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突破发展攻关期的战略思路

（一）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一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往往取决于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三大要素，当一国的人口数量、劳动力素质、资本存量和增量以及科学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该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将随即发生相应的改变。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三大都市圈国土面积30.97万平方公里，虽然仅占全国3.23%，却集聚了14.43%的全国人口，创造了35.47%的GDP，实现了40.18%的地方财政收入、71.67%的外贸出口以及67.79%的外资实际利用率，并充分发挥了城市群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也呈现出了多元化趋势，相比于低收入阶段以GDP增长为导向、以规模扩张为指标、以速度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逐步侧重于产业间的协同发展、城乡的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中国经济发展已然进入了高效率、低成本和可持续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过程，在本质上即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发生了改变：在高速发展阶段，主要通过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张和自然资源的极度消耗来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随着劳动力的减少、产业扩张进入临界点以及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步入中高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背景下，要想把握住向高质量阶段转变的发展契机，一是要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二是要从依靠自然资源转向依靠人力资源。

（二）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依靠创新驱动

如上文所述，在劳动力要素方面，呈现出了劳动力人口下降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在自然要素方面，高能耗已然不能支撑起我国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单位能耗的经济效益也在显著下降；在资本要素方面，在连年的高额投入下产生了资产的泡沫化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的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表示“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 。传统的以损害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缺乏质量和效益的粗放式投资，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随着人口结构的不断老龄化、自然资源的持续消耗以及资本高投入下的经济泡沫化，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阶段，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资源投入以及大量劳动力投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然不可持续。从国内看，经济发展已然进入“新常态”阶段，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的情况下，在今后较长时期内，要实现经济的提质增效和持续健康发展，只能依靠创新驱动。而放眼全球，在全球网络经济外部效应下，科技前沿领域不断延伸，产业更新换代日趋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创新能力正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三）从依靠自然资源转向依靠人力资源

资源优势，既能让国家的发展站在领先的起跑线上，也能让一国走向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而难以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丰富的资源，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红利攫取过程，将给经济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带来不竭的动力。同时，资源红利一般也意味着社会中强大的国有经济能力，由于这种能力带来的经济动力是如此强大、持续时间是如此之长，一国上下全部受益于这种能力，也自然会认可这种皆大欢喜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如果长期围绕资源投入来发展经济将造成路径依赖，而资源依赖型的经济模式注定不可持续。资源依赖型的经济模式不仅不能解决很多资源型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内生性增长不足、市场活力不够的弊病，反而往往因所依赖的路径被禁锢在了某种恶性循环体中，从而不得不强化对既有资源的依赖性，诸如OPEC上世纪石油禁运、沙特企图以“不限产”来打垮页岩和特斯拉维代表的新能源革命等例子就能较好说明这种情况。

在过去的较长时期内，我国保持了年均10%以上的高速增长，本质上是一种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常态”式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资源依赖尽管是一种具有必然规律的“常态”，但它仅仅是我国融入工业文明、城市化文明、市场经济文明的基础。当整个社会已经具备了这些文明的基础后，就应该适时地转入适应于“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模式，简而言之，即要从依靠自然资源转向依靠人力资源。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开展的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高中和中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重分别为9.46%、14.58%和22.96%，相较1982年的7.39%，分别提高了2.07%、5.12%和8.38%，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过多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在较短时间内得到了明显提升，其中，在2006—2017年间，全国就业人员中具有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数比重由6.6%提高到了17%。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均在不断增加，这为我国未来持续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为了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源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2010年就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这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人才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规划纲要》确立了人才优先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人才指导方针是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包含了人才发展的战略定位、人才发展的制度安排、人才队伍建设等三层深刻含义。制定并实施《人才规划》，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大举措，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选择，对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四）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其潜在产出水平。潜在产出是指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资本和劳动等）条件下，在不会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产出，这就类似于一个工厂的最大生产能力。现代经济学理论所论证的均衡增长路径，其实就是潜在增长率，即经济运行处于潜在产出水平时的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可视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和趋势水平，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受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国际动荡局势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在中高速增长水平，而这也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中国的人均GDP在2016年就已达到了8123美元，在2019年更是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早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对此，全世界学术界都在关心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在研究中国未来能够维持多高的增长速度、持续多少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该报告指出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人均GDP在4000美元—12700美元的阶段，或者以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5%—60%来衡量）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同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简言之，“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象就是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无法可持续地增长，并出现了徘徊或倒退。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口，成功突破高收入阶段的关口呢？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路径即是激发潜在经济增长动力，也即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们认为，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扩大中产阶级群体和推进服务型产业发展有助于我国经济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升级，进而有效激发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动力。

