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自西伯利亚
1
“你们西伯利亚为啥这么冷？”
“上帝乐意这样嘛！”车夫回答道。
是的，已经5月了。在俄国，树林变绿，夜莺啼鸣。在南方，金合欢和紫丁香早已开放。可是这里，从秋明到托木斯克的一路上，大地是褐色的，树木光秃秃，湖面上覆盖着白色的冰，岸边和谷地里还有积雪……
但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野禽。只见野鸭在田野里乱串，在池沼和路边水渠里游来游去，马车几乎走到跟前，它们才扑棱着翅膀，懒洋洋地向桦树林飞去。四周一片寂静，突然响起熟悉的悦耳声。你往天上望去，只见头顶不高的地方有两只白鹤在飞翔，不知为什么觉得忧伤起来。一行大雁飞过去，又有一群像雪一样洁白美丽的天鹅掠过……到处都可听到鹬鸟在呻吟，江鸥在哭泣……
我们赶过两辆带篷的大车和一群男女农民。这是一些移民。
“从哪省来的？”
“库尔斯克。”
人群的最后面，有一个庄户人蹒跚而行，他跟别人都不一样，下颏胡须剃得光光，唇上留着灰色短髭，原色粗呢外衣上的衣袋盖不知为什么缝在后面；他腋下夹着两把用布包裹着的小提琴。无须询问他是什么人，他的这两把小提琴是从哪儿来的。他为人轻佻，不稳重，病魔缠身，对寒冷很敏感，对酒颇有好感，为人怯懦，终生寄人篱下，起初在父亲跟前，后来在弟兄家中，都是个无用的多余人。没有分给他家产，也没有给他成家……他是个浪荡子！干活时他浑身发冷，两杯酒下肚就醉醺醺的，说起话来信口开河，只会拉小提琴和在热炕上和孩子们厮混。他在酒馆里，在婚礼上，在田地里拉小提琴，拉得还真不赖！可是现在，弟兄的房子、牲口和全部家产都变卖了，携家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这个孤苦伶仃的人也跟了来，他无处可去。他带上这两把小提琴……可是到达终点以后，他会由于西伯利亚的严寒而冻僵，一声不响地默默死去，谁也不会发觉，而他那两把小提琴曾给故乡的人带来欢乐，也引起他们忧伤，却要转到外乡人或流放犯手中，换来二十个戈比，外乡人的伙伴们将要拽掉琴弦，弄坏琴马，往音箱里灌水……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早在乘轮船在卡马河上航行时就见到过移民。记得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庄稼汉子，蓄着淡褐色的胡须，坐在轮船甲板的长椅上。他的脚下放着几个装有家当的口袋，上面躺着几个穿树皮鞋的孩子。从卡马河空旷的岸上吹来刺骨的寒风，孩子们蜷缩着身躯。这个庄稼汉子脸上的表情在说：“我已经服了。”眼睛流露出讥讽的神情，但他极力把这种讥讽埋进自己的心底，埋进他度过的一生，生活曾经残酷地欺骗了他。
“不会再糟了！”他说，只用上嘴唇笑了笑。
你只能用沉默来表示对他的回答，什么也不用问，但过了片刻他又重复道：
“不会再糟了！”
“会更糟的！”坐在另一张长椅上的一个庄稼汉说，他生着红头发，目光锐利，显然不是移民，“会更糟的！”
而现在这些走在路上的农民，却一声不响，拖着艰难的步伐，跟在自己带篷的大车左右。他们的脸色严肃，精神集中……我看着他们，心中在想：生活好像是不正常，永远告别这种生活，为此而牺牲了故土和老窝，这只有不平凡的人，英雄……才能做得到。
后来过了不久，我们赶过一队押解的犯人。三十至四十个在押犯人在路上走着，镣铐哗啦哗啦地响，他们的两侧是荷枪的士兵，后面是两辆拉货的大车。有一个在押犯人很像亚美尼亚神甫，另一个生着鹰钩鼻子和宽大前额的高个子在押犯，我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大概是在药铺的柜台后面，第三个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像戒斋派僧人一样严肃。我来不及观察所有的人。在押犯人和士兵都已筋疲力尽；道路难行，没有力气走下去了……他们将在前面的村子里过夜，可是到村子还有十俄里的路程。他们到达村子以后，匆匆忙忙吃点儿东西，喝点儿砖茶，就立即倒下睡觉。这时臭虫便把他们团团围住——对那些疲惫不堪和困倦思睡的人来说，这是最凶残和无法战胜的敌人。
傍晚，大地开始冻结，泥泞的道路变得崎岖不平。马车不停地颠簸，隆隆作响，发出各种声音。天气很冷！既看不见人烟，也见不到行人……在黑暗的空中，一切都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声响，只是听见马车压轧冻土的声音。当你抽着香烟的时候，路边有两三只被火光惊动的野鸭扑棱起翅膀……
我们走到河边，需要用渡船摆渡到对岸。可是岸上连一个人影也没有。
“都到对岸去了，这些该遭瘟的！”车夫说，“大人，我们得吼叫。”
拼命喊叫，哭泣，呼喊，招唤——在这里都意味着吼叫，因为在西伯利亚吼叫的不只是熊，而且有麻雀和老鼠。“遇到猫就吼叫”，人们这样谈论老鼠。
我们开始吼叫起来。河面很宽，在黑暗中看不见对岸……由于河里的潮气，双腿变得冰冷，然后全身也都冻透……我们吼叫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是渡船还是不见踪影。这里的水和撒落天空的繁星如死一般的寂静，不久就让人难以忍受。由于寂寞无聊，我跟车夫老爹闲聊起来，得知他十六岁结婚，生了十八个孩子，只有三个夭折，他的父母如今尚都健在；父亲和母亲都是基尔扎奇人，都是分裂教派教徒，不抽烟，一生中除了伊希姆之外，一个城市也没有到过，而他虽然年岁已大，但还跟年轻人一样，放任自己，也就是吸烟。我从他那里得知，在这条昏暗而严峻的河里产有小鲟鱼、白鲑鱼、江鳕鱼、狗鱼，但是没有人捕捞，而且也没有捕捞工具。
终于听见均匀的溅水声，河面上出现一个笨重的黑影。这是渡船。它的形状像是一条不大的驳船；上面有五个桨手，他们的两只长木桨各有一个宽大桨叶，很像是蟹螯。
靠岸以后，桨手们第一件事就是开口骂娘。他们恶狠狠地谩骂，无缘无故，显然是处于蒙眬状态。听着他们那些不堪入耳的骂人话，可以认为不仅我的车夫、马匹和他们自己，而且就连河水、渡船和木桨也都有娘。桨手们最不伤人的、温和的骂人话，就是“你这个该遭瘟的”或者“让你嘴里生疮！”。希望生什么样的疮，我虽然询问过，但最终也还是不得要领。我穿着短皮大衣和长筒靴，戴着皮帽子，黑暗中看不清我是“大人”，因此一个桨手用嘶哑的声音对我喊道：
“你这个该遭瘟的，张着嘴站在那里干啥？赶快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
我们驶上渡船。摆渡者们一边骂着，一边操起木桨。这不是本地农民，而是些流放者，因生活中行为不端而经村社判决被流放到这里来。他们在所注册的那个村子里无法生活——感到没有意思，不会耕地，或者已经不习惯，况且别人的土地也不亲切，于是他们就到这里来干起摆渡的营生。他们面容憔悴，脸色枯瘦，疲惫不堪，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啊！看得出，这些人是用装载犯人的驳船给押解到这里来的，每两个人用手铐给锁在一起，当他们走在这条押解犯人的路上时，在房子里过夜，身体被臭虫咬得无法忍受，他们已麻木到骨髓了。而现在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在冰凉的水里挣扎，除了光秃秃的岸边之外，什么也看不见。永远失去以前有过的一切温暖，他们生活中剩下来的唯有：酒、妓女，妓女、酒……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已不再是人，而是野兽。而据我的车夫老爹的意见，在另个世界里他们会更糟：因为罪恶而进地狱。
2
