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稀土之父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

徐光宪 （1920.11—2015.4），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物理化学家、无机化学家、教育家，中国稀土之父。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年底赴美国留学。1951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菲拉姆达阿珀西龙（Phi Lamda 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及美国西格玛克赛（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同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和亚洲化学会联合会主席等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至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0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10余部，其中《物质结构》自1959年出版后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成为国内该领域的唯一教材，影响甚大。1995年获得首届何梁何利技术进步奖，200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2009年荣膺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他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化学家，他的科研成果使中国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生产应用大国，他研发的稀土回流串级萃取，打破了国际垄断，终结了中国出口稀土贱卖的命运，从而改写了国际稀土产业的格局。

他是一位桃李遍天下的教育家，他撰写的重要教材哺育了中国几代化学工作者，中国稀土领域的博士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仅在北大工作的学生中就涌现了4名院士、3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他是一位离开家乡几十年的游子，在他的心里，家乡永远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思乡、爱乡、恋乡。他对家乡有情，家乡以他为荣。

他就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有中国“稀土之父”誉称的徐光宪院士。

2020年11月7日，在徐光宪院士100周年诞辰之际，他的家乡绍兴市上虞区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徐光宪院士的纪念馆也在同日落成开馆，他的女儿徐放、学生及有关领导共百余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艰辛求学 一心报国

徐光宪于1920年11月7日，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城内宣化坊39号的一个台门里。他的父亲徐宜况，于1883年4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今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郑岸村的东山七亩。徐宜况早年毕业于政法大学，后在一家律师楼任职。除了精通法律外，他还对围棋有很深的造诣，曾自费出版过一本名为《中日围棋百式》的书，在当时的围棋界，很有一些影响。

徐光宪在家里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因此备受父母的疼爱。徐光宪小时候，其父就开始用中国古代数学命题“鸡兔同笼”以及中国国粹围棋来培养儿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激发徐光宪对数学和围棋的兴趣。徐光宪的母亲是一位传统的家庭妇女，虽目不识丁，但教子甚严。她常对徐光宪说：“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徐光宪就记住了母亲的这句话，从此奋发读书，勤于钻研，最后在科学上独有建树，终成大家。

徐光宪的中学时代是在绍兴稽山中学度过的，稽山中学原名“私立绍兴中学”，由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会同朱仲华、金汤候、汤日新、徐柏堂等10位乡贤出资创办，是当时绍兴第一所完全中学。在入学后不久举行的一次浙江省数理化比赛中，徐光宪获得了优胜奖。

1936年9月，由于父亲病逝后家境日衰，仅在绍兴稽山中学上了一年高中的徐光宪便转入浙江大学附属高级职业学校土木科，他想在这里学一门手艺，以便毕业后能挣钱贴补家用。这一年，徐光宪16岁。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学校解散，徐光宪转学至设在寺庙里的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浙江工业大学前身）继续求学。1939年，徐光宪在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他与其他7位同学被录取至“叙昆铁路”（宜宾—昆明）当练习工程员，没想到领队私吞了同学们的旅差费“跑路”。身无分文的徐光宪只好去投靠在上海做中学教员的大哥，同年考入大同大学理学院化学系。读书期间，为了解决学费和生活费，徐光宪在大哥的介绍下，利用晚上的时间，给法租界一个煤球厂老板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同时抓紧时间复习功课，终于在次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值得一提的人，一个是他的上虞老乡、比他早一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周炯槃，另一个则是他未来的伴侣高小霞。

1944年7月，徐光宪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后经人介绍，去上海宝华化学厂任技师。1946年1月，徐光宪又重回上海交通大学，给化学系顾翼东教授做助手，同年4月18日，徐光宪与大自己1岁的同班同学高小霞在上海国际饭店结为伉俪。

1948年1月，徐光宪以优异成绩考取自费公派赴美留学生，进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化工系攻读研究生，后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唐敖庆的推荐，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因成绩优秀很快获得助教职位，从而解除了个人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远在大洋彼岸的徐光宪夫妇异常兴奋，他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待在实验室里，希望能够多学知识，多出成果，回去报效祖国。

1950年7月，徐光宪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加入美国菲拉姆达阿珀西龙（Phi Lamda Upsilon）荣誉化学会。

次年3月，徐光宪完成了题为《旋光的量子化学理论》的博士论文，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并被选为美国西格玛克赛（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

其导师贝克曼（C.D. Beckman）看好徐光宪的学术潜质，希望他能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并推荐他去芝加哥大学马利肯（R.S.Mulliken）教授处做博士后研究。当时徐光宪的妻子高小霞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若徐光宪去马利肯教授处从事研究工作，不仅自己可以获得很好的科研环境，也能为高小霞创造良好的攻读学位的条件。