1．加快人力资本积累

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自1820年以来，整个社会进步的一大特征即是民众平均受教育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安格斯·麦迪森经过多年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抑或是世界经济伴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而持续增长，两者更像是孪生兄弟的关系。其中，人力资本积累对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已被较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这一观点也被社会普遍所接受。经济增长通常被分解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三大部分。其中，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均遵循边际报酬率递减的规律，只能依靠技术进步才能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减缓乃至抵消仅靠增加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减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高速。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因此，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在近年来已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

基于我国劳动力过剩向结构性短缺继而向全面性短缺的现实情况，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消退。为了保持乃至提升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当下及未来的一大任务便是努力构建人力资本红利，也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这意味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教育、培训和健康业，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健全、完善要素流动体制机制。《中国青年人口与青年发展统计报告（2018）》披露的数据显示，在最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和毛入学率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3833万人，同比增加54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8年度也增至48.1%，同比提高了2.4个百分点。在学研究生人数增至273.13万人，同比增加3.47%；其中，在学博士生38.95万人，在学硕士生234.17万人。 虽然我国的受高等教育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但是从数据方面来看，我国的人力资本提升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截至2018年底，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员占比约16%，其中研究生及以上人员更是只有0.5%。因此，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也面临着其他新兴国家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后来居上的危险。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加快人力资本积累是应对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必由之路，是增长动力转型的重要“抓手”。对此，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为使人力资本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就要从质和量两方面不断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

首先，在教育的“量”方面。在继续保持当前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延长教育链条，特别是要关注到以前未被纳入受教育行列的领域和人群。教育行业虽然具有明显的迟效性，也即投资周期长、投资成本大、投资见效慢，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教育行业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能带来极大的社会效益，这是其他行业所不可替代的。正因为教育行业的迟效性和正外部性，政府要在整个教育行业发展进程中主动承担成本支出责任。国际国内众多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学前教育能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的终身积累，小学教育能有效培养学生的思维品质和学习习惯，中学教育则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意志品质，而普及高中进而提高高等教育入学率则能有效培养人力资本的创新能力，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正外部性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在目前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延长教育链条，增加多数人的受教育年限。

在延长受教育年限之外，我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扩大教育受众群体同样重要，并且已开始采取相应措施。201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中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到“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也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今年大规模扩招100万人。”通过延长教育年限和扩大教育受众群体，将有效扩大人力资本积累基数，为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提供不竭的动力。

其次，在教育的“质”方面。如果说教育的量仅仅是扩大教育时间线和覆盖面，那么教育的质则对教育的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首要任务就是要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为社会持续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对此，借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来解决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比较合适的。只有教育资源分配均衡，才能有教育公平，才能形成教育行业的公平竞争，进而使得整个社会更加彰显公平。那么，如何配置教育资源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教育资源的配置的均衡化，成为我们需要重点探究的问题。

2019年，学前教育毛入学率81.7%，同比提高2.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过了94.2%，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89.5%，而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914.9万人，比上年增长了15.57%。由此可见，困扰教育的关键问题已不再是财政投入不足，而在于优质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当前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主城区、经济发达地区等在地缘和经济上均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对此，当务之急是有效解决区域、城乡、校际三个方面的不平衡问题。从政策层面看，要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与地方自主创新相结合，加快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优质教育资源以师资为重，要继续实施“志愿支教”“退休支教”“强弱结对”“对外交流”“高校对口”等教育帮扶工程。从技术层面看，要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增强现代教育的开放性、可及性和共享性，使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和普及化，从而扩大惠及受众面。从市场层面看，要积极培育多元市场主体，采用公办、民办、混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同时保证教育行业的公正、公平和信息透明，促进各教育机构和主体的公平竞争，从而实现各种性质办学机构互相促进、互为补充，构建有利于教育均衡发展的现代教育体系。