5月6日前夜，六十岁的老人赶车拉着我离开大村子阿巴茨科耶（距秋明375俄里）。套车前不久，他在浴室里洗了蒸汽浴，拔了吸血罐。为什么要拔这火罐呢？他说他的腰痛。他敏捷利落，活泼好动，喜欢谈话，这与他的年龄不相称，但走路的姿势却很笨拙：看样子，他患有脊椎痨。我乘坐的是一辆车身很高的敞篷马车，套着两匹马。老人挥动着鞭子，吆喝着，但已不像以前那样大声喊叫了，而只是发出呼噜声或呻吟声，像鸽子叫似的。
道路两旁和远处地平线上，野火像蛇一样的蠕动着；这是去年的荒草在燃烧，在这里故意放火焚烧荒草。荒草潮湿，不易燃烧，因此火苗蠕动缓慢，忽而分成一段段，忽而熄灭，过一会儿，又死而复燃。火堆上火星飞溅，每一堆上都冒着一团白烟。当火苗吞食高草时，很是壮观：地面上冲起一俄丈高的火柱，把一大团烟泼向天空，然后立即消失，好像钻进泥土里。而当火蛇在小白桦树上蠕动时，则更为壮观：整个树林被照得通明，白色的树干看得清清楚楚，白桦树的影子上撒上一个个光点。这好像是彩灯，不过使人觉得有点恐怖。
一辆套着三匹马的邮车迎面急驰而来，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发出隆隆响声。老人急忙把车向右拐，一辆巨大的重载邮车立刻从我们身旁飞驰而过，车上坐着回程的车夫。可是接着又听到新的隆隆声：另一辆套着三匹马的邮车迎面而来，也是全速急驰。我们急于向右拐，可是令我不解和吃惊的是邮车却不知为什么不向右，而是向左拐，直奔我们而来。要是撞上，可怎么办？我刚刚来得及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就听见哐啷一声，我们套着两匹马的车和套着三匹马的邮车搅作一团，我们的马车竖立起来，我摔到地上，身上压着我的皮箱和包袱……当我惊恐地躺在地上时，听见又有第三辆邮车驶来。“嗯，”我想，“这辆恐怕要把我轧死。”可是感谢上帝，我什么也没有损伤，摔得也不疼痛，能够自己从地上站立起来。我一跃而起，窜到一旁，不住声地惊叫：
“停！停！”
从空邮车底下钻出一个人来，他抓住马缰绳，第三辆邮车几乎是紧贴着我的行李停下来。在沉默中过去了两分钟。浑浑噩噩，我们大家好像是都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车辕撞折了，马套断了，挂着铃铛的马轭放在地上，马匹喘着粗气；它们也受了惊，看样子摔得很疼。老人哼哼着，呼哧呼哧地从地上站起来；前面的两辆邮车转回来，又来了第四辆，后来又来了第五辆……
然后开始了狂暴的谩骂。
“让你遭瘟！”跟我们相撞的那个车夫叫喊道，“让你嘴里生疮！你的眼睛哪去了，老狗？”
“是谁的过错？”老人用哭诉的声音说，“是你的过错，可是你怎么还骂人呢？”
从他们的谩骂中可以明白，撞车的原因如下：有五辆载着邮件、套着三匹马的车返回阿巴茨科耶村。按规定，车夫在回程中应该缓行，可是最前面的车夫感到无聊，希望早点儿到达温暖的地方，就赶马拼命奔跑，而后面四辆邮车的车夫则睡着了，无人驾驭马匹，也都跟着第一辆拼命地狂奔起来。假如我在车里睡着了，或者第三辆邮车紧跟着第二辆而至，那么，当然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我就不会如此安然无恙了。
车夫们扯着嗓门叫骂，也许在十俄里以外都能听得到，骂得令人无法忍受。为了琢磨这些污秽的字眼儿和以伤害他人为目的的语句，玷污人的一切神圣、珍贵和亲切的东西，人们绞尽脑汁，倾注了全部恶意和不正的心术！只有西伯利亚的车夫和摆渡者才会这样谩骂，而他们据说又是从在押犯人那里学会的。车夫中间，骂得最响和最凶的又是那个肇事者。
“你别骂人，傻瓜！”老人自卫道。
“怎么？”肇事的车夫问道。这个十九岁的孩子摆出一副威胁的架势，走近老人，把脸正面朝着他，“怎么的？”
“你不太对！”
“那又怎么样？回答呀！怎么的？我拿这个两截的车辕子，叫你也变成两截，生疮的！”
从语气来看要打架。夜间，在这拂晓前，身处这群野蛮叫骂的乌合之众中间，望着近处和远处吞食着野草的荒火——这火丝毫也没有使夜里寒冷的空气变暖——这些劣马挤在一起，不安地嘶鸣着，我站在它们身边，感到一种难以描绘的孤独。
老人嘟哝着，把脚抬得高高的，在马车和马匹周围转来转去，把一些能解下的绳子和皮带解下来，用它们捆绑折断的车辕，然后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趴在路上寻找马套。我捆绑行李的带子也都用上了。东方已经出现霞光，睡醒的大雁早已鸣叫起来。邮车终于走了，可是我们仍然还停在路上修车。试着往前走，但捆绑的车辕啪的一声断了……又得停下来……天气真冷！
我们一步一停地总算挪到了村子。在一座二层的小房附近停下来。
“伊里亚·伊万内奇，马在家吗？”老人喊道。
“在家！”屋里有人闷声闷气地回答说。
在屋里接待我的是一个高个子的人，穿着一件红衬衫，赤着脚，睡眼惺忪，在半睡半醒中微笑着。
“让臭虫给折腾苦了，朋友！”他一边搔着一边说，笑着的嘴张得更大了，“正屋故意不生火。屋子冷，臭虫不走动。”
这里的臭虫和蟑螂不是爬行，而是走动；旅行者不是乘车，而是奔跑。往往这样问你：“你往什么地方跑，大人？”这意思是：“你上哪儿去？”
院子里正在给马车上润滑油，弄得铃铛叮当响。伊里亚·伊万内奇马上就要给我赶车，我趁他穿衣服的工夫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头枕在一个装着粮食的口袋上，立刻就沉睡起来。我梦见自己的床，自己的房间，梦见我在家里坐在桌子旁，给家人讲述着我那辆套着两匹马的车如何与套着三匹马的邮车相撞，但过了两三分钟，我听见伊里亚·伊万内奇拽着我的袖子说：
“起来吧，朋友，马已备好。”
这是对懒惰的嘲弄，是对寒冷的蔑视，哪管它像一条小蛇一样在你的脊背上横竖乱爬！我又上路了……天已经亮了，日出前的天空泛着金黄色。道路、田野里的荒草和凄苦的小白桦树都盖上薄霜，好像是撒上一层白糖。黑琴鸡发出求偶的鸣叫声……
5月8日
3
沿着西伯利亚大道，从秋明到托木斯克，没有城镇，也没有小屯落，只有大的村庄，彼此相距20、25或者甚至40俄里。沿途没有遇见庄园，因为这里没有地主。你也看不到工厂、磨坊和客栈……沿途唯一能让人想到人类生活的，就是被风吹得呜呜作响的电报线，还有里程木桩。
每个村庄都有教堂，偶尔有两个，也有学校，村村都有。房子是木制的，常常是双层的，房顶上苫着木板。每所房子附近，在篱笆上或者白桦树上都挂着一个椋鸟房，如此低矮，一伸手就能摸得到。在这里，椋鸟受到普遍的喜爱，甚至连猫儿都不动它们。没有花园。
挨了一夜冻，经过令人疲倦的旅行之后，清晨五点钟，我坐在自由雇佣车夫的家中，在正屋里喝茶。这正屋明亮而宽敞，里面的陈设对于库尔斯克或莫斯科省的农民来说只能是梦想。惊人的整洁，可谓一尘不染。墙壁洁白，地板必定是木制的，或是涂了油漆，或是铺着粗麻布垫；摆着两张桌子、一个沙发、几把靠背椅、一个餐具橱，窗台上有几盆花。房间的一角，放着一张床，上面堆着高高一摞羽绒被和套着红色套子的枕头。要想攀登上去，得踩着椅子，往上面一躺，就沉了下去。西伯利亚人喜欢在绵软的铺盖里睡觉。
从墙角上的圣像起，两边墙壁上都贴着木版画。这里有皇帝肖像，必定是好几张，有常胜将军格奥尔基
，有“欧洲皇帝”，但不知为什么其中还出现了波斯的沙赫。然后是圣徒像，上面印着拉丁文和德文的署名。接着是巴腾贝尔格
和斯科别列夫
的半身肖像，再下去又是圣徒像……包糖果的花花纸、伏特加酒瓶上的商标、香烟盒也都用来装饰墙壁。这副贫困相跟讲究的床铺和油漆地板则完全不相称。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里对艺术有很大的需求，而上帝又没给派来画家。你往门上瞧瞧，上面画着一棵树，开着蓝的和红的花，还有几只鸟儿，与其说像鸟还不如说更像鱼；这棵树是长在花瓶里的。根据这个花瓶可以看出，是个欧洲人画的，即流放犯画的。流放犯还在天棚上勾了一些圈圈儿，在炉子上涂抹了一些花纹。不高明的绘画，可是这里的农民却无力为之。他九个月不脱掉皮手套，不能伸直手指。不是−40℃的严寒，就是草地被大水淹没20俄里。短暂的夏季到了，干起活来累得腰酸背痛，犹如断了筋骨。哪里有时间绘画？由于一年四季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残酷斗争，他就不能成为画家、音乐家和歌手。你在村子里很少能听到手风琴声，也别期望车夫哼哼歌曲。
