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漫道唯“求是”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副院长竺可桢

竺可桢 （1890.3—1974.2），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近现代科学救国和科教兴国的先行者。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1910年公费留美学习。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国，先后受聘于武汉、南京两所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南开大学。1928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建气象研究所并任所长。1936年任浙江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技协会副主席，以及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会长及名誉会长等职务，并先后当选为一至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气候区划》《东南季风与中国的雨量》《中国气候概论》《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等。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兼该部主任。

三乐康复老年公寓位于北京通州陈各庄，老人们在这里快乐地生活着，无忧无虑，颐养天年。91岁的竺安先生也在此居住。2020年9月15日下午，我们见到了这位眉清目秀、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就是竺可桢的小儿子。竺安先生虽然出生在异地，但家乡之情十分浓烈，见到家乡来客，不禁喜形于色，招呼我们落座闲聊。

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转到他的父亲竺可桢，竺安先生说：“我父亲对老家上虞很有感情，我当年也与茶叶专家吴觉农先生一起回过上虞。如果身体条件可以，我真想在有生之年，再回家乡看看。”

我们与竺安先生攀谈了一个多小时，离别的时候，竺安先生在我们的签字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欢迎家乡来人看望我，祝愿家乡，祝福家乡。”

在竺安先生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竺可桢先生的影子。

迈上求学之路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小镇上一户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满心喜欢，为小儿取名可桢，桢是筑墙用的支撑木柱，引申为可用之材，寄予了长辈的深切希望。竺嘉祥和妻子顾金娘开办了承茂米行和源泰烛淘，诚实勤劳的经营和辛苦操持，保证了还算殷实的家境。竺可桢出生那年，他们在东关米市街小河对岸新建了住房，这个被称为竺家台门的老房子也就是保存到今天的“竺可桢故居”。

竺可桢的兄长竺可材曾和一代国学大师马一浮同年赶考，分别获得第五名和第一名的成绩。成了秀才的竺可材认真地教弟认字读诗，竺嘉祥又聘请道墟塾师章镜尘来家设馆课子，这位启蒙老师旧学渊博，为人正直，对竺可桢影响较大，一直到晚年，竺可桢还与塾师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898年维新派主张改革教育制度，东关镇引领新风，在1899年就诞生了第一所中西结合的新式学校“毓菁学堂”，9岁的竺可桢也从私塾转到了小学，一读就是六年。新式的西学教育为他打开了追求新知的窗口，从小对自然现象感兴趣的竺可桢似乎从这里看到了奇妙的前景。因为家境渐趋困顿，1905年春竺可桢以优等成绩从小学毕业后，听从父命选了有助学金的绍兴东湖法政学堂即东湖书院就读。因为不喜欢书院的刻板课程，竺可桢向家里提出转学，竺嘉祥就按绍兴乡间的办法找朋友做了一个“会”，也就是临时筹集资金，同时也得到了镜尘塾师的支持。1905年秋，竺可桢考上了由宁波镇海籍商人叶成忠在上海捐资兴办的澄衷学堂。

在澄衷学堂，竺可桢格外珍惜学习机会，他将“醒来即起”的小字条贴在床边，每日自我激励。当年同学胡适看到他生活俭朴身形瘦弱，曾开玩笑说，“此君活不过二十岁”，竺可桢听了也不恼，反而下定了“为学习健体魄”的决心，养成了终身受益的锻炼身体的好习惯。竺可桢学业好，待人又诚恳，曾被同学们推举为班长。1909年春，竺可桢进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这一阶段的学习为竺可桢打下了扎实的新学基础。

1910年，在第二期庚子赔款留美考试录取的70人中，竺可桢获第28名。一开始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就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毕业获农学士学位。竺可桢迫切地想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但他感到美国的大型农业并不适合中国的小农经济，因此改学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理科——气象学，而气象学正好又是一门新兴的自然学科，他就改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攻读气象学，1915年获得硕士学位。庚款留学原规定以五年为期，为继续深造，竺可桢又申请延长学时三年，1918年发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等论文，获得哈佛气象学博士学位。