2．扩大中产阶级群体

截至目前，全世界并未对中产阶级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或者评判标准。各国通常依据评判对象的收入、教育、专业，兼之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经常被作为主要依据的是“有效支付力”，也即中产阶级起码在经济上是可以独立的，且具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薪酬。此处可参考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定义：在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年收入在13500美元至54000美元的人群即可被视为中产阶级，目前中国可计入中产阶级群体的人数已超过2亿。2亿人的中产阶级群体，无论是在人数方面，还是在总财富方面，我国的中产阶级群体都已跃居世界首位。扩大中产阶级群体，能有效提升我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能提振国内的需求市场。虽然，根据有关标准，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规模和财富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相较我国近14亿人口的规模，中产阶级群体规模的扩大仍然极具空间。

根据毕马威国际研究报告，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就在于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回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西方跨国公司引发的全球化浪潮，对亚洲的影响可以说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抓住全球化的机会，率先实现工业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追随日本的发展路径，利用全球分工所创造的机会，奉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一举成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而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亚洲所出现的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之崛起。亚洲所经历的最大、最具深远意义的变化的根本在于亚洲国家中产阶级的崛起。毫无疑问，中产阶级是经济繁荣发展的结果，其利益诉求保证基于市场的逻辑不容易被逆转，其存在有助于社会理性、稳定的发展，减少社会动荡。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形成了强大的消费力量，其追求有质量消费的需求，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也推动社会各方面的进步。

结合毕马威国际和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我们认为未来扩大我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三大方面。首先，是政府政策的支持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变化。2016年，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关于提高城乡居民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1）完善多劳多得、技高者多得的技能人才收入分配政策；（2）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加快职业化进程；（3）通过工资性收入、项目激励、成果转化奖励等多重激励引导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工作，激发科技创新热情；（4）进一步降低小微创业者创业成本，健全创新创业成果利益分配机制；（5）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稳定预期、优化环境，激发企业家创业热情；（6）完善工资制度，实施差别化激励办法，建立阳光化福利保障制度，充分调动基层干部队伍工作积极性；（7）鼓励引导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及残疾人等困难群体，主动参加生产劳动，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可见，《意见》分别在收入分配、创业支持、产权保护以及低收入人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指导意见，这对于扩大我国劳动力就业规模、提升居民收入而言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能有效扩大我国的中产阶级群体。

其次，是市场环境的改善。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劳动者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就需要努力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一是要打造更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开放的市场环境。在对外方面，我国应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作为创造更有吸引力投资环境的重要任务，确保银行、证券、保险、汽车等行业的开放措施尽快落地，在引入世界优秀企业和产品资源的同时能促进国内企业的自我升级；在对内方面，扩大国有企业的混改试点范围，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广阔的市场，通过国企民企的公平竞争激发国内市场的自身活力；此外，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力度和范围，并将成功的经验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复制推广。二是要打造规范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我国应通过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指导专利商标的综合执法，更有力地打击各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同时，应以《专利法》修订为契机，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进行法律制裁。此外，要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充分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三是要打造充满活力的市场需求环境。多措并举改善国内消费环境，实施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从而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建立健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机制，让全体居民充分享受全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适应性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建立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随经济发展动态调整的机制，免除居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坚决打击各类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净化消费环境。

再次，是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最富活力、最具潜力、最有创造力的重要力量，是繁荣城乡经济的有力支撑，而作为民营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在吸纳就业、创造税收、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世所公认的结论。截至2018年年初，我国民营企业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越来越多地进入高新技术领域和新兴领域，部分企业已经在高新技术、新业态等细分领域处于领跑地位。民营企业不仅对我国GDP的贡献已占据半壁江山，更是在技术创新和就业人数方面发挥出了非民营企业所不能比的作用。因此，如能为我国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经济领域，将使民营企业的竞争活力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展现，并带动非民营企业的同步发展。对此，为尽最大努力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商务部提出了三项措施：一是除了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参与更广阔的平台，例如进博会、广交会及海外的展会，更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中，有效扩大了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二是主动降低甚至取消行政性收费，推动出口退税、贸易融资、便利化等措施落地，在有效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的同时实施有利于扩大消费的政策，从而极大增强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活力；三是提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主要通过向民营企业开放更多的诸如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航空、通信及军工等重要领域，在民营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能够充分激发相关行业的市场竞争力。