门开了，透过门斗可以看见另一个房间，也很明亮，铺着木制地板。那里正热火朝天地工作。女主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婆娘，瘦高个儿，生着一张善良和温顺的面孔。她正在桌子上和面，阳光射到她的眼睛、胸部和手上，仿佛是她在把面团与阳光和在一起。男主人的妹妹是个未出嫁的姑娘，她正在烙煎饼。厨娘正在用开水浇一只刚杀的仔猪，男主人在用羊毛擀毡靴。闲着的只是老头和老太太。老奶奶坐在炕炉上面，悬着两条腿，哼哼着，唉声叹气。老爷爷躺在吊板床上，不停地咳嗽，但见到我之后，爬起来，穿过门斗，进了正屋。他想要说说话……他从天气说起，说今年春天特别冷，多年不遇了。大概明天就是尼古拉节
，后天是耶稣升天节
，可是夜里却下了一场雪，在通往村子的路上冻死一个女人。牲口由于饲料的不足都消瘦了，牛犊由于天气冷而泻肚子……后来他问我从哪里来，往哪里跑，为了啥，是不是结了婚，女人们都说要打仗，是不是真的。
听见孩子的哭声。这时我才发现在床和炕炉中间挂着一个小摇篮。女主人放下面团，跑进正屋来。“我们这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商人！”她对我说，一边摇着摇篮，温顺地笑着。“两个月以前，从鄂木斯克来了一个女小市民，抱着一个孩子……穿戴像是个太太……她是在秋卡斯克生的孩子，在那里洗了礼。分娩以后在路上病倒了，便住到我家来，就住在这个正屋。她说出嫁了，谁知道呢？她的脸上也没有写着，她也没带身份证。也许孩子是非法的……”
“评论不是我们的事。”老爷爷嘟哝着说。
“她在我们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女主人继续说道，“然后说：‘我要到鄂木斯克去找我丈夫，把我的萨沙留在你们这里，过一个星期以后我来接他。现在我怕路上冻坏他……’我对她说：‘太太，你听着，上帝给人送来孩子，有的人十个，有的人十二个，而我和当家的则受到惩罚，一个也没给。你就把萨沙留给我们吧，我们把他当儿子。’她想了一会儿说：‘得等一等，我取得丈夫的同意，过一个星期给你们寄信来。没有丈夫的同意，我不能作主。’她丢下自己的萨沙就走了。如今已经两个月过去了，她本人不来，也不寄信来。上帝的惩罚。我们爱上了萨沙，像亲生的一样，现在自己也说不清他是我们的还是别人的。”
“你们应该给这个女小市民写封信。”我建议道。
“看来是应该写！”男主人在门斗里说。
他走进正屋，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是否能给他出个主意？
“你怎么给她写信？”女主人说，“她连自己姓啥都没告诉。只知道个玛丽娅·彼得罗芙娜。再说鄂木斯克又是个大城市，你在那里找不到她。岂不是大海捞针！”
“看来是找不到！”男主人表示同意，看着我，仿佛是想要说，“帮帮忙吧，看在上帝的份儿上！”
“我们对萨沙已经习惯了，”女主人说，把奶嘴给了孩子，“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他一叫唤，心里就感到另一种滋味，好像连我们的房子都变了样儿。说不准她会回来，从我们这里带走……”
女主人的眼圈儿红了，涌出了泪水，她立即走出正屋。男主人朝着她点点头，微微一笑，说道：
“她习惯了……显然是舍不得！”
他自己也习惯了，他也舍不得，只不过他是个男子汉，不好意思承认。
这是一些多么好的人啊！当我喝着茶，听着关于萨沙的事的时候，我的行李在院子里放在马车上。对于是否会被人偷的问题，他们笑着回答道：
“这里有谁会偷呢？我们这里就是夜间也没有人盗窃。”
的确，一路上从来没听说过行路人被偷的事。此地在这方面民风纯正，有着良好的传统。我深信不疑，假如我把钱掉在马车上，自由雇佣车夫找到以后连钱夹看都不看，就会归还给我。我很少乘坐驿车，关于驿站车夫只能说一点：我在驿站上由于无事可做翻弄过意见簿，只有一次读到控告被盗的记录，一位旅客丢失一个装着皮鞋的口袋。但从驿站长的批示可以看出来，这项控告没有审理，因为口袋很快就找到了，并且归还给那位旅客。至于路上抢劫，此地甚至无从谈起，从未听说过。我来的路上遇到一些流浪汉，他们竟然把我吓了一跳，可是此地的旅客对流浪汉惧怕的程度丝毫不大于对野兔和野鸭的惧怕。
喝茶时吃的有小麦粉做的煎饼、奶渣和鸡蛋馅饼、油炸饼、奶油鸡蛋小白面包。煎饼很薄，油很多，小白面包的味道和形状都很像塔甘罗格和顿河罗斯托夫的乌克兰人在市场上出售的那种松软的黄色小面包。沿着西伯利亚大道，处处面包都烤得很香；每天都烤，而且烤得数量很大。这里的面粉很便宜：一普特30到40戈比。
只吃面包，是不会饱的。中午你想要点菜肴，到处所能提供的都只有“鸭子汤”，此外什么都没有。而这种汤是无法吃的：这是一种黏糊糊的稀汤，里面有几块鸭子和没有洗净的内脏。没有味道，而且看起来都恶心。家家都吃野味。在西伯利亚没有任何狩猎法规，一年到头随时都可以打野禽。但这里未必很快就能把野禽打光。从秋明到托木斯克1500俄里的距离，野禽多得很，但没有见到一杆像样的猎枪，一百个猎手中只有一个会打飞着的鸟。通常是猎手在土堆上和湿漉漉的草地上向野鸭爬去，只是在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才躲在树丛后面开枪打栖落着的鸟，而且他那杆讨厌的枪会卡壳五次，开了枪后坐力很大，打得肩部和脸部生痛。如果击中目标，那也有不少麻烦，得脱掉皮靴和裤子，下到冰冷的水里去。这里没有猎犬。
5月9日
4
刮起凛冽的寒风，下起雨来，白天黑夜地下，没完没了。在离额尔齐斯河18俄里远的地方，自由雇佣车夫把我拉到农夫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的家。他说，不能继续前行——由于下雨，额尔齐斯河岸的草地已被淹没。库兹玛昨天从普斯腾斯科耶来，他差一点儿没把马淹死。得等一等。
“等到什么时候？”我问道。
“谁知道呢？问问上帝吧。”
我走进屋里。正屋里坐着一位穿红衬衫的老头，他喘着粗气，咳嗽不止。我给他服了镇咳剂才有所减轻，可是他不相信医学，说他有所减轻是因为他“过了这个劲儿”。
我坐着心里琢磨：得留下来过夜吗？可是这位老爹会整夜咳嗽不停，大概还有臭虫，况且又有谁能保证明天汛水不会蔓延得更大呢？不行，最好还是走！
“我们走吧，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我对主人说，“我不等啦。”
“随您的便，”他简短地表示同意，“只是我们不能在水中过夜。”
我们上路了。雨点儿不是在降落，而是如常说的那样，如瓢泼，我的马车又没篷。开头八俄里我们是在泥泞的道路上行驶，但毕竟还是小跑过来的。
“这天气！”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说，“得承认，我本人很长时间没到那边去了，没有见到汛水，叫库兹玛给吓住了。上帝保佑，我们可能过得去。”
可是眼前展现的却是一片汪洋。这是被淹没的草地。风在水面上吹拂和呼啸，掀起涟漪。可以看见有三三两两的小岛露出水面，还有一些没被水淹的长条地带。一些桥和泽间小径虽然被水泡软，泥泞难行，并且几乎全都离开了原地，但毕竟能指出行车的路线。远处在水泽的那边，伸延着额尔齐斯河高高的河岸，一片灰褐色，景色凄凉，而它的上空高悬着灰色的阴云，岸上有的地方还残留着积雪。
我们进入水泽。车轮被水淹没不深，只有四分之一俄尺。假如没有这些桥，也许会好一些。每到一座桥，都必须从马车上爬下来，站到烂泥里或者水中。为了把车赶上桥，必须把散乱地放在桥上的木板或者原木拿来搭在翘起的一端上。马得一匹一匹地牵过桥去。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卸下拉边套的马，让我来牵着。我拽着冰冷而又肮脏的缰绳，而这些劣马则拼命地往后挣，风要掀掉我的外衣，雨点打在脸上很疼。是不是得回去呢？可是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一声不吭，可能是在等待着我自己建议回去。我也默不作声。