在哈佛深造的五年，竺可桢掌握了气象学等专业知识，迈入了气象科学领域的先进行列。他陆续发表了《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台风中心之若干新事实》等紧密结合中国气象实际的论文，被吸收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获得了伊麦荪奖学金。求学的同时，竺可桢还深入了解了哈佛大学的历史，对前校长埃利奥特以40年不懈之努力，将哈佛改造为世界知名学府的成就深感敬佩，对哈佛的学风、学制也多有赞许，这对他日后管理浙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留美学习期间，竺可桢为实践科学救国的抱负，于1915年参加了中国最早在国外建立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并很快成为科学社的骨干，在该社主办的《科学》期刊担任编委，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和科普文章。这个社团后来搬回国内，创办科学事业，出版《科学》和《科学画报》期刊，举办研究机构，举行学术年会，参加国际科学活动，直到解放初期才告结束。科学社对倡导、推动我国的科学事业起到了较大作用，竺可桢身为其连续30多年的重要骨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为专业翘楚

竺可桢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有10年时间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后改建为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等，并在东南大学主持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含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的地学系，广聘良师，扩招学生，声誉日起，受到当时学界的重视。东南大学地学系与历史较久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南北相映，成为当时中国培养地学英才的两处摇篮。竺可桢以欧美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等组织教学，编写了代表当时先进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地理通论》和《气象学》讲义，培养了如胡焕庸、张其昀等我国第一代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家，这些专家成为我国这两门学科奠基时期的重要力量。在气象研究所建设之初，由于中国气象专业人员的极度缺乏，还办了好几期气象人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专业气象人员。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这是当时我国最高的学术机关。这一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创建气象研究所，之后他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历经八年多的艰苦奋斗，不仅在南京北极阁山巅建成了气象研究所，还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完备的气象台，开始有条理地开展地面气象观测、高空观测、空中微尘观测、气象情报的集中和分区广播、天气图分析和预报、物候观测等部门比较齐全的气象工作，兼及地震工作，还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布设或合办了28个测候所，包括泰山、峨眉山和远至拉萨的测候所，又推动和协助国内其他省份设立站台，从而构成了我国最初的气象网络。

同时，竺可桢带领当时还较薄弱的研究力量，完成了20多篇开拓性的研究论文，逐步培养起后来发挥重要作用的技术力量。经过大约10年的苦心经营，到1937年9月初，即南京政府撤退前夕，竺可桢在10年前回国时的愿望得到了初步实现。气象研究所在仪器设备、图书刊物、人员素质、业务范围、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早已超过当时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规模最大的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成为我国气象研究的中心和实际上的业务指导中心，也是气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初步奠定了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基础，并通过政府收回了外国人垄断中国气象观测预报事业的权利，改由中国人主持此项工作，外国人只能做观测项目。

在担任繁重教学工作的同时，竺可桢仍保持科学家对科学事业的饱满热忱，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传播工作。仅从1918年至1928年年初这段时期，竺可桢就先后在国内外科普刊物上发表了60多篇有关科学和教育的文章，其中气象方面约占一半，地理方面也有较多内容，对其他如航空、历法、优生、农业等领域亦广泛涉猎，以竺可桢这一时期发表论文之多、思虑之深、范围之广，可见其创作力的旺盛与视野的开阔。

从创建气象研究所之日起到1936年4月去浙江大学任职的八年间，是竺可桢专心致力于气象科学研究的时期，我国许多开拓性的气象著作，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竺可桢文集》编辑小组搜集到他公开发表的著作270篇，约60篇是在这八年间完成的，其中约50篇是气象论著或者是和气象有关的著作。