3．加快服务型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产业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正不断促进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披露的数据显示，2010年—2019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现价）从18.2万亿提高至53.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率约为8%。特别是自2013年以来，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年高于当年GDP增速。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表明，从占比看，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从1978年的24.6%，提高到了2010年的46.4%和2019年的53.9%，累计提高29.3%。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在2013年的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2015年首次超过50%，从而上升为三大产业之首。1999—2018年中国产业结构图如下图1-5所示：

根据相关研究，当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到7100美元至9200美元区间时，随着居民的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于服务型产品的需求会大大增加，相应地促进服务业会加速发展。而我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刚好处于这一阶段，因此，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我国服务型经济发展，将有助于充分激发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动力。我国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值虽然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世界银行2017年披露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在69.8%左右，而我国仅为51.6%，差距仍然显著。这18.2%的差距主要体现于诸如生产性服务领域，生产性服务领域涉及制造业中的高端部分，诸如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版权等，这也是中国目前最薄弱、最需要发展的环节。

根据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各国的经济发展均呈现出程度不一的服务化趋势。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力大都聚集于第一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率的提升，在第一产业的支撑下第二产业开始得到发展，经济发展由农业主导转向工业主导，又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继而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导向，劳动力随之开始转向第二产业。随着科技水平、经济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开始逐渐占据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目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存在两个“70%”现象，也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70%以上，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70%以上，例如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80.5%、75.4%、69.59%和71.2%。其中，在1970—2019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61.22%攀升至81%，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由35.24%下降至18.11%，而2019年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0.89%。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和日本，其产业结构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演变史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全球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不仅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更是说明我国在提升服务型经济方面具有较大的空间。每个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演变的成功经验均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提供了多种可选途径，那么，到底何种途径才最适合我国国情，才能顺利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呢？显然，加快我国服务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其中较为有效且可行的途径之一。

首先，需要提升政府服务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我国政府具有极强的市场宏观调控和服务能力，这对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服务型经济的发展能起到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而我国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需要从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流程三个方面入手。在服务意识方面，政府应正视传统服务模式中缺乏主动性的问题，树立起主动服务意识与优质服务意识，真正做好服务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发展的工作；在服务能力方面，最主要的是要通过培训、宣传和引导，提升其潜意识中的服务意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服务意识，才能自发地提升自我高标准催动下的服务能力，当然，如能辅之以培训和交流等活动，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在服务流程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前社会发展特点，结合所在区域经济发展特色与需求，对相关行政服务流程进行优化，从而更好地促进政府服务经济转型，进而有效提高服务效率。

其次，推动服务经济品牌化。我国要大力发展服务型经济，主要在于众多企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只有国内企业不断增强服务经济品牌建设，才能实现中国产业经济由“微笑曲线”的低端向两边转移。当前中国多数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要么以具备价格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入市场，要么就采用贴牌竞争的方式打入国际市场。为改变此种局面，提升以品牌为中心的服务业外贸竞争力，需要从以下两面入手：一方面，建设服务业企业的渠道品牌，这不仅能构建与国际市场之间牢固的桥梁，加强国内服务型企业与国际渠道商之间的联系性，而且能促进国内服务型企业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并实施差异化竞争策略；另一方面，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主要在于国内众多的微观企业，只有众多企业建设具有竞争力的服务经济品牌，才能有助于从微观层面推动我国整体服务型经济的发展。

再次，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渗透融合。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良性互动联系，而这种关系在由制造业经济向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转型过程中显得更为明显。我国应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充分利用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这种强联系性，采取多方面措施加快两者间的融合渗透，从而达到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推动服务型经济的稳步发展、激发经济发展潜能的目的。首先，要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研发费用的投入，通过产品的创新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实现同制造业企业的互动互联。当前，国内企业对于研发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沪深两市共有305家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达到10%及以上。其中，中国石油、中兴通讯、中国中铁、上汽集团、中国中车和中国铁建这6家公司的研发费用额均超过了100亿元。整体上看，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费用逐年递增，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国内企业对研发技术投入的重视。但是在全球市场层面，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费用仍然偏少，导致在国际领域并无技术上的竞争优势。最新公布的全球企业研发投入费用数据显示，在前五十家企业中，中国只有华为公司上榜，位居第五位，排名前四位的依次为韩国三星、美国谷歌母公司“字母表”（Alphabet）、德国福斯（VW）、美国微软，具体见下图1-6所示。