我们通过了一座桥，两座桥，然后又是第三座……我们在一个地方陷进烂泥里，差一点儿没有翻车，而在另一个地方马发起犟劲来，野鸭和江鸥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仿佛是在嘲笑我们。我根据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的脸色，不紧不慢的动作，根据他的沉默，看出他并非第一次遇到这种麻烦，有时会更糟，早已习惯这种寸步难行的泥泞道路、水泽和冰冷的雨水。他为生活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我们驶上一个小岛。这里有一栋无盖的小房，两匹湿淋淋的马在潮湿的马粪中走来走去。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喊了一声，一个大胡子的庄稼汉应声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细树枝，为我们引路。他一声不响地走在前头，用树枝测量水的深浅和试探着泥土的硬度，我们则跟在他后面。他把我们领到一个被称作山岗的狭长地带。我们应该顺着这个山岗走，走到头之后往左拐，然后再往右，走上另一个山岗，顺着它便可直奔渡口。
天黑下来，已经看不见野鸭和江鸥。大胡子的庄稼汉告诉明白我们该怎么走，就回去了。第一道山岗走到头，我们又在水中扑腾起来，先往左拐，然后往右。终于找到第二个山岗。它一直伸延到河岸。额尔齐斯河很宽。当年叶尔马克渡河时要是赶上汛期，即使不穿铠甲，也得沉下去淹死。
对面河岸很高，而且陡峭，完全荒无人烟。看到一块凹地，据费奥多尔·帕甫洛维奇说，这块凹地里有一条路，往山顶上通往荒山村，我需要去那里。这边的河岸不陡，高出水面一俄尺。岸上光秃秃的，被河水侵蚀出一道道的缺口，看样子很滑。混浊的波涛顶着白色的浪尖，凶猛地拍打着岸边，立刻又退回去，仿佛是它们讨厌触及这个丑陋而又泥泞的岸边。看样子，在这岸边上生活的只有癞蛤蟆和大罪人的灵魂。额尔齐斯河既不喧嚣也不咆哮，好像是它在自己的河底敲打着棺材。令人讨厌的印象！
我们走近摆渡工住的房子。出来一个人，说不能摆渡到对岸去，天气不允许，得等到早晨。我留下过夜。一整夜都听着摆渡工和我的车夫打呼噜，雨点敲打着窗户，狂风呼啸，愤怒的额尔齐斯河敲打着棺材……一清早，我向河边走去。雨继续下个不停，风倒是小了一些，可是仍然不能乘船过河。只能用舢板把我送过去。
这里摆渡是由独立农户合作社经营的，摆渡工中间没一个是流放犯，全都是自己的。这些人和气而善良。我渡过河以后，攀登一座滑溜溜的山，想要走上有马车在等待我的大路。这时从身后向我传来祝福，祝我一路顺风，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可是额尔齐斯河却在发怒……
5月12日
5
汛水真是让我吃尽了苦头！在科雷湾，不给我提供驿马。据说鄂毕河岸上的草地被淹没，无法通行。甚至连邮车都被阻截，在等候专门的指示。驿站的录事建议我雇佣一辆马车去维庸村，从那儿到红谷村。我从红谷村坐12俄里的船，到达茂林村，在那里便可得到驿站马车。于是我就这样做了，到了维庸，然后又到了红谷……我被带到农夫安得烈的家，他有船。
“有船，有！”安得烈说，这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庄稼汉子，瘦瘦的，蓄着淡褐色的胡须。“有船！一清早就送陪审官的录事到茂林去了，很快就会回来。您稍等一下，先喝点茶。”
我喝了茶，然后爬到一摞羽绒被和枕头的顶上……睡醒后询问船的事——还没有回来。为了驱寒，女人正在屋里生起火，顺便烤制面包。正屋暖和起来，面包也烤好，可是船还是没有回来。
“派去的小伙子不可靠！”主人叹了口气，摇着头，“木头脑袋瓜子，像婆娘一样，让风给吓住了，不敢划船。可是这算什么风呀！老爷，您再喝点茶，还是怎么的？您大概很烦恼吧？”
一个傻子穿着破破烂烂的原色粗呢外衣，赤着脚，被雨浇得湿淋淋的，在往门斗里搬劈柴和拎水。他不时地往正屋里瞧瞧，在看我，把蓬乱的头伸进来，快速地说了些什么，像牛犊哞哞叫一样，然后退回去。你看着他那张湿淋淋的脸和痴呆的眼睛，听着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是自己也很快就要说起傻话来。
下午，一个高大而肥胖的庄稼汉子来找主人，他后脑勺宽大得跟公牛一样，有着一双巨大的拳头，像个脑满肠肥的俄国包酒商。此人叫彼得·彼得罗维奇。他住在邻村，和兄弟一起饲养五十匹马，运送旅客，为驿站提供三匹马的马车，种地，贩运牲口，现在到科雷湾来办理一件生意上的事。
“您从俄国来？”他问我。
“是从俄国来。”
“我一次也没有去过。我们这里有谁去一趟托木斯克，就把鼻子翘得老高，好像他走遍了整个世界似的。据报纸写的，不久就要把铁路铺到这儿来。请问，先生，怎么会是这样呢？火车用蒸汽推动——这一点我了解得很清楚。可是，譬如说，如果让铁路通过村子，那岂不是要把我们房子给撞坏，并且要轧死人！”
我向他解释，而他注意地听着，说道：“瞧您说的！”我从谈话中得知，这个肥胖的人常去托木斯克、伊尔库茨克、伊尔比特，结婚以后自学，学会读书和写字。这家主人只到过托木斯克，他很看不起，不愿意听他说话。给他端来吃的，或者建议他吃点什么，他总是彬彬有礼地说：“不必客气。”
主人和客人坐下来喝茶。一个年轻的婆娘，主人的儿媳，用托盘给端来茶，低低弯着腰，他们接过茶碗，一声不响地喝着。一旁，炕炉附近，茶炊里的水沸腾。我再次爬到一摞羽绒被和枕头上，躺下看书，后来又下来，写点东西。过去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个婆娘还在弯着腰，主人和客人还在喝茶。
“别——巴！”傻子在门斗里叫着，“灭——马！”
船还是没有！外边黑下来，正屋里点上蜡烛。彼得·彼得罗维奇不断地询问我到哪儿去，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打仗，我的手枪值多少钱。最后，他终于说腻烦了，一声不响地坐在桌子旁，用两只拳头撑着两腮，陷入了沉思。蜡烛结了灯花。门静悄悄地开了，傻子走进来，坐在柜子上。他站起脱下外衣，露出两只胳膊，骨瘦如柴。他又坐下来，眼睛盯着蜡烛。
“滚开，滚！”主人说。
“灭——马！”他哞哞地叫着，低着头走进门斗，“别——巴！”
雨敲打着窗户。主人和客人吃起鸭子汤来，他们无精打采地吃着，只是由于无事可做……后来，年轻的婆娘在地板上铺上羽绒被和枕头。主人和客人脱了衣服，并排躺下。
多么烦闷无聊啊！为了解闷，我的思想飞到了故乡，那里已是春天，冰冷的雨不再敲打窗户，可是我却好像故意地想起了那种灰色的生活，毫无生气的，没有益处，好像是那里也结了冰花，那里也在喊叫：“灭——马！别——巴……”我不想往回走。
我把短皮大衣铺在地板上，躺下，把蜡烛放在身旁。彼得·彼得罗维奇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想要给您讲讲……”他小声地说，怕主人听见，“西伯利亚这里的人都愚昧无知，没有才干。从俄国给他们运来短皮大衣、印花布、餐具、钉子，可是他们自己却什么也不会干。只会种地和运送旅客，再就什么都不会了……就连捕鱼都不会。这些人真没意思，别提他们多么没意思了！你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只能无限地发胖，而对于心灵和头脑，则什么也没有，就跟吃的一样！看着都叫人可怜，先生！这里的人本来也还不错，心软，不偷窃，不欺侮人，也不怎么酗酒。是金子，但不是人，您瞧，一文不值，没有任何益处，像只苍蝇，也可以说，像只蚊子。你问问他：‘你为什么活着？’”