在1948年以前，竺可桢一直专任或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被行政工作占去了一定精力，但竺可桢科学安排，将研究工作做到极致，他从搜集资料、查阅文献、分析论证，直到完稿，总是亲自动手，不厌其烦，因而熟悉研究的全过程。他的著作旁征博引，选材精练，论据可靠，剖析周详，令人折服。

竺可桢是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第二届评议员，在1948年3月28日的评议会上，竺可桢当选为新建立院士制的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之一，9月份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会议上，他又被选为第三届评议员。

坚持“求是”精神

正当竺可桢一心一意致力于我国气象科学事业的时候，1936年春，他被当局选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重大转折，也是他思想上引起变化的一大契机。这个时期，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从孕育到壮大，成为他精神世界的硬核。

1935年年底“一二·九”运动中浙大学生驱逐校长郭任远，教育部准备另行委派校长，一些党政要人举荐了竺可桢。1936年2月21日，蒋介石会见竺可桢，意在要他接任校长一职，而竺可桢还想着专注于他已经做了20多年的地理学、气象学的教学和研究，也觉得自己不善于也不屑于同官场打交道，内心犹豫不决，就推说要和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定。但很多学生、亲友都劝他不要放弃，大家认为学者文人在关键时刻也要挺身而出为众人效力，反复考虑后竺可桢决定接受提名。

竺可桢是经东湖书院时的同学邵元冲介绍认识其妻妹张侠魂的，两人情投意合，于1919年年底结婚。张侠魂出身湖南湘乡书香门第，其父张伯纯是同盟会成员。张侠魂对竺可桢说：“正因为现时大学教育问题众多，办教育者风气不正，有抱负的正派人更应该毅然出来担任校长，用实际行动做出榜样来。”夫人的鼓励以及他内在的强烈责任心，激发了竺可桢从小熟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人宏愿。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原来他只希望负责过渡时期，姑且当个一年半载的校长。不意此后的13年，竺可桢多次辞职而未获准，不得不以主要精力主持浙大工作，并仍兼气象研究所所长达10年之久。在这13年中，竺可桢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到浙大的第二年，抗战爆发，战火燃向杭州，竺可桢带领全校师生西迁，由浙而赣、桂、黔，四易校址，跋涉五千里，最后落脚黔北遵义湄潭，直到抗战胜利后迁返杭州。这许多年师生共患难同生死，可谓沉浮人生，艰险备尝，后来有人赞誉这是浙大师生“文军的长征”，成为中华教育史上的光辉一页。

1938年11月1日，西迁的浙大在广西宜山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亲自为师生作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第一次阐释“求是”的意义。他指出：“求是”就是指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怎样才能达到“求是”？最好的路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应尽自己的力量去实行，“盖有舍身以取义，未闻求生以害仁。义所当死，死贤于生”。同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提议后，大家一致通过，“求是”便作为浙大校训定了下来。

竺可桢提出“求是”说，也得益于从小的家庭教育。幼时母亲就经常给他讲滴水穿石的故事，教育他做人做事要达到“精、诚”境界。按竺可桢的认识，“求是”即“（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做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强调“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必须身体力行。

竺可桢最让世人敬仰的，就是他一生倡导、践行的“求是”精神。竺可桢之令人怀念和崇敬，固然同他的卓越贡献和光辉历程有关，更在于他贯穿其中、笃信力行的“求是”精神。在抗战的艰难岁月，竺可桢认为要“以科学之方法，悉今日之急务”，他一再明确，“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时利害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所以他特别崇扬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号召师生为学问而努力，为民族而奋斗。

竺可桢倡导办综合性大学，各学科才能渗透，相互影响，“百川归海，方成其大”，为此，他请马一浮先生为浙大作校歌，歌词首言“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大家也明白，“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为学为人，当以追求真理为依归。在广西时，竺可桢还和学生们一起聆听马一浮所开的讲堂，明“理气”、强“知能”，深深地体味王阳明学说，和学生们一起谋求精神上的成长。竺可桢以“求是”精神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也是想与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相对照，以哈佛大学为蓝本勾画浙江大学。