由于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中美关系异常紧张，徐光宪和高小霞均感到祖国更需要他们。当时美国总统已提出法案，不准留美学生回到新中国，并且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和众议院批准。在这危急关头，高小霞毅然决定放弃再过一两年即可获得的博士学位，徐光宪也放弃即将到手的工作，夫妻俩假借华侨回国省亲的名义获得签证，于1951年4月15日登上“戈登将军号”邮轮，离开旧金山，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稀土萃取技术的重大突破

1951年5月，徐光宪经先期回国的唐敖庆教授的推荐，受聘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担任副教授，同时还兼任燕京大学化学系副教授。在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及朝鲜金日成大学进修生讲授物理化学课的同时，对溶液络合物化学展开深入的研究。

1956年，国家提出了“全民办原子能”的号召，次年9月，经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先生的推荐，徐光宪出任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副主任兼核燃料化学教研室主任。其间，徐光宪曾开设多门课程，开展对铀同位素235与238的分离和核燃料萃取化学的研究，提出了萃取体系和核燃料的协同萃取体系的分类法，对核燃料铀和钚的萃取机理和萃取体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我国第一个核燃料后处理铀、钚分离厂采用先进的萃取法流程，摒弃苏联提供的沉淀法流程提供了参考依据，完善和发展了测定萃取平衡常数的两相滴定法。他和同事吴瑾光共同提出的萃取有机相是微乳的新概念，对微乳萃取相的形成规律与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该研究比国外同类工作领先8年，现已成为萃取化学的研究热点之一。

1961年，由于徐光宪在研究和教学工作中成绩突出，他被晋升为教授，这一年，他刚过40岁。

徐光宪对学科发展前沿的生长点一直很敏感，他能把握国际学术发展的新动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及时选择有发展前途的研究领域和课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属有机化合物化学和原子簇化学迅速发展，有大量新化合物被合成出来，对其结构及性质的研究也随之发展，因而金属有机化合物和原子簇化合物的结构规律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问题。一直关注着前沿学科发展的徐光宪便将目光瞄准了这一个领域，于是，他在通过总结大量实验资料和已有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普遍的，同时适用于金属有机化合物、原子簇化合物和一般分子的结构规则，取名为（nxcπ）格式，与此相关，还提出了原子共价的新定义。利用（nxcπ）结构规则，只要根据分子结构式即可估计分子的稳定性，由此可以预测可能存在的新化合物。这一结构规则和定义，已经通过了大量实验结果和量子化学计算结果的检验，显示出其正确性与广泛适用性。

正当徐光宪全神贯注地投身于前沿学科的研究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徐光宪因为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受到了排挤和迫害，为此他被迫离开了技术物理系，到江西农场去劳动。但尽管如此，徐光宪并没有放弃对自己专业的研究和对前沿学科的关注，农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但徐光宪还是利用一切休息时间，偷偷研究化学中的自然辩证法。

“文革”结束后，徐光宪从江西农场回到北京大学，不久，就从技术物理系调回到他原来的化学系，任无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开始从事稀土萃取分离的研究。这是徐光宪在从事量子化学、配位化学、放射化学等领域的科研后，又一次根据国家需要，服从组织分配，改变自己的科研方向，向萃取化学和稀土化学领域开展科研。

稀土有着“工业黄金”之称，是不可再生的、非常宝贵的战略资源，它不仅是冶金、机械、化工、航天、军工等高科技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还广泛应用于手机、电脑、家电等产品中，可以说，稀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国防安全乃至国家的未来紧密相关。过去几十年间，每隔5至10年，稀土科技都有重大发现和技术突破，这些发现和突破不仅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深深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质量。

中国有着世界上储量最大的稀土资源，其储量约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我国开发利用稀土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都十分落后，欧洲的罗地亚厂长期把稀土的生产技术作为高度机密对中国实行封锁，中国只能守着巨大的资源，用低廉的价格向外国出口稀土矿，然后再用高价进口稀土制品。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被动的状况，促使中国稀土工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让中国从稀土大国变成稀土强国，为中国在未来的能源、经济、军事、外交领域占有更多的主动优势，必须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