“人干活，吃得饱，穿得暖，”我说，“他还有什么可需要的？”
“他毕竟应该懂得，为了什么需要而活着。在俄国必定是都懂得！”
“不，不懂得。”
“这绝对不可能，”彼得·彼得罗维奇想了一下说，“人不是马。在我们整个西伯利亚都没有真理。如果说从前有过，但早就被冻死了。人也正是应该寻找这种真理。我是个庄稼人，但有钱，有力量，跟陪审官有交情，明天就能让这家主人倾家荡产，让他死在监狱里，他的孩子们到处流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我，没有任何东西能保护他，因为我们生活没有真理……就是说，户口本里只是写着我们是人，是张三或李四，可是一办起事来，我们就成了狼。再譬如说，在上帝的议论里……这不是儿戏，是严肃认真的，这家主人就寝时只是在前额上画三下十字，这就完事了。挣了钱，把它藏起来，等到攒够八百，便又去购买新马，可是他应该问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这些东西是带不到那个世界去的！他即使是问了，也不会明白。头脑不够用。”
彼得·彼得罗维奇讲了许久……最后总算讲完了。但这时已经天亮，公鸡啼鸣。
“灭——马！”傻子在哞哞地叫着，“别——巴！”可是船还是没有！
5月13日
6
在茂林村，我领到马匹，于是继续赶路。可是在距托木斯克45俄里的地方，又说不能通行，托木河淹没了草地和道路。又得坐船。在这里又是在红谷村的那番经历：船到对岸去了，不能回来，因为风太大，河面上波浪太高……得等待！早晨下起雪来，把地面盖了一俄寸半厚
（现在已是5月14日了！），中午，下起雨来，把雪都融化了，而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又下起雨夹雪来。我站在河岸上观望，只见小船在和波涛搏斗，距我们越来越近……这时却发生了与雪和严寒毫不相关的现象：我清楚地听见了轰隆隆的雷声。车夫们划着十字说，这说明天气要暖和起来。
船很大。先是装上12普特重的邮件，然后是我的行李，用湿漉漉的粗席把一切都苫上……邮差是一个高个子上了年岁的人，坐在邮件上，而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我的脚下坐着一个小个子士兵，满脸雀斑。他的军大衣都能拧出水来，从军帽上往脖子上淌着水。
“感谢上帝！开船！”
我们在柳条丛的边上顺流而下。桨手们说，刚才，即十分钟以前，淹死了两匹马，坐在车上的小男孩勉强救上来，因为被挂在一簇柳条上。
“划呀，划呀，伙计们，等以后再讲！”舵手说道，“加把劲儿！”
河面上像雷雨前夕常有的那样，刮起大风……光秃秃的柳条弯向水面，发出呼呼的响声，河水突然变得昏暗起来，掀起狂涛巨浪……
“伙计们，拐到条通里去，得避一避！”舵手低声地说。
开始向柳条通拐去，可是桨手中间却有人说，要是遇上坏天气，我们在柳条通里蹲上一夜也得沉没，因此是不是往前划？建议由大多数人说了算，最后决定继续往前划……
河水更加昏暗，强劲的风雨抽打着我们的一侧，而岸边还很遥远，出现灾难时可以当作救命草的柳条丛已经落到了后面……邮差这一辈子见过世面，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好像僵住了似的，桨手们也都沉默不语……我发现小兵的脖子变红了。我的心情沉重起来，心里想道，如果翻船，我得脱去短皮大衣，再脱掉外衣，然后……
可是岸边越来越近了，桨手们情绪愉快起来，干活起劲了。压在心头的石头一点点落下来，当距离岸边还剩下不到三俄丈远的时候，突然轻松了，愉快了，我在想：
“当个胆小鬼很好！要想突然变得愉快，他并不需要付出很多！”
5月15日
7
我不喜欢一个有知识的流放犯站在窗前一声不响地望着邻家的房盖。他这时在思考什么呢？
我不喜欢他跟我谈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时看着我的脸，流露出这样一种表情，似乎是要说：“你可以回家，可是我却不能。”人们经常说：死刑如今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使用。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取代死刑的一切最高惩罚手段，仍然带有死刑最重要和最本质的特征，即终身性、永久性，其目的都是从死刑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让罪犯永远脱离人的正常生活环境。一个人如果犯了重罪，对于他所诞生和成长的社会来说，他也就死亡了，这跟死刑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一样的。我们俄国的立法是比较人道的，但在这里最高的惩罚，刑事的也好，矫正性的也好，几乎全都是终身的。苦役劳动必定要伴随着永久性定居；流放之所以可怕，正是在于它的终身性；一个人被判处到惩罚连队去，服刑期满后，如果社会不同意接收他加入进来，就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剥夺一切权利，也带有终身性，如此等等。这样一来，所有最高的惩罚手段便不能给罪犯以坟墓里的永久安宁，这一点反倒使我的感情能够容忍死刑。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终身性会使人丧失改善处境的希望，使他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业已永远死亡，个人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使他复生。因此可以说，死刑在欧洲和我国并未废除，只不过是采取了另一种对于人的感情来说不那么反感的形式罢了。欧洲长期习惯于死刑，想废止它，除非经过长期令人讨厌的拖延不可。
我深信，再过五十至一百年之后，人们看待我们现行的终身性惩罚，会不理解和感到难堪，犹如我们现在看待劓鼻或剁掉左手手指一样。我同样也深信，不管我们如何真诚而明确地意识到诸如终身性惩罚这类过时现象的落后性和偏狭性，我们也完全无力解除灾难。要想用某种较为合理和公正的手段来取代终身性惩罚，我们目前知识不足，经验不够，从而也缺乏勇气。在这方面的一切尝试都不坚决，而且片面，只能引导我们犯严重错误和走向极端——所有的举动只要不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都必定会有这样的下场。对于俄国来说，什么更为合适——监狱还是流放？我们现在甚至无权解决这个时髦的问题，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监狱和什么是流放，不管这是多么叫人悲伤和感到奇怪。请您瞧瞧我们关于监狱和流放的著述吧，真是叫人寒碜！两三篇小文，两三个作者的名字，空空如也，仿佛俄国根本就没有监狱，没有流放，没有苦役似的。任何一个罪犯都是社会的产物——我们思想界把这句话已经重复了二十到三十年，可是他们对这个产物却无动于衷！对关押在流放地并在这里受着熬煎的人如此冷漠，这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度里和基督教的著述里都是不可理解的，其原因则在于我们俄国的法官异常无知。他所知甚少，而且不无职业的偏见，正像他所嘲笑的赃官一样。他通过大学考试，只是为了审判别人并且判处他监禁和流放；担任公职，领取薪俸，他只管审判和判刑，至于罪犯在判决之后到哪里去和去干些什么，监狱是什么，西伯利亚是什么，他则一无所知，毫无兴趣，这都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这已是押解人员和红鼻子狱吏的事了！