注：数据来源于网络公开资料

根据网络公开数据，2018年，研发投入费用排名前2500家公司的总投入研发金额为7364亿欧元，约占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的90%，年增8.3%。其中，中国公司的研发总费用为712亿欧元，占比为9.7%，远低于美国（37.2%）和欧盟（27.2%）。美国、欧盟、日本、瑞士、中国和韩国包揽了排名前五十的公司，分别占有22家、18家、6家、2家、1家、1家。在排名前100的企业中，中国共有包括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中兴等11家企业入榜。虽然从全球研发投入排名看，华为成功跻身全球第五，但总体来看，中国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偏低，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其次，在由制造业经济向生产性服务业经济转型过程中，要持续深化服务业的发展，加快服务产业专业化、技术化、集群化、规模化的结构演变，形成服务业产业集群。再次，由原来的以技术和产品为市场竞争的核心向应用和服务为市场竞争核心转变。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能满足国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生产性服务业应当根据消费者需求，提升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并依托对产品研发设计、信息数据处理、广告营销、售后维修等方式的优化达到提升产业竞争力的目的，加速产业的升级。

（五）平衡区域间的发展

虽然，我国的经济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截至2018年底，我国尚有1660万农村贫困人口，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尚待完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对此，只有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具体而言，今后需要着重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我国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

1．拉近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新形势下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近年来，为了尽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党中央针对“三农”领域出台了较多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特别是近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持续聚焦于农民收入、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此背景下，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在不断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城乡二元经济问题呈逐年持续改善趋势。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发展基础差距较大，短时间内的改善程度极为有限，不仅如此，部分地区城乡的二元经济问题还呈现恶化趋势。

对此，在保持当前对乡村投入力度的基础上，需要从更多维度入手拉近城乡区域的发展：一是要实现基础设施地区均等化、城乡均等化。今后，我国基础设施发展应从注重效率向均衡发展转变，从重点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向注重发展农村基础设施转变，从重点发展中心城市基础设施向不同层级城市基础设施均衡发展转变。特别是要着重提升县城和重点镇基础设施水平，加强县城和重点镇市政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快特色镇发展，进而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就近城镇化。通过基础设施的均衡布局，既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将有助于解决产业过于集聚、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大城市病；二是要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一方面，在稳定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深化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进入农村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和农民信用体系，适当增加乡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创新符合农业经济发展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体系，特别是能起到防范风险作用的保险业务；三是要推动规模经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发展规模经营的目的在于降低经营成本，发挥规模效应，提高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发展间的差距。当前，发展规模经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高素质的现代职业农民和土地流转制度的限制。由于我国第一产业的比较收益长期处于较低水平，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流失，农村劳动力素质呈现持续恶化趋势。对此，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对农村留守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同时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情况下，积极整合乡村零碎化的土地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提供有利条件。

2．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形势向好的背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却存在着较大的发展差距。在此以2019年人均生产总值为例进行比较。2019年，作为东部典型省份和城市的浙江、江苏和上海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07624元、123607元和164240元，而作为西部典型省份的甘肃、贵州和云南三省份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33242元、46623元和47944元，平均差距在4倍左右，最低和最高两者间的差距更是将近5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省份2019年的GDP数据，排名前四的省份分别为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接下来较多的是中部省份，诸如河南、湖北和湖南等，而较多的西部省份排名相对靠后。2019年人均GDP排名前五位也均为东部省市：北京、上海、江苏省、浙江省以及福建省。

基于上述统计数据，显然，东部经济发展仍然遥遥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此，要缩小我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就要充分利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并以支持性政策为辅，通过大力推进中部和西部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和平衡性。

（1）中部发展战略

我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省（豫）、山西省（晋）、湖北省（鄂）、安徽省（皖）、湖南省（湘）、江西省（赣）。中部依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着全国28.1%的人口，创造全国约20%的GDP，是我国的人口大区、经济腹地和重要市场，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此，党中央领导基于我国全局性发展的考虑，多次提到要促进中部崛起，相关部门也发布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等文件，并出台了36条政策措施。我国中部各省均为矿产资源大户，中部的崛起主要依靠将先天资源禀赋高效地转化为资本力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能。同时，我国中部地区也是全国的粮食生产基地，六省区的面积约占全国的10%，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0%以上，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水稻等，而油料占全国的40%以上。因此，要促进中部的崛起，就需要结合中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发展优势。