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是竺可桢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在竺可桢和同事们的精心组织下，浙大在西迁东返过程中，师生职工和图书设备等几乎全部安全，每到一地他们草草安顿即上课实习，从不因搬迁而耽误荒废学业，这在内迁各大学中极为罕见。从接任开始，竺可桢果敢改变前任所推行的一切军事化的强制教育方式，实行兼收并蓄、学术自由的教学，推行导师制，增聘好教授，逐年增建院系，加强学术研究。竺可桢始终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竺可桢英明决策选校址也是值得一记的事。在抗战西迁过程中，主要的大学都集中在重庆、昆明等大城市，这是很自然的。但竺可桢却以超人的眼光，避开了大城市，将校址选在了贵州遵义湄潭，竺可桢认为，贵州这些偏僻地方没有敌机轰炸，教授们能安心进行教学和研究，而且当地物价相对较低，教授们虽然工资不高但不至于太过艰苦。秀丽的风景既定了人心还能陶冶人的性情，所以教授们在那段时间里出了大批的研究成果。科学家谈家桢回忆，“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好好感谢竺可桢先生，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这种美好的研究环境。”竺可桢尝试“教授治学”到“教授办校”，极大地提高了学术水平，提升了学校地位。提倡学术自由、尊重人才加上同甘共苦，使大家在当年的极度困境中也能安贫乐道、团结不散。浙大由离杭时的3个学院16个系到返杭后的7个学院27个系，规模明显扩大，并赢得了“东方剑桥”的美誉。浙大这所普通的地方大学成为全国一流的著名高校，竺可桢功不可没。

竺可桢一直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提出要培养“能转移国运的人才”，其间有《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大学教育与民主》等多篇文章论述教育问题，在艰苦环境里浙大培养出了李政道、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君子爱人以德”，尤其难得的是竺可桢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在浙大西迁中，为保护师生，他不顾个人安危，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当学生受反动当局迫害监禁时总是奔走营救不遗余力。在竺可桢赤忱爱护和“求是”校训熏陶下，浙江大学的民主传统和爱国、正义、进步的力量不断增加，被时人誉为“民主堡垒”。

“求是”是竺可桢为浙江大学定的校训，而“求是”更是竺可桢一生治学、处事、为人的准则。他一再指出，“求是”就是追求真理，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是探求真理的科学家应取的根本态度。竺可桢主张尊重客观实际，反对违背科学规律的浮夸行为，一再强调“求是”精神贵在实践，而他本人就是实践的典范，有几件事可做印证。

其一是1947年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捕杀害事件。于子三在刑讯逼供中被残害致死，省特务头子诱迫竺可桢签字证明于子三是自杀，遭竺可桢的断然拒绝。事后，竺可桢在南京接受报界采访时公然申言“此事将成为千古奇冤”，使一些国民党喉舌报纸制造的于子三是“畏罪自杀”的谎言立即破产。浙江省主席见报后即急报蒋介石，称竺可桢有意煽动学潮，蒋介石即命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竺可桢当面公开更正，竺可桢毅然答复“报载是事实，无可更正”，实践了他只问是非不计个人利害的“求是”精神。

其二是乌云翻滚的1968年2月，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座谈会上，不少人附和所谓科学院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或称黑线统治的谬论，竺可桢虽处政治压力下，但发言不予苟同，他表示：现在我们能够自己制造所需的仪器，能够培养高级科技人才，能够并有信心解决一切疑难问题，科学真正在我国落地生根，这是解放以前所梦想不到的，而在18年内统统做到了，这能说不是红线主导的吗？