据我有机会与之谈过话的地方居民、官吏、车夫们反映，有知识的流放犯——他们从前都是军官、官吏、公证人、会计、纨绔子弟，由于某种卑鄙行为如盗用公款、营私舞弊等等而被流放到这里——过着一种封闭式的简单生活。只有具备诺兹德廖夫
气质的人才例外；这种人无论在哪里，什么年龄，处于什么环境，都一如既往。但他们并不是待在一个地方不动，而是在西伯利亚过着茨冈人那种流浪生活，行踪不定，几乎是无法监视。除了诺兹德廖夫们之外，在有知识的“不幸者”中间有时还可遇到彻底堕落、道德沦丧、无耻透顶的人，但这种人几乎全都受到严密监视，人人都认识他们，公开地受到指责。绝大多数，我重复一遍，则过着简单的生活。
这些有知识的人到达流放地之后，初期惘然若失，惊慌失措。他们胆小怕事，仿佛是痴钝愚笨。他们大多数贫困，软弱无力，所受教育极差，无一技之长，只会写一手好字，而这往往又毫无用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便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卖自己的荷兰亚麻布衬衫、床单、手帕，结果是两三年之后死于赤贫之中（譬如不久前死于托木斯克的库佐甫列夫，此人在塔甘罗格海关案中是个重要角色，由一个慷慨的流放犯出资安葬）。而另一些人则逐渐学会某种谋生之道，站稳脚跟。他们往往是经商，从事律师事务，为地方报纸撰稿，当抄写员，等等。他们每月挣的钱不超过30到35卢布。
他们的生活很枯燥。他们觉得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单调，贫乏而没有生气；耶稣升天节还结冻，圣灵降临节还下雨夹雪。城里住房条件极差，街道肮脏不堪，店铺里的一切都昂贵，不新鲜而且不丰富，欧洲人所习惯的许多东西用多少钱也弄不到。当地知识界中，有思想和无思想的人从早到晚喝酒，喝得不文明，野蛮，没有分寸，一醉方休。当地知识分子跟你谈话时，没有说上两句，就必定提问：“您不喝点儿酒吗？”流放犯由于烦闷无聊，就跟他一起喝，起初还皱着眉头，后来就习惯了，最终当然也变成酒鬼。谈到酗酒问题，可以说并非流放犯败坏居民的道德，而是居民败坏了流放犯的道德。这里的女人也跟西伯利亚的大自然一样枯燥乏味。她不具特色，冷漠，不会穿戴，不唱歌，不笑，面貌不可爱，犹如当地一个老住户跟我谈话时所形容的：“摸上去硬邦邦的。”将来西伯利亚产生自己的小说家和诗人时，妇女在他们的小说和长诗中不会成为主角。她不能鼓舞和呼唤人们去从事崇高的事业和奔赴“天涯海角”。城市里没有任何娱乐场所，如果不算那些下等酒馆、家庭浴室和为数众多的妓院——这些妓院有公开的，也有暗地的，西伯利亚的男人对此怀有浓厚的兴趣。在秋冬漫长的夜晚，流放犯或是独坐家中或是找老居民去饮酒。两个人喝上两瓶伏加特和半打啤酒，然后提出一个常提的问题：“我们去那种地方？”也就是妓院。烦闷无聊啊！何以解忧？一个流放犯读了一本毫无价值的书，诸如里波
的《意志疾病》，或者是在第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穿上一条浅色裤子——这也就是一切。里波枯燥无味，况且连意志本身都没有，阅读关于意志疾病的书合适吗？穿浅色裤子会挨冻，但毕竟可以变变花样！
5月18日
8
西伯利亚大道是全世界最长，似乎也是最不像样子的道路。从秋明到托木斯克一段尚可忍受，这不是归功于官吏，而是归功于当地的自然条件。这里是没有森林的平原，早晨下雨，晚上就干，5月底以前，由于积雪融化，大道上覆盖着大冰块，可是您可以在田野里行驶，在广阔的地面上随意选择绕道。可是从托木斯克却开始了原始密林和丘陵，地面干燥得很慢，无处能选择绕道，不得不走大道。因此过了托木斯克以后，过往旅客便开始骂起娘来，并且用心地书写意见簿。官员先生们认真地阅读他们的意见，在每一条上都批示道：“无须审理。”为什么而写呢？若是中国官员，早就盖上官印了。
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与我同行的有两位中尉和一位军医。一位中尉是步兵，戴着一顶毛茸茸的高筒帽，另一位是地形测绘员，肩上佩戴着绶带。每到一站，我们被慢腾腾的旅行和马车的颠簸折磨得疲惫不堪和昏昏欲睡，不顾浑身的泥水，一头倒在沙发上，愤怒地说道：“多么糟糕的路啊，真可怕！”而驿站的录事和工长却对我们说：
“这还不算什么，等你们到了科祖尔卡会是什么样！”
从托木斯克开始，每到一站，录事都神秘地微笑着，用科祖尔卡来恫吓我们，而迎面过来的旅客则幸灾乐祸：“我算是过来了，现在该你的了！”想象力受到惊吓，于是神秘莫测的科祖尔卡开始以一个长着长嘴和绿眼睛的大鸟的形象出现在梦中。
被称为科祖尔卡的是黑河站和科祖尔斯卡亚站中间那段22俄里的距离（这是在阿钦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两个城市之间）。到达这个令人生畏的地方之前的两三站，就开始出现预兆。一个迎面过来的旅客说，他翻了四次车，另一个抱怨说，他的车轴断了，第三个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对于路好不好走这个问题回答说：“非常好，让他见鬼去吧！”人人都惋惜地看着我，像是看一个故去的人，因为我的轻便马车是个人的。
“车子可能会弄坏和陷进烂泥里！”他们叹息地对我说，“您最好还是乘坐驿车！”
离科祖尔卡越近，预兆则越是令人生畏。在距黑河站不远的地方，傍晚时分，我的旅伴们乘坐的马车突然翻车了，两位中尉和医生连同他们的皮箱、包袱、军刀和小提琴都一起掉进烂泥里。夜间轮到我身上。在黑河站近处，车夫突然向我宣布，车上的机头弯了（这是一个铁螺栓，把前轮车和车辕部分跟车轴连接起来；它如果弯曲或折断，车身就会趴倒在地上）。到了驿站，便开始修理。五个车夫发散着大葱和大蒜气味，使人感到窒息和恶心，他们把满是泥浆的马车翻转过来，开始用锤子敲击，要把弯曲的机头敲出来。他们告诉我，车上还有一个什么垫松动了，三个螺帽脱落了，可是我对此却一窍不通，况且也不想弄通……漆黑的夜，寒冷，无聊，想要睡觉……
驿站的屋里，点着一盏昏暗的小油灯。发散着煤油、大蒜和大葱的气味。那个戴着高筒帽的中尉躺在一张沙发上睡觉，另一张沙发上坐着一个蓄着大胡子的人，在有气无力地蹬皮靴。他刚刚接到命令，要到什么地方去修理电报机，可是他却想睡觉，但又得去。肩上佩戴绶带的那位中尉和医生坐在桌子旁，把昏沉沉的脑袋放在手臂上打盹。可以听到戴高筒帽的中尉打呼噜声和院子里敲击锤子声。
有人在谈话……这是在驿站上常有的谈话，一路上处处都是这一个话题：批评地方长官和咒骂道路。挨骂最多的是邮政电报局，尽管它对西伯利亚大道只是管辖，而不是管理。在驿站所说的一切，对于一个已经疲惫不堪但距离伊尔库茨克还有一千多俄里路程的旅行者来说，简直是令他惊惧。某地理学会会员带着妻子旅行，马车坏了两次，最后不得不在森林里过夜；某女士由于马车颠簸而碰伤了头部；某消费税税吏在烂泥里坐了16个小时，给了农民25个卢布，他们才把他拽出来，拉到驿站；没一个自备马车的人能够顺利地到达驿站——诸如此类的谈话像是不祥的鸟的鸣叫，在心灵里引起回声。
