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么善良。就在鲁迅十三岁那年，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首先是祖父周介孚，不知怎么昏了头，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他专程跑到苏州，派跟班向那主考官递了一封信，内夹一张“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的字条。主考官与他相识，本来大概是会收下的，但那天副考官恰好在场，他便将来信搁在茶几上，先不拆看，不料那副考官非常健谈，说个不停，送信的跟班在门外等得急了，大嚷起来，说收了钱为什么不给回条，这就把事情戳穿了，主考官只好公事公办，报告上级。按清朝法律，科场行贿是大罪，立刻就要把周介孚抓进牢去。周介孚自然是躲起来，但清廷捕人有个规矩，抓不到本人，就要抓家里的其他男人。于是鲁迅兄弟几个，也不得不往绍兴城外皇甫庄的外婆家避难。可这样躲来躲去，总不是长久之计，周介孚只好投案自首，被关进了杭州监狱。他是这一家的顶梁柱，他一倒，整个家就垮了。

头一劫还没过去，第二劫又来了。周介孚入狱的第二年，周伯宜突然吐血，此后几经波折，病情时缓时急，终于在鲁迅十五岁那一年，留下寡妻和四个孩子，撒手归天。与这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祖父入狱，断了官俸，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打点；父亲一病三年，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单是出诊费，一次便是1元4角，隔日便要来看一次，怎么负担得了！虽说还有几十亩田，租谷却仅够日常开销，再要筹措费用，就只有典当旧物了。一份人家，弄到不断去跨当铺的高门槛的地步，也就败落得相当彻底了。

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在皇甫庄，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大舅父家是外姓人，变脸也就算了，同住在新台门一座院宅里的本家亲戚，也都一个个换了嘴脸。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现在大都侧目而视；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现在多半冷眼相投。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宅中传播开来。至于各房聚议，要将坏房子分给鲁迅家，更是公然的欺负了。亲族如此，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犹如讨厌的苍蝇，一路跟着鲁迅，直送他跨入自家的房门。

就是家里的人，也变了样。周介孚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乖戾，动不动就破口大骂，一边骂，一边还要把自己的指甲咬得嘎嘎作响。这叫鲁迅他们见了，会觉得多么可怕！平素温和的周伯宜，生病后也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鸦片，无缘无故就会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脸色还那样阴沉，使人不敢问他一声“为什么”。

说起来这也不奇怪，亲戚本家也好，邻居路人也好，他们过去对周介孚一家的恭敬，有多少是真出于本心呢？你现在倒了霉，不再是官老爷了，也没有什么再能给我了，我凭什么还要再恭敬你？鲁迅周围的那些变脸者，不过表现了人情的一个普遍的侧面。至于祖父和父亲的精神病态，更是人遭受挫折、无可挽救之后的常见现象，同样也表现了人性的脆弱的另一面。但是，这样的道理，十多岁的鲁迅不可能想明白，他对这一切变化的感觉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惊。

他甚至不能把这种震惊表达出来。他是周介孚的长孙，按照其时的习惯，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鲁迅自然不能例外，父亲病后，家中的重担就由他挑了起来，尤其是对外界的交涉，几乎都由他出面。他才十几岁，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任性的权利，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命运已经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面对造物主的这份苛待，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即使跨进家门，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他也从不说什么；遇上祖父和父亲发脾气摔东西，他也总是转身走开，不多搭理。他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它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连见惯的熟人的嘴脸，都会这样迅速地变幻，向来感觉亲近的亲人，竟会变得如此陌生，那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放心地相信呢？连生养哺育他的家乡，都如此冷酷和势利，在这人世间，大概也不会再有可亲近的地方了吧？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他才十几岁，正是感觉最为敏锐、心灵最为软弱的时候，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阴暗的信息，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他以前总是看见大人的笑脸，现在却特别留心那些半遮半掩的恶意；以前就是遭受再严厉的斥骂，他都会很快地忘记，现在一个冷淡的表情，却会在他记忆中划下一道深刻的印痕。一种偏重于感受人生阴暗面的习惯的种子，就这样默默地破土而出。那些冷漠的绍兴人，大抵根本就不注意这个沉默的孩子，可就在他们的冷漠的包围之中，这孩子的内心世界，却开始发生一场根本的改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鲁迅看到一本题为《蜀碧》的书，其中记载了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屠杀四川人的种种情形。他又一次震惊了。中国的历史上，怎么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凶残的事情？不久以后，他又读到一本明代抄本的《立斋闲录》。虽然书页不全，其中记述的那位永乐皇帝的“上谕”，已足以使他触目惊心：中国的皇帝中间，竟有这样残暴的东西！鲁迅早慧，对文字特别敏感，终其一生，他都是和文字打交道。因此，他成年后的独特的思想意识，很多都是以前人的文字为源头。倘说他以前读到的那些小说和故事，正培养了他一种微笑着面对人生的做梦的气质，现在这《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文字，却大大强化了现实中炎凉人情对他的尖锐刺激，向他那日渐强烈的内心仇恨，注入了深长的活力。原来他遭遇到的病态和卑劣，并非是绍兴一地的特产，在其他地方，在许多年以前，比这更可怕的事情早已经发生过了：他还有什么理由，不能信赖自己的憎恶之心呢？！

三十年后，有一次许广平向鲁迅抱怨亲戚的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因为更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世事可以更加真切了。倘永是在同一境遇，不忽而穷忽而又有点收入，看世事就不能有这么多变化。” 写这信之后一年，在广州，青年学生问他为什么憎恶现实社会，他更这样回答：“我小的时候，因为家境好，人们看我像王子一样，但是，一旦我家庭发生变故后，人们就把我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从那时起，我就恨这个社会。” 最激烈的憎恨，往往产生于盲目的欢喜，最厌世的人，正可能原是爱世的人，读着鲁迅这两段文字，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扯掉那一层幕布，把社会的狰狞和人性的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