在学术问题上他同样坚持“求是”精神。早在19世纪40至50年代，苏联在生物科学领域以政治手段盲目推崇李森科而排斥打击摩尔根学派，此风在50年代也波及中国。竺可桢颇不以为然，他曾在植物学家林镕和农学家过兴先的陪同下，亲自面询当时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李森科，问他在遗传学研究中对有关生物化学应用有何看法，李森科竟说自己根本不主张使用生物化学的方法来研究遗传学。这位显赫一时的权威如此回答实在让竺可桢惊讶不已。1956年竺可桢亲自主持了遗传学座谈会，强调遗传学领域内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性，并对强加于摩尔根学说的错误帽子做了分析批驳，提出了正确对待摩尔根学说和米丘林学说的意见。当时，被誉为“中国摩尔根”的谈家桢教授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竺可桢公开为他鸣不平：“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对学术研究怎么可以戴政治帽子？”谈家桢后来回忆说：“在那样的气氛中，知识分子已是噤若寒蝉，他却敢于站出来为坚持真理讲话，我是终生不忘的。”

又如20世纪50年代来中国参加自然区划工作的苏联专家，对中国自然情况了解不深入，将亚热带北界划到东北北部和新疆北部，我国也有些人认为是“苏联老大哥”的学说而予以附和，竺可桢则认为温度带划分不仅要考虑温度，而且要考虑作物生长状况，公开著文主张亚热带北界划在淮河—秦岭白龙江一线，得到学界公认。在当时“全盘苏化”氛围下，公开提出与苏联专家不同意见，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矢志不渝的追求

科学家、教育家是竺可桢的社会角色，纵观竺可桢的一生，他经历了由爱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历程，这在知识界老一辈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爱国奉献恰是他的生命底色。

竺可桢生长在清末丧权辱国、苦难深重的时代，青少年时就滋长起强烈的爱国思想。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成为他一生从事任何事业的出发点。他公费留美之所以先学农后学地理气象，就是因为我国以农立国，准备学成报效祖国。他在创办气象研究所的全过程，都着力抵制帝国主义在华气象机构的霸道行为，发展自己的气象事业，为国家争光，为人民造福。他早就希望举国一致抗战，对学生的抗日活动无不热情支持。他的爱国思想深入贯穿在他的科学论著和制定的大学教育方针之中。如发掘沈括、徐光启等古人在科学上的贡献，以弘扬民族文化；如以育成天下为己任作为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等等。

竺可桢在西方教育熏陶下，养成了崇尚民主的思想和习惯，重视科学和民主在我国的进展。他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曾对南京政府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寄予很大希望，但自从1933年特务暗杀了民权保障同盟干事、竺可桢好友杨杏佛，以及看到在一些政府大员中盛行的贪污腐败现象后，竺可桢感到越来越失望。在10多年的浙大校长生涯中，他一方面不断接触青年的爱国正义，一方面亲身感受特务横行、爱国师生屡遭迫害等蹂躏民主的行为，这些都使竺可桢从失望中日益觉醒。1949年4月28日，教育部部长杭立武电催竺可桢赴沪去台，竺可桢复电拒之，并于次日秘密赴沪蛰居，静待上海解放。7月，竺可桢赴北平参加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者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讨论制定《共同纲领》中，提出专写一条发展自然科学的建议，被采纳。10月1日，竺可桢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此后每年“十一”或“五一”都出席观礼。

1949年10月起，竺可桢以空前的热情和竭忠尽智为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担负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主要分管生物学、地学及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方面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他以对发展中国科研事业的高瞻远瞩，对旧中国科研机构、科技人才及各方关系都较熟悉的特有条件，襄助院党组开展建院工作，在调整机构、安排人才、协调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制订科学院长远发展规划、创建自然资源综合考察机构和开展自然科学史研究、分区组建机构发展地学研究，以及组织科学院与大专院校协作配合深入科研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繁忙的组织领导工作之外，他还挤时间坚持自己的科研工作，在生命的后阶段，在台风、季风、气候变迁、气候区划、物候、天文学史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凭着亲身观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触党的高级干部，竺可桢逐渐建立起对党的信任。在以极大的热情为崭新的科学事业奋斗的同时，他积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从社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中逐步成长起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崇高理想，在思想政治上、科研学术上不断进步。1962年，72岁的竺可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科学界的新党员。正如他在入党时所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此后的竺可桢，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更高了。1972年，竺可桢在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生必有死，这是科学的规律，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在他临终前的日记内，还表达自己的真诚情感，热情歌颂他亲眼看到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的中国的巨大变化。