根据讲述的情况判断，最遭罪的是邮车。假如有那么一个好心肠的人，承担起考察邮车从彼尔姆到哪怕是到伊尔库茨克一路上的行程，他把自己的印象记录下来，满可以成为一部足以唤起读者眼泪的中篇小说。开头是，所有这些邮件和差役给西伯利亚带来宗教、文化、贸易、秩序和金钱，但在彼尔姆却毫无必要地耽搁了好几个昼夜，仅仅因为慢慢腾腾的轮船总是晚点，赶不上火车。从秋明到托木斯克，若是在春天，一直到6月，邮车得跟河流可怕的汛水和寸步难行的烂泥搏斗。记得在一个驿站上，我因为汛水而不得不等候了一天一夜，跟我一起的还有一辆邮车。用小船运载沉重的邮件渡河和被水淹没的草地，小船没有倾覆，也许只是因为西伯利亚的邮差有他们的母亲为之热烈地祈祷。从托木斯克到伊尔库茨克，在这些数不清的科祖尔卡和黑河站附近，邮车每天得在烂泥里跋涉10至12个小时。5月27日，我在一个驿站上听说，不久前，卡洽河上的桥被邮车压塌，车和马差点一块儿沉没河里——这是平平常常的历险之一，对于西伯利亚邮车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我驶往伊尔库茨克时，六昼夜的过程中，没有一辆来自莫斯科的邮车赶上来。这说明它耽搁了一个多星期，这个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西伯利亚的邮差都是些受难者。他们的十字架很沉重。这是一些英雄，但国家却坚决不愿意承认。他们付出的劳动很多，没有任何人像他们那样与大自然搏斗，他们遭的罪常常是难以忍受的，可是他们被免职、开除和罚款的机会却比受奖励多得多。您知道他们的工薪是多少吗，您一生中见到过有哪个邮差佩戴奖章吗？他们比起那些批示“无须审理”的人要有用得多，可是请您看看，他们是多么担惊受怕，备受折磨，在您面前有多么胆怯……
终于宣布说，马车已修好，可以继续赶路了。
“起来！”医生叫醒戴高筒帽的中尉，“能越早走过这可诅咒的科祖尔卡越好。”
“先生们，小鬼并不像画的那么可怕，”那个蓄着大胡子的人说道，“或许科祖尔卡丝毫也不比别的驿站更坏。再说，您要是害怕，22俄里的路程您尽可以步行……”
“是的，只要不陷进烂泥里去……”录事补充说道。
天空已现出破晓时的曙光，很冷……车夫们还没走出院子，就已经喊起来：“让路，不要命啦！”我们走在村子里……使车轮陷进去的稀泥和干爽的土包坑洼交替出现。垫道用的木板和原木，从稀溜溜的牲口粪便里面露出一些棱角来，车子走在这上面，人的五脏六腑会翻倒出来，车轴会给颠断……
村子终于走过了，我们正行驶在令人恐怖的科祖尔卡。这里的道路确实糟得很，但我并不认为比马林斯克或者那个黑河站附近更坏。请想象一下，一条四俄丈宽的林间通道，上面用泥土和垃圾垫成一条土埝——这也就是所谓的大道。从侧面看去，这条土埝像是从管风琴音箱里露在外面的大管子，只不过是用泥土垒成的。两旁是壕沟。土埝上面伸延着车辙，有半俄尺深，或者更深，而且又被许许多多横向的辙沟所切断，这样一来，这条土埝也就成了一道峰峦叠嶂的山脉，有自己的卡兹别克峰和厄尔布鲁士峰
；山峰已经干燥，车轮碰上去发出哐啷啷的声音，而山脚下还有水在扑哧哧地响。恐怕唯有技法高明的魔术大师才能在土埝上使马车保持平稳，而通常情况下，马车所处的状态，当你还没有适应的时候，会让你每时每刻地发出惊叫：“车夫，我们要翻车啦！”忽而右面的车轮掉进深深的辙沟里，而左面的车轮却立在山峰顶上，忽而有两只车轮陷入烂泥里，第三只攀上山顶，而第四只则悬在半空……马车的状态可以变化成几千种，你这时不是抓着自己的头部，就是抓着腰，身体向四面八方倾斜，咬着舌头，而你的皮包和箱子也都在造反，彼此拥挤着，或者压向你的身上。可是，你瞧瞧车夫，这个杂技演员究竟是怎样设法稳坐在御座上呢？
假如有人从一旁观看我们，他会说，我们不是旅行，而是在发疯。我们想要离开这土埝，走到林中空地上去，找一条绕道。可是这里也有车辙沟和土包，支棱着垫道的树条和木板。走了不远，车夫停了下来。他思索片刻，无望地叫了一声，露出这样一副表情，好像他马上就要干出什么最卑鄙的勾当来，然后把车赶向大道，直奔壕沟。哐啷一声，前面的两只轮子撞上了，接着又哐啷一声，后面的两只又撞上了！——我们是在过壕沟。然后爬上土埝，也发出哐啷的响声。马身上冒着热气，车辕横木开了，皮轭和夹板滑向一边……“他妈的！”车夫喊道，用鞭子猛抽一下，“伙计！该死的！”马把车拉出去有十来步远，停了下来。现在不管怎么抽打，不管怎么吆喝，它们就是不往前拉。毫无办法，我们又下到壕沟里，离开土埝，还得寻找绕道，然后又是一番思索，再转回土埝——直到最后。
一路上心情沉重，非常沉重，可是当你想到，这条丑陋不堪，高低不平的地带，这些坑坑洼洼，差不多就是连接欧洲和西伯利亚唯一的大动脉，这时心情就更加沉重！据说，沿着这条大动脉流向西伯利亚的是文明！是的，据说的事情多着哩，那些浑身是泥水的庄稼人往欧洲运输茶叶，在大车旁陷进没膝深的烂泥里，假如他们，或者马车夫和邮差听见这些话，这些人对欧洲及其真诚性又会作何感想！那就请您看看运货的车队吧。四十辆拉着茶叶箱子的大车也是在那条土埝上艰难地行走……车轮有一半陷进深深的车辙里，瘦弱的马挺着脖子……大车旁走着车夫，他们从烂泥里把脚拔出来，帮着马拉车，早已筋疲力尽……有几辆车停下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辆车的轮子坏了……不，还是不看为好！
为了嘲弄受尽折磨的马车夫、邮差、大车夫和马匹，有人下令在道路两旁堆放一些碎砖和石头。这么做是为了提醒你，道路不久还会变得更坏。据说，沿着西伯利亚大道，在城市和乡村住着一些人，领取薪水，因为维修道路。如果真是这样，应该给他们加薪，以便让他们不再费力维修，因为道路正是由于他们的维修而变得越来越坏。据农民说，维修诸如科祖尔卡那样的道路是这样进行的。6月底或7月初，正是蚊虻滋生的季节——这是当地的大灾难，把老百姓从村子“驱赶”出来，下令他们用枯树枝、碎砖头和石块把干涸了的车辙沟和水坑填平，维修工作一直进行到夏末。然后下雪了，路面上又布满坑洼，这是世界上唯一能把人颠簸得翻肠倒肚的道路。然后是春天，伴随而出现的是烂泥，然后又是维修——这样年复一年。
我在赴托木斯克时有机会结识一位陪审官并跟他一起走了两三站的路程。记得我们坐在一个犹太人家里吃着鲈鱼汤，村长走进来，向陪审官报告说，某处的道路毁坏了，养路工长不愿意维修……
“把他叫来！”陪审官下令道。
没过多久，走进来一个小个子庄稼汉，头发蓬乱，相貌丑陋，陪审官从椅子上跳起来，向他奔去……
“你这个下流坯，怎敢不维修道路？”他用一种哭丧的声音叫喊起来，“不能通行，要挨收拾的，省长要写信来，警察局长要写信来，我在人人面前都有过错，可你这个坏蛋，该死的，遭天杀的，不要脸的东西——看什么？啊？你这个混蛋！明天得把路修好！明天我回去，如果看见路没修好，就剥了你的皮，打断你这个强盗的腿！滚！”
庄稼汉眨了眨眼睛，脸上冒出汗珠，变得更加难看，一下子钻出门去。陪审官回到桌子旁，坐下来，微笑着说：
“是的，您经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女人之后，当然不会喜欢此处的女人，不过要是认真寻找，在这儿也能找到小妞……”
不知这个庄稼汉明天以前是否能来得及完成？这么短的期限又能做些什么呢？陪审官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不长，不知这对西伯利亚大道来说是件好事还是坏事。他们时常更换。据说，有一位刚上任的陪审官，到达他管辖的地段以后，把农民都赶出来，命令他们在道路两旁挖掘壕沟。他的继任者在独创性方面不甘落后，把农民赶出来，命令他们把壕沟填平。第三位在自己的地段下令把路面铺上一层半俄尺厚的泥土。第四、第五、第六、第七位——人人都想要在蜂巢里加上自己的一份蜂蜜……
结果是道路一年到头都不畅通：春天——泥泞，夏天——崎岖不平，还要维修，冬天——坑坑洼洼。当年使费·费·维格尔
，后来又使伊·亚·冈察洛夫
喘不过气来的那种疾驰，如今也许只有在初冬时节才有可能。诚然，当代作家也曾惊叹过西伯利亚的疾驰，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既然到了西伯利亚，不体验一下疾驰，不好意思，哪怕是在想象中也好……
但难指望科祖尔卡能有朝一日不再损坏车轴和车轮。西伯利亚的官吏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较好的道路，对这样的也很喜欢。至于意见簿、通讯、来西伯利亚旅行的人的批评，这些对道路也很少带来好处，正如用来修理道路的钱款一样……
我们到达科祖尔斯卡亚站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我的旅伴们继续赶路，我则留下修理自己的马车。
9