为此，刚上任不久的徐光宪便带领他的团队，运用过去他在络合物平衡和萃取化学基础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和积累的经验，开始对稀土萃取分离工艺进行攻关和研究，很快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镨钕分离是稀土元素分离中的难点，而且在当时又是一项急需完成的军工任务，徐光宪通过选择萃取剂和络合剂，配成季铵盐——DTPA推拉体系，使镨钕分离系数从一般萃取体系的1.4～1.5提高到4以上，这是当时国际上最高的数值。但这类体系直接用于工业生产有困难。美国曾有过一个专利报道，提出用推拉体系萃取分离稀土，不过从未应用到实际生产中去。当时国际上流行的串级萃取理论是L.阿尔德斯（Alders）提出来的，徐光宪仔细分析了在串级萃取过程中络合平衡移动的情况，发现阿尔德斯串级萃取理论的基本假定“在串级过程中萃取比保持恒定”的命题，在稀土推拉体系串级萃取过程中是不成立的。于是他精心设计出一套化学操作流程，导出与此相应的一套串级萃取理论公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回流串级萃取新工艺。

为了印证这一新工艺的可行性，徐光宪曾带领团队8次亲赴包头稀土三厂参加这一新工艺流程的试验，经过多次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从而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在此基础上，徐光宪又陆续提出了可广泛应用于稀土串级萃取分离流程优化工艺设计的设计原则和方法、极值公式、分馏萃取三出口工艺的设计原则和方法，建立了串级萃取动态过程的数学模型与计算程序、回流启动模式等。这些原则和方法用于实际生产后，大大简化了工艺参数设计的过程，减少了化工试验的消耗，特别是能适应原料和设备不同的工厂，因而能普遍使用。同时，他和李标国、严纯华、廖春生等共同研究成功的“稀土萃取分离工艺的一步放大”技术，在深入研究和揭示串级萃取过程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以计算机模拟代替传统的串级萃取小型试验，实现了不经过小试、扩试，一步放大到工业生产规模。这不仅节省了中间试验阶段需要投入的大量资金，更大大缩短了新工艺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使中国稀土分离技术迅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江苏溧阳厂就是在徐光宪院士及其团队的指导下，实施稀土分离新工艺的工厂，其稀土分离能力居全国第一，该厂生产的纯稀土产品质量在国际上享有很好声誉，95％的产品远销国外。正由于我国从1991年起单一高纯稀土的大量出口，使国际单一稀土的价格下降了3～4倍。以前在稀土产品和价格上享有国际话语权的日本一家公司，因产品质量和价格失去优势，只好宣布停产。另一家三菱化工厂在亏损的情况下仍维持生产，以免该产品的市场被中国垄断。

1996年6月，国家计委在一份题为《改革开放十六年我国稀土产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前景预测》的报告中这样说：“我国采用北京大学徐光宪教授的串级萃取理论，开发了计算机仿真一次性放大技术，可以根据不同原料组分和最终产品设计，在一周内拿出合理的液—液萃取工艺，可以直接用于工厂设计，保证工厂一次试车成功，这免去了传统的历时数年的实验室小试、扩试、中试，堪称世界先进水平。”

让中国从稀土大国变成稀土强国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东有石油，我国有稀土，中国稀土资源占世界已知储量的80％，其地位可与中东的石油相比，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一定要把稀土的事业办好，打好稀土这张牌，把我国的稀土优势发挥出来。”

如何打好稀土这张牌，让中国从稀土大国变成稀土强国，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徐光宪曾做过这样的分析，他说：稀土在世界上有六个市场，第一市场是稀土矿产品；第二市场是未分离的混合稀土氧化物及金属；第三市场是单一和高纯稀土氧化物及金属；第四市场是高技术稀土材料，如钕铁硼永磁材料、稀土荧光粉、稀土储氢合金、稀土激光晶体、稀土超导材料、磁致伸缩材料、磁致冷材料等；第五市场是含稀土的高技术器件，如计算机用的音圈马达（VCM）、稀土镍氢二次电池、稀土三基色节能灯、医用核磁共振显像仪、稀土马达、电动汽车等；第六市场是稀土的应用，如稀土在农业、冶金、石油、轻纺、玻璃陶瓷等方面的应用……中国的科学家们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虽然在稀土的分离技术上取得了突破，但在稀土的国际市场上，只在前三个市场上占有优势，而在产值以千亿美元计的其他三个市场上，中国所占的份额还很小。徐光宪表示：今后我们除了在前三个市场上要精益求精、继续领先以外，在后三个市场即稀土高新技术材料、器件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稀土应用方面必须急起直追，再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达到在六个市场上全面占有优势，实现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提出的目标。

2012年，时年已92岁的徐光宪院士在接受中科院《高科技与产业化》杂志记者黄晓艳女士的采访时，曾就中国如何从稀土大国变成稀土强国、稀土的开发利用及环境保护等问题，作了详细而系统的回答。