20世纪60年代后，积极改造世界观的竺可桢充分利用赋闲时间，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坚持学术研究，在科学事业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他领导了全国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等多项工作，在70岁前后，还跋山涉水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及北漠南疆等地。他继续专心致志地进行气候变迁和物候学的研究，把这两方面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82岁时撰写出凝聚了他毕生之力的代表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物候学》修订稿。《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竺可桢研究了近50年的重要课题，积累了他几十年的深思、半个世纪的心血结晶，也是竺可桢的收笔之作。《物候学》虽然是一本科普性读物，却耗费了他大量心血，是他进行物候观测几十年的科学总结，也是我国物候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当时除著述以外，竺可桢还以大自然作为实验室，以科学家的科学敏锐，捕捉大自然环境变化的信息。他守着寓所附近极其有限的小天地，精心观测几种植物的物候变化，观察各种候鸟寒暑迁徙和数量的变化，使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物候记录得以继续延伸。竺可桢学识渊博，他致力的研究工作跨越了不少学科，在气象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他所从事的科学教育、科学事业组织领导与科学普及工作，都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2008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的评选中，竺可桢与袁隆平、茅以升等一起获评中国十大科技传播优秀人物。

1920年年初，从美国回国一年多的竺可桢在为事业奋斗的同时，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他与上海神州女学老师张侠魂结婚，两人相互支持、志同道合，可惜的是1938年8月在浙大西迁途中，张侠魂感染痢疾，因战时缺医少药而不幸去世。1940年3月，竺可桢经人介绍与著名文学家陈源的妹妹、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陈汲结为伉俪。陈汲在《我的丈夫竺可桢》中写道：“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了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去研究周围的事物。”在漫漫人生征途上，竺可桢留下的都是正直、爱国、奉献的脚步。

奉献和清廉的一生

竺可桢是位不平凡的学者，而他在生活、为人处世等方面也都使人感受到一种很不平凡的品格。他的清廉和待人厚律己严亦成为美谈，被他的同事和学生所传颂。

竺可桢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许下誓言：“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学校机构改革、任人选才等各项工作他都坚持自己的承诺。

从亲笔写给亲戚的信中，我们也可见竺可桢的廉和俭：

再樑甥：

昨日晚上驻东关镇上的解放军通讯员孙开元来我寓，带来你送给我们的笋干、虾干和糯米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本来赠送礼物是视作为不好的习惯的，但孙开元从浙江来，我们也不好意思交他退回给你们，所以只得收下。谢谢！不过事先声明，你下次就不要托人送东西来，我们会原封退回的。祝你们全家进步健康。

舅：竺可桢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二日

从一封家书中可见竺可桢的清廉之心。

抗战期间汽油供应困难，竺可桢因公出差经常不坐专车而常搭“黄鱼”车，可是当有师生因病需赶送大城市就医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派出校长专车。迁校遵义以后，当时物价大涨，米珠薪桂，竺可桢和师生共甘苦，甚至曾在过春节时全家吃霉米；校长办公室独有烤火费，他却宁可生冻疮也坚持不生火独享温暖。当时，年轻教授苏步青家里孩子多，过日子常会捉襟见肘，也是竺可桢提请升他为部聘教授使他工资翻倍，由此得以渡过难关。竺可桢在日记中，总会详细记录教职员家属人口状况，并记得去尽力解决困难户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虽然各方面条件大有改善，但竺可桢仍尽量少用专车，上图书馆、去书店等常常挤乘公共汽车，一如既往的廉洁奉公。

