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是我久蓄于心的愿望。我曾经那样崇拜他，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有像读他这样，认真而持续地读过其他人的书。书架上那一套淡绿色封面的《鲁迅全集》，大多数分册的书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想象不到，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偏偏那里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

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吧，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画“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1970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1980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弱和无耻，我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说，我选择文学批评作自己的职业，那样忘情地与人议论社会、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轻的学生讥为“理想主义”，也正是因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类的誓词，在我心头回荡得太久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觉地模仿鲁迅，竭力显出一脸严峻的神色，那就不单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为师，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识地与他认同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法，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出一种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入大海，并不能激起些微浪花的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吕纬甫、魏连殳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聒不舍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可是，我对他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认定，他自己也并不能真正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自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错觉。这也难怪，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我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有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做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入了1990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绝不仅仅是个别人——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者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格外认真地来写这一部鲁迅传，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写下我这理解所包含的种种的共鸣。或许这样的写作本身，已经不止指向他人，也同时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于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1992年8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