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首先要大力发展能源型原材料工业。中部地区在实现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该地区丰富的能源禀赋的优势，通过大力发展能源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中部地区实现工业化的现代化发展。其中，针对具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山西大同和晋城、安徽的淮南和淮北以及河南的平顶山等地区，在壮大传统煤炭产业的同时，要积极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延长煤炭行业产业链条，完善煤炭行业相关的配套产业链，以此充分发挥当地的煤炭资源优势，最大限度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针对水资源丰富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可以借鉴水系较为发达地区的水电产业发展经验，水电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效利用了当地的水能源优势，更是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绿色化；而针对石油天然气资源较为丰富的河南和湖北等地，则应大力发展石油化工产业，并且要完善石油化工产业链，加强对石油化工细分领域的研究力度，对接燃油、食品、制药、服装和橡胶等行业，最大化提升石油天然气的利用率。

其次，借助于中部地区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着力发展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鉴于储量丰富的重金属矿藏，中部地区在全国奠定了装备制造基地的地位，并且获得了国家相应的政策支持。截至目前，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交通运输设备、电子通信设备、基础元器件及大型机械设备等产业链。在此基础上，中部地区如能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和创新力度，增强基础资源在众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应用性，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并延长产业链。当然，仅仅是增强产业竞争力是不够的，需要及时将相关核心技术和先进设备广泛应用于国内的众多产业中，特别是与国内居民生活戚戚相关的民生领域，从而通过提升现代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出对中部地区强有力的经济发展推动作用。

在利用农业资源方面。要立足中部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中部地区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基地。由于中部地区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相较于东部地区的农业耕作方式，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相对传统，农户之间的合作式生产行为较少，已然难以满足现代农业化发展的需要。对此，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激发当前的农业资源优势：一是要通过推广农业“订单”模式，将区域龙头企业和当地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基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当地政府要敢于对当前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进行大胆创新，深入贯彻落实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工作，促进土地资源的市场化流动，为中部地区实现现代化规模经营发展创造有利条；二是要积极培育一批龙头企业。中部六省份应立足当地农业资源，积极发挥出本区域的农业资源比较优势，加快优势农业产业带的建设。在具体实施方面，当地政府应当加大对一些具有技术和产品优势、已经具备一定经营规模且较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在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支持力度，力争将该批企业培育成为具有经济辐射功能且能带动当地居民增收、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龙头企业。

（2）西部发展战略

我国西部以高原山地地形为主，山区内同样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山谷间的高大落差也提供了巨大的水能资源。当前，需要加大对西部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及水能资源等向经济资源转化的力度。降维到具体措施，即是要西部各省加大资源开发的资金投入力度，研发和引进资源开发技术，引导地方企业积极地将当地特有的先天禀赋资源转化为自身发展的优势力量，生产出具有较高附加值的产品，形成企业集群核心竞争力的同时能推动当地区域的发展。而自十七大以来，国家就已开始重视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问题。为了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口号，并对西部投入了相应的人力、财力和技术。此外，针对西部地区较多的贫困人口，国家相继出台了系列扶贫政策，诸如针对企业的免税政策和资金补贴政策等，从而为西部地区的企业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由于东部地区存在技术和资本优势，而西部地区则存在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因此，国家需要统筹东西部的产业布局，使得东西部的产业能形成较好的互补，逐渐缩小东西部间发展差距，促进全国的均衡发展。

此外，不同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条件。对此，西部各地区应在生态保护与利用、因地制宜的脱贫致富以及产城融合方面进行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一是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这方面，部分城市已取得了成功经验，此处以重庆市为例进行介绍。重庆市已系统和全面地对全市公租房进行了统筹规划，主动打破城乡、地域和户籍限制，并且将已经能够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保障范围，这不仅解决了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更是促进了农业人口的市民化。二是要为贫困地区植入造血功能。由于全国较大比例的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地区，对此，西部相关省份应该积极探索“金融帮扶+产业引领+能人带动”的创新式、造血式扶贫模式。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在地方层面，政府需要牵头搭建平台，通过“大户带小户、富户带穷户、能人带穷人”的方式，提升贫困户的生计能力，而在国家层面，东西部省份应进行强弱对接，东部经济强省结对西部发展落后省份，从而在微观层面和宏观两个层面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目标；其次，要积极发挥金融扶贫的造血功能，全国的金融系统，特别是其中的国有控股银行需要在贫困地区积极开展普惠式的小额信贷，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低收入户中具有增收项目、创业就业潜质且有良好收入预期的农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相比兜底式的财政扶贫模式，金融扶贫能为有资金需求的贫困户提供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启动资金，从而帮助其形成一定的造血功能，最终实现脱贫目标；再次，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增强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持续发展能力。针对西部地区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和路径依赖的核心问题，需要西部各省在宏观层面统筹科技、文化和改革三大驱动力，依靠科技、文化和改革的驱动力，增强西部城市的持续发展能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加大对西部各省城市在财政转移支付、投融资机制及城乡融合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力度。尤其是在西部城乡协同式发展方面，由于西部地区具有较为广袤的土地资源，西部地区要积极探索城乡土地市场化通道，充分释放土地改革的政策红利，同时要深度结合当地丰富的生态和文化资源，在保护生态和文化资源的原生态化的同时将其融入当地的产业链中。