如果说路上的风景对您来说并非新鲜，那么您从俄国赴西伯利亚旅行，从乌拉尔直到叶尼塞河，会感到乏味。寒冷的平原，弯弯曲曲的白桦树，水坑，偶尔遇到的湖泊，5月的积雪，还有鄂毕河支流荒凉而单调的岸边——这些就是前一段两千俄里路程在记忆中所能留下来的一切。异族人崇拜大自然，我们的逃亡者也尊崇大自然，可是能够逐渐成为西伯利亚诗人取之不尽的金沙矿藏的大自然，独特、宏伟和美丽的大自然，只是从叶尼塞河才开始。
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见到过比叶尼塞河更壮美的河流，我这么说，但愿不伤害好生气的伏尔加河的崇拜者。
如果说伏尔加河是一位盛装的纯朴而忧郁的美女，那么叶尼塞河则是一个强壮而剽悍的小伙子，不知把自己的青春和力量用到何处。在伏尔加河上，人开始很勇敢，而最后却唱起呻吟的歌来。他那光辉灿烂的金色希望，换成软弱无力的俄国式的悲观主义。而在叶尼塞河，生活开始是呻吟，最后却是我们在梦中也没见到过的勇敢，起码是我站在宽阔的叶尼塞河的岸上是这么想的，我贪婪地望着河水，只见它急湍而汹涌地向严峻的北冰洋奔去。叶尼塞河在两岸中间感到狭窄。河水后浪逐前浪，形成不算很高的波涛，拥塞着，形成一个漩涡。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大力士还没有把两岸冲刷掉，没有把河底钻透。在这边的岸上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在西伯利亚所有的城市中是最好和最美丽的，对岸耸立着高山峻岭，让我想起高加索来，也是那样云雾缭绕，令人遐想联翩。我伫立着，心里想：将逐渐有多么充实、明朗和无拘无束的生活沸腾起来啊！我真羡慕西比利亚科夫
，从书刊上得知，他乘船到了北冰洋，目的是从那里到达叶尼塞河河口。在托木斯克已开办一所大学，可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却没有，我为此而感到遗憾。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在头脑里拥塞着，就像这叶尼塞河水一样，虽然混乱得捋不出头绪，但我感觉很好……
过了叶尼塞河不久就开始了原始密林。关于原始密林，已经谈得很多，写得很多，可是因此你所期待它的却不是它所能给予的。起初你似乎有所失望。道路两旁不断伸延的是红松、落叶松、云杉和白桦树林。没有五抱粗的参天古树，没有高耸入云的树冠让你抬头望去感到头昏目眩。这里的树木丝毫也不比生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的那些更高大。我听说，原始密林里一片寂静，植物没有芳香味。我期待的是这样，可是当我在原始密林里行驶时，一直听到鸟儿婉转啼鸣，昆虫唧唧鸣叫。针叶经阳光烤灼而散发出浓重的焦油气味。路旁的林中空地上处处鲜花盛开，有浅蓝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不只是赏心悦目。很显然，描写过原始密林的人，不是春天，而是夏天见到它的，俄国森林在那个季节寂静无声并且不散发芳香气味。
原始密林的力量和迷人之处不在于参天大树，也不在于坟墓般的寂静，而在于恐怕唯有候鸟才知道它的边缘在哪里。开头一天它并不引起你的留意，可是到了第二和第三天，你就会震惊，第四和第五天，你就会体验到这样一种心情，仿佛你永远也不会从这片绿色里走出去。你爬上一道覆盖着密林的山冈，顺着道路往前面东方望去，只见过了这道山岗，前面是另一道林木茂密的山岗，再往前又是第三个，如此没有尽头。过了一天，你从山岗上再往前望去，还是同样的画面。虽然你知道前面将是安卡拉河和伊尔库茨克城，可是路边两侧连绵不断的森林往南和往北究竟还伸延几百俄里，这甚至连车夫和生在原始密林中的农民也都不知道。他们的想象力比我们大胆，可是他们决不盲目地说出原始密林的规模，回答您的问题时只是说：“没有尽头！”他们只是知道，冬天有什么人从遥远的北方骑着鹿，穿过原始密林，来这里购买粮食，但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来自何方，连老人也都不清楚。
一个潜逃犯在松树附近蹒跚而行，背着布袋和一口小锅。他的罪恶、他的痛苦以及他本人与大原始密林相比，是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啊！只要是没有稠密的农民，原始密林就是强有力的和不可征服的。“我是大自然的主宰”这句话听起来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像在这里那样怯懦和虚假。假如，譬如说，所有沿着西伯利亚大道居住的人，商定毁灭原始森林，为此而拿起斧头和放起山火，结果无非是重复山雀想把大海烧干的那段故事。有时山火烧毁了五俄里的森林。可是从总体来看，这场大火却几乎是难以察觉，过了数年之后，在被焚烧的树林原址上又长出一片小树，比以前更加茂盛和稠密。有一个学者当年在东岸曾无意地烧着了森林，大火顷刻之间吞没了一片绿树。学者被这一非凡的景象所震惊，认为自己是“灾难的罪魁祸首”。可是这十来俄里的地段对于这浩瀚的大原始密林来说算得了什么呢？现在也许在从前着火的地方已经长出无法通行的树林，那里有熊瞎子在安详地游逛，有榛鸡在飞来飞去，那位学者的著作在大自然中所留下来的痕迹远比使他惊惶失措的灾难大得多。通常人的尺度在原始森林里是不适用的。
而原始森林里又隐藏着多少秘密呀！你看这些树林中间曲曲弯弯地伸延着一条道路或者一条小径，消失在林中的昏暗处。它通向何方？是通向秘密酿酒厂，通向警察局长和陪审官还是不知其存在的村落，通向流浪者们开辟的淘金地？这神秘的小径洋溢着多么无拘无束和诱人的自由呀！
据车夫说，原始森林里栖息着熊、狼、鹿、貂和野山羊。沿着大道而居的农民，家中没有活计时，便到原始森林里去，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在那里捕猎野兽。这里的狩猎方式很简单：只要枪弹能射出去就好，如果卡壳，那就得请求熊瞎子开恩。一个猎手向我抱怨说，他的枪往往一连卡壳五次，只有第六次枪弹才能射出枪膛。拿着这种古董，不带刀或木棍去打猎——这是很大的冒险。外地运到这里的枪，质量不佳而且昂贵，因此一路上时常遇到会制造枪的铁匠。一般说来，铁匠就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这在原始密林中尤为明显，他们在其他众多的人才中间没有被埋没。我因为需要而有机会密切地结识一位铁匠。车夫把他介绍给我时说：“唔，这可是一位能工巧匠！他甚至会造枪！”车夫说话的语调和面部表情都使我想起我们关于著名艺术家的谈话。我的轻便马车坏了，需要修理，根据车夫的推荐，到驿站上来了一个消瘦而苍白的人，一举一动有些神经质，从一切特征来看，很有才华，同时也是个大酒鬼。犹如一个有临床经验的优秀医生治疗一般的病症感到枯燥一样，他漫不经心地扫了我的马车一眼，简短而明确地做出诊断，思考一下，一句话也没对我说，懒洋洋地走了，然后在路上回过头来对车夫说：
“怎么？也许你得把马车赶到铁匠房去。”
有四个木匠帮助他修理马车。他干起活来无精打采，似乎是铁块并非按照他的意志而变化成各种形状。他时常抽烟，没有任何必要地在废铁堆里翻来翻去，我催促他时，他仰面望着天空，好像有些演员，当人们要求他们唱支歌或者朗诵点儿什么的时候，他们却装腔作势。有时他好像是故意卖弄或者要让我和木匠们吃惊，高高地举起铁锤，火星四溅，一锤子打下去，解决了一个复杂的玄奥的问题。粗笨而沉重的锤击仿佛要砸碎铁砧，使大地颤抖，可是由于这种敲击，一块轻轻的铁片却变成所希望的形状，就是列斯科夫笔下能造出跳蚤的左撇子也无法挑剔。他干这个活从我手里得到五个半卢布：自己留下五个，半个给了四个木匠。他们连声道谢，把马车拖向驿站，或许很羡慕这种有才干的人，这种人在原始密林里也跟在我们大城市里一样，深知自己的价值，也很专横。
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