，他笔耕不辍几无闲暇，平均不到一周就写成一篇宣传文章。1919年9月，经李大钊等人营救，五四运动期间被捕的陈独秀出狱。李大钊欣喜之余，写下脍炙人口的诗歌《欢迎仲甫出狱》：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陈独秀出狱后受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之邀赴武汉演讲，北洋政府得知后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再次将他逮捕。李大钊获知消息后，立即安排人提前将陈独秀接到并隐藏起来。之后，陈独秀化装成下乡收账的商人，李大钊化装成伙计，乘着一辆骡车逃出北京。由于陈独秀不会说北京话，沿途需要出面交涉的事情由李大钊一手操办。到达天津后，陈独秀乘船前往上海。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李大钊与陈独秀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达成共识，那就是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就此，也给中国革命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就此拉开帷幕。

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发起人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19人。同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在北京为其举行了欢迎会、演讲会，还召开了座谈会。期间，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进行了深入交流，对筹建中国共产党达成一致意见。为了给建党打下牢固的基础，4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前往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这期间，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仅仅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他明确指出：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5月，陈独秀在上海准备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但对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犹豫不定。陈独秀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回复就叫共产党。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李大钊高兴地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今后要努力耕耘，辛勤工作，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小组的活动地点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办公室里，小组的活动经费因暂无着落，李大钊遂宣布每月捐出工资80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不仅筹办起了工人夜校，还创办了《劳动音》杂志，很受工人们欢迎。1921年3月，李大钊前往郑州等地视察和指导工人运动。他来到郑州工人中间，热情地向大家发表演讲：“工友们，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呢！”李大钊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工”字，又在下面添上一个“人”字，就变成了“天”字。“工友们好好努力，工人的前途远大得很呢！”他接着说，“咱们中国四万万同胞，两万万男子，两万万女子，要并肩前进，建设一个好的中国！”在李大钊的鼓励下，郑州工人夜校很快办了起来。

在1921年6月初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又派马林与尼克尔斯基来华，他们先到北京与李大钊会面，进一步就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等问题交换意见。会面结束后，李大钊委托邓中夏陪同马林与尼克尔斯基赴上海。马林到达上海后与陈独秀取得联系，建议早日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6月中旬，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开会，推选赴上海参加“一大”的代表。那时，李大钊正忙于主持北京教师索薪运动，且将主持于7月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其他人也因工作不能分身。正好张国焘已在上海，刘仁静又要赴南京开会，会后可就近转赴上海，遂决定由张国焘、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参加“一大”。

虽然中共“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因公务繁忙而未能亲自参加，但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都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与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是有事实依据的。因此，虽然未出席“一大”，但丝毫不影响李大钊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关于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老革命家林伯渠“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的诗句，应是最为准确而贴切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思想创建在先、组织创建在后。组织创建，始于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正式成立；但思想创建，则肇始于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李大钊于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创建阶段最重要的党课教材。毛泽东曾说，五四时期“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关重要的思想创建阶段。对于自己年轻时思想上的转变，毛泽东曾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对身边的同志感叹：“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大钊是当之无愧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领袖。关于这一点，就连年长他10岁、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党的书记的陈独秀也曾自谦道：“‘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