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更是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把他在抗战前用长期积蓄在南京自建的一所住宅交给了公家，个人长期积储购书的美金数千元也交了公家使用，他又将十余年按月储存薪金的三分之一，嘱于身后缴了党费，个人数十年积存的图书也献给了单位。他在绍兴老家东关镇上的祖传房产——竺家台门，也做好家人工作，捐助给了家乡政府。这一切自觉自愿过硬的举措无不体现了竺可桢无私奉献的内心世界。

竺可桢的过人勤奋，是有口皆碑的。

早年在哈佛大学读书起他就开始记日记，由于意外和战乱，现在存下的日记是1936年后，一直到1974年2月6日他去世的前一天，有近900万字。竺可桢日记生前从未示人，直到1978年，在有关部门组织编撰《竺可桢文集》的过程中，夫人陈汲将之捐赠出来，世人方知有此遗存。日记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学者专家评价竺可桢日记文本有着极高的科学史和文化史研究价值，可以当作工具书，为我们揭开历史之谜提供很多资料。值得一提的是，与方志学家章学诚同属绍兴一地的竺可桢还非常重视地方文化一类的考证、记载与收录，2008年上虞文化部门动议重新影印《新修上虞县志》时，工作人员特地赶到南京原气象研究所图书馆，在那里找到了由竺可桢当年从一安徽商人处辗转购入的《新修上虞县志》（明万历年间），从而看到了很多一手资料，这一工程才得以成功。

竺可桢不仅勤于读书，日常也勤于记载。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记事本。开会过程中，在本子上记几笔；与人谈事，在本子上写两句；哪怕在颠沛流离的路途中，只要想到什么，他也会翻开记事本及时记下。每天临睡前或第二天早起后，竺可桢摊开记事本，仔细梳理一天来发生的事，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想，用蝇头小楷端正地誊写在正式的日记本上。时间住址记于每页的首行，天气物候和记事提要记于首行之下，日记正文记于版心，收寄函电记于切口和订口两侧的空白处。

即使在出差乘车经公路时，竺可桢也会把所经各站的站名、两站间距离、经过的时间和高度一一记载下来并写入日记。这非要预先随身备有空盒气压表、笔记本不可。没有勘测任务也能经常这样做，说明竺可桢作为地理学家的严谨习惯已经成了他日常中的自然行为。到了野外，竺可桢也勤于观察记载，如他在《物候学》一书中讲物候的高下差异时，例举他1961年在川北阿坝藏族自治州考察时亲身经历的实例：“6月3日早晨从阿坝县出发，路过海拔3600m处，水沟尚结冰。行244km至米亚罗海拔2700m处，已入森林带；此处可种小麦，麦高尚未及腰。更前行100km，在海拔1530m，则小麦已将黄熟。更下行至茂文海拔1360m处，则正忙于打麦子。晚间到灌县海拔780m处，则小麦早已收割完毕。”

“60年持之以恒，真是大不易”，如此观察记载之勤，不正是一个科学家素养的生动体现？这不仅是科学工作者的严谨个性使然，更是一个对人生、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知识分子的担当体现。

念家爱乡的赤子情

竺可桢一辈子有过几次令人心酸的痛哭。

第一次是1908年冬天，少年的他在上海求学时，得知母亲病逝，于是连夜赶回老家东关，跪着进了家门，扑在母亲的灵柩前，泣不成声，痛彻心扉，如是尽孝虔诚撼动了众人。第二次是1938年夏季，在学校西迁过程中，竺可桢为了寻觅浙江大学的校址，在外奔走20多天。7月23日得急电，25日返江西泰和，在泰和浙大防洪堤上，听到女儿竺梅说“衡儿（竺梅的弟弟竺衡）没得了”一语时，才知7月21日次子竺衡已去世，竺可桢心痛得泪水纵横。失去了儿子后，相濡以沫的爱妻张侠魂也因战时缺医少药在8月3日撒手人寰。9月15日，竺可桢将夫人及次子葬于泰和上田村松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竺可桢坚强地撑起这个小家，继续咬牙投入学校那个大“家”。第三次是1961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长子竺津在劳改时病逝，竺可桢得知后强忍悲痛，在日记中写下凄婉的《哭希文》一诗，“痛尔壮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泪盈盈”，读来让人心痛。