徐光宪说，作为世界上稀土储量最丰富的国家，中国要想成为稀土强国，就要充分发挥稀土资源和产业的经济效益，控制资源浪费，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加大对稀土科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加深对稀土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国家应把稀土列为战略元素，建立稀土资源国家储备制度，对稀土实行总量控制、垄断经营、集中管理。特别是要严格限制出口，加大稀土资源的战略储备。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深入推进稀土资源开发整合，提高稀土产业集中度，不断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加速科技进步，依靠科技创新，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实现稀土产业可持续发展，使稀土真正成为中国掌握世界未来高技术发展的钥匙。

徐光宪说，物以稀为贵，既然是稀缺资源，稀土的开采和供应就应该遵循合理有序并且符合价值规律的原则。在《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了稀土发展的时间表：用1～2年时间，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稀土资源开发、冶炼分离和市场流通秩序；再用3年左右时间，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技术先进、集约发展的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

过去30年，因中国稀土分离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依赖于中国价廉物美的稀土产品。但是在稀土的高、精、尖和特殊用途的材料方面，中国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此，在多年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徐光宪与多位院士于2005年和2006年两次上书国务院，提出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高效利用稀土资源、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稀土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使我国的稀土产业真正实现由稀土大国变成稀土强国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迅速批示。

国家对徐光宪院士及其团队在稀土研究和开发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9年1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200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徐光宪作为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获奖证书，他激动地说：“感谢党和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一定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尽管奖是给我个人的，但应该属于整个科研团队。”

言传身教 以德育人

中国传统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一向重视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这一点在徐光宪的教学、科研过程中也处处体现，同事、学生们印象深刻。

在北京大学，徐光宪的治学严谨是出名的，他的作业本、笔记本、讲义册（附有时间安排、测试题、期末总结）等，字迹清秀，规正整齐，一眼便可看出主人的认真和一丝不苟。一位学习不认真的学生在看了徐光宪的这些讲义册和笔记本之后，深受感触，从此，便开始认真做笔记，认真做作业。

徐光宪的学生赵琛，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徐光宪多次把自己的教学经验传给他：教好书的关键是对教材理解的深和透，这便需要对有关知识的广泛摄取；初教课时，要把准备在课堂上说的每句话想好，准备在黑板上写的每一行字设计好；讲稿要写得细，细得像绣花针，但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要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也要向学生学习，认真回答他们的问题，学生的思考会帮助自己更深地理解教材。徐光宪的这些观点，对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授的赵琛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位学生严纯华，曾做过徐光宪的研究生，后来又跟随恩师二十几年，并接替徐光宪出任北京大学稀土研究中心主任。2020年11月7日，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的严纯华专程来上虞参加他恩师100周年诞辰的活动，在研讨会上发言时，他充满深情地说：“师从徐先生是我一生的幸福，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是我们的榜样。”多年来，先生一直以润物细无声的风格，对每位学生言传身教。他回忆恩师对自己的教诲时说：“徐先生以他的学术睿智和对研究趋势的把握，不仅帮我确定了研究方向，还适时地传授研究方法，并在具体研究中给予点拨，使我能够不断地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理论和实验。更重要的是，徐先生以他‘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生活态度，使我逐渐感悟到自己的责任，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不足。面对学生的错误和缺点，作为导师的他从不生硬地训导学生，而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启发和引导学生，让我们自己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成长历程，回顾徐先生和其他师长对自己的言传身教，更感到自己的幸运和愧疚，也更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与赵琛和严纯华一样，曾在徐光宪身边学习工作两年的黎健，除了在学业上受到恩师的教诲外，他更感到恩师对自己父爱一般的关怀。黎健的儿子有一次来北京治病，徐光宪知道后，十分着急，想从家里腾出房间给黎健一家住。黎健怕给先生家带来麻烦，就找了北大旁边的一间小屋住下来。从此，徐光宪每月就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100元钱，贴补黎健的家用。1989年正月初一清早，黎健听到有人在楼道里喊他的名字，出去一看，只见披着一身寒气的徐光宪手里提着一只烧鸡、一盒八宝饭，特地一大早骑着自行车来看望他们，因为不知道具体房间，只好在拥挤黑暗的筒子楼里，磕磕碰碰地从一楼找到五楼。临走的时候，徐光宪又从袋里摸出400元钱，硬塞在黎健的手里。黎健后来成了上海药明康德国内新药研发服务部的副总裁、北京大学化学博士、德国汉诺威大学洪堡学者、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博士后。每每谈起这件事，他都会潸然泪下，说：“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做了徐先生的学生，希望我们的后辈能永远记住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报得三春晖

