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运用现代选择理论来解释产权的出现，是相对少有人去尝试的。因此，真实世界的许多观察，我们都无法理解。我相信，本书不仅在回答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方面会有很大的助益，同时也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留下了许多空间。在一些地方，我选择回避某些问题，要么是因为它们对我而言太难以解决，要么是我觉得它们对主题而言是无关紧要的。这些地方我都指出来了，以便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都能继续追寻和探索这些个有趣的、较新的经济研究领域。

我要感谢华盛顿大学的张五常教授，是他最早建议我研究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的。他坚持认为，电视节目里所播的当时淘金者的暴力现象肯定是错的。很显然，矿工达成协议的成本并不高，与通过枪战竞争相比是更为经济的做法。在他的建议下，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加州淘金史的书。这是我研究淘金热的开始。

在华盛顿大学写论文期间，我极大地受益于和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约翰·麦基（John McGee）、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吉恩·西尔伯格（Gene Silberburg）等教授的讨论，同时也受益于和乔治·吉（George Gee）、布鲁斯·罗伯茨（Bruce Roberts）、克里斯·荷尔这些研究生同伴的讨论。非常感谢西蒙弗雷泽大学的汤姆·博彻丁（Tom Borcherding）教授、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对初稿所做的评论，也同样感谢加里·贝克尔、乔治·斯蒂格勒，以及芝加哥大学产业组织研究会的成员。

还有一些机构帮我在加州收集数据。它们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旧金山的加州历史学会、萨克拉门托的加州图书馆和加州档案馆。

最后，我要感谢国家科学基金的支持。正是通过他们“对合约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资金支持，我才得以赶赴加州，采集到研究数据。我还要感谢经济与教育研究基金的支持，其暑期资金帮助此书得以修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