虽然工作很忙，但竺可桢对子女教育还是投入了很大精力。他先后有六个孩子，在对孩子的教育方面，他强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为他们规划专业方向，所以他的孩子中，竟没有一位从事气象工作。据他的三子竺安回忆，在二哥竺衡13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他一个木盒礼物，上面书写着“少年化学实验室”，里面放着很多试管、酒精灯、试纸和各种试剂，还有一本小册子，二哥于是和大哥一起，按照小册子记录的做法一起做实验，这激发了竺安对化学的极大兴趣，后来竺安如愿考上了浙大化学系。竺安的大姐有音乐天赋，竺可桢发现后就鼓励她学习音乐，并送她到中央音乐专科学校（今中央音乐学院）深造。竺可桢还非常重视健康和体育锻炼，他对孩子们说，“先有好身板，才能去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他身体先天素质并不好，但由于坚持锻炼，才有一副硬朗的身板。他还鼓励、催促孩子们多锻炼，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教他们游泳，带他们爬山，把健康理念传承下去。竺安曾经深情地说道：“这就是父亲，一生和蔼可亲，从没有领导架子，他用心中的爱温暖着身边每一个人，并让爱一直传播下去。”

竺可桢与家乡较大的交集是他捐献祖产。1966年10月，竺可桢在京致信“浙江省上虞县东关区人委诸位同志”（人委系当时的政府机构人民委员会的简称），愿将“绍兴东关镇南岸大木桥下房屋一座，系我父亲竺嘉祥所建修，大约在1890年（前清光绪十六年）造成。……南屋上下四间、西侧屋上下六间、平房三间……”共占地四分一厘，“无条件送给国家”，起因主要是“我已光荣地被吸收为中共党员”。竺可桢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义务带头献出宝贵的私产。竺家台门也由此得到了较好的保护，1988年9月命名为“竺可桢故居”，并被列为第三批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次年9月，东关房管所将竺家台门交由上虞县房管所长期免租使用，以作竺可桢故居纪念馆。1999年，上虞市文管所修缮故居，收集整理资料，开辟了竺可桢生平事迹展，并由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手书“竺可桢故居”。2011年1月，竺可桢故居被公布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同年，上虞又作出专门规划，进一步维修保护故居，2012年8月基本完成保护性工作。当前东关街道正在抓紧规划实施新一轮的竺可桢故居的修建工作，进一步充实竺可桢生平史料、文化遗产等。

上虞区在保护竺可桢故居的同时，积极发挥名人效应，打造教育、科技品牌。1997年8月，东关镇中正式更名为竺可桢中学，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亲笔题写了校名。学校以竺可桢先生的“求是”精神为校训，创办成国家级气象科普基地学校，校内建有竺可桢气象站和竺可桢气象实验室，用于观测气温、湿度、地温、降水、气压、风向风速等基本气象要素，学生通过不同时间的观察、记录、分析，提高了对气象变化的判断和处理能力，更好地培养了对气象事业的兴趣。学校在开设气象科普课程的同时，还开辟第二课堂，组建起有60名会员的“求是”气象科普兴趣小组、“求是”环保小组等社团，编印《学竺》校刊，定期组织活动。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校园气象科普教育基地”“绍兴市十佳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称号。此外，上虞区还在东关街道成立了竺可桢智创产业园，目前已集聚工业企业5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34家、高新技术企业16家，2019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31亿元，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作为我国近现代科学救国、科教兴国的先驱，竺可桢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

参考文献：

1.《竺可桢传》编辑组编：《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

2.杨达寿：《竺可桢》，浙江科技出版社，2009年2月版。

3.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宗师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1 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