2001年11月，上虞市举行上虞科技节暨春晖中学80周年校庆，邀请徐光宪出席。徐光宪收到请帖后，十分高兴，当即回信说：

我祖籍上虞，幼年时非常仰慕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虽无缘入门，但夏老、二朱、子恺（夏老是指夏丏尊先生，二朱是朱自清和朱光潜两位先生，子恺是丰子恺先生）等老师们的著述是我最喜欢的读物。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善美、热爱教育的精神无形中培育了我的人生观。祝愿春晖中学在新的世纪里，发扬光荣的传统，再上一层楼，培育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华腾飞作出更大贡献。

因为教务繁忙，徐光宪这次在上虞待的时间很短，待活动一结束就匆匆回京了。他在离开前，对送行的乡亲们说，等我以后比较空闲了，我一定要回家乡好好走一走，看一看。

徐光宪的这个愿望，终于在2009年6月的一天实现了。那一天，白发苍苍、90岁高龄的徐光宪拄着手杖，站在汤浦山清水秀的土地上，久久凝望着塔山顶上的永元秀塔，真是激动万分：“变了，变了。”他喃喃自语着，脸上漾起幸福的笑容。

在郑岸村，闻知院士回乡消息的乡亲们早已等候在村口，见到徐光宪从车上下来，村民们便热情地涌上去“欢迎徐院士回家”。在乡情乡音的包围中，徐光宪热泪盈眶，一边不停地朝乡亲们挥手，一边不停地回复着乡亲们的问候：“谢谢，谢谢……”

徐光宪印象中的老家郑岸村是一个小山村，因紧邻小舜江，以前有不少村民以撑竹簰为业，当年撑竹簰业中有名的“郑岸帮”就出自该村。改革开放后，世代在小舜江撑竹簰的村民已经开始洗脚上岸，办起了铜管产业，郑岸村成为在汤浦镇最早创办铜管企业的村之一。

村庄新楼林立、干净整洁、道路宽敞。徐光宪来到自己祖屋的门口，站在这幢经历了岁月沧桑的老宅前，感触良多。他告诉大家：“这就是我的祖屋，因为屋旁有座小东山，所以这里也叫‘东山七亩’，当年我从浙大附中回家时，就常在这老屋里复习功课。功课做好后，我也常去小东山上玩。我父亲的别号就叫东山居士。没想今天我又来到小东山脚下，我真是高兴啊。”

徐光宪这次重返故里，除了看看祖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就是到祖宗坟头前祭祖。在汤浦白鹤村大石岙山头的祖坟前，徐光宪用浓浓的乡音读了由他自己亲自撰写的祭文，其中有一段这么说：“1951年我和妻子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原想把慈母接到北京，朝夕侍奉，无奈天不假年，翌年慈母仙逝，未能报得三春晖，这是我终生最大的遗憾。”“光宪受双亲教诲，终身勤奋，一家至亲中，如今有4位院士，有两人获得中国科学技术最高奖，曾外孙在2005年获美国总统奖。我今在此告慰父母在天之灵。”

流连在脚下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置身在热情而又亲切的乡情乡音中，徐光宪一次又一次地向父老乡亲们鞠躬致谢：“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我是从小喝着小舜江的水长大的，我不会忘记上虞父老乡亲的培育之恩，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报效国家，报效故土。”

今天，徐光宪院士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精神长留在我们的心中。在2020年11月7日纪念徐光宪100周年诞辰的活动上，他的女儿徐放这样深情地说：“回想父亲的一切，他是绍兴人，五十多年乡音未改，他的很多特点和爱好，实际上都来源于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绍兴是他生命的摇篮，也是成长的沃土，他吸取这片热土的丰富养料，也深深眷恋热爱这里的父老乡亲和美食佳肴。父亲一生都衷心感恩这片故土给予他的浓浓乡情。……党委政府重新修复了我父亲的故居，并使之成为纪念馆，用以激励故乡青年奋发图进，涌现更多更杰出的乡贤。也因为你们搭建的这一平台，我父亲杰出的学生们、挚友们、同事们能够齐聚在他的故乡，纪念他的百年诞辰。并且感谢你们捐献的纪念馆铜像，大幅半身油画，让我们感觉到父亲的音容笑貌，永久地留在这片温暖故土之上。”

参考文献：

1.徐光华主编：《走近虞籍科学家》，科学普及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2.黄晓艳、单晓钊：《稀土：掌握未来高新技术的钥匙——专访徐光宪院士》，《高科技与产业化》，2012年8月。

3.徐光宪：《徐光宪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

4.郭建荣编著：《一清如水——徐光宪传》，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3月版。

5.车春萌：《哲人其逝 风范永驻》，《上虞日报》，202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