3．优化区域间的产业布局

相对而言，我国东部经济发展较为快速，而中西部的发展就明显滞后。虽然党中央在国家层面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诸如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的战略性部署，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且聚集了较多的贫困人口，两地与东部地区之间已然存在较大差距。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方面存在发展比较优势，但是在资本、技术和基础建设方面却存在比较劣势，从而阻碍了综合比较优势的体现和经济的发展。根据东、中、西部地区迥异的发展比较优势，国家应基于不同地区的优势资源优化产业布局。针对中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国家已部署一系列推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板块化或点轴式发展战略，而中西部各省份则应抓住机遇，在立足生产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承接政策，兼之采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措施，从而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1）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布局原则

优化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产业布局，能有效提高各地区的资源利用率，促进经济协同发展，进而达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终极目标。较多贫困人口均聚集于中西部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经济的稳定增长，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又反过来抑制了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优化全国区域间的产业布局不仅要着眼于增强本地区经济实力，更是要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为根本。只有从富民的根本出发，才能站在国家宏观战略层面，对不同产业在全国区域间的布局进行统筹安排。

虽然中西部地区具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但是，西部是我国长江、黄河、珠江等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是我国水源保护的特殊地带。不仅是水资源，中西部地区整体的生态资源对于我国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而言至关重要。然而，由于部分地区为了“数字政绩”，过度使用自然资源，导致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河水断流和地下断层等现象屡见不鲜，给当地乃至全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而随着近几年，东部沿海地区的重工业纷纷转移至生产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发凸显，这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因此，在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布局时，决不能走牺牲环境、破坏生态的无序式发展道路。各地政府应该提高环保意识，要充分认识到环境因素在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要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2）产业布局优化思路

①东部地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东部形成高端服务业和科学技术研发为主的产业结构。地处沿海地区的东部各省份，借助于广阔的海域和较为发达的海上运输系统，具有极强的贸易优势。基于比较成本优势的考虑，东部城市群尤其是大城市可致力于发展以金融服务和研发咨询服务为代表的总部经济，集中从事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同时要向外围转移制造业，让外围地区中小城市发展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厂经济。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增长点。重点抓好金融、信息、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行业，将其作为龙湾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全面提升发展的主要抓手。而生活性服务业要成为区域产业经济转型新驱动。重点发展现代商贸、电子商务、休闲旅游等贴近群众生活、需求潜力大、带动作用强的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动生活消费方式由生存型、传统型、物质型向发展型、现代型、服务型转变，促进和带动其他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发展。

②中西部地区。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产业调整应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依托，以科技创新为本，重点发展原材料加工业和深加工业，同时强调科技在产业高级化过程中的作用，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培育新兴的主导产业。一是要发展好第一产业。由于中部地区具有较为明显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中西部各地区应加强对第一产业的建设，大力发展农、林、渔、牧业，特别是迅速推广高新科技农牧业，抓好农牧业示范区的示范带头作用，以促进第二、三产业的稳定发展。二是要顺利承接并发展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轻工业。由于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积累率高、吸收劳动力多等特征，是区域工业化发展并形成相应产业链的较好选择。三是要加快深加工工业发展速度。随着经济全球化触角向中西部不断蔓延，要实现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就需要针对国内外需求市场的变化，充分利用当地采掘业和充足原材料的优势，扩大工业化发展规模，提升深加工工业比重，并以提升科技含量的手段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从而促进工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四是注重环保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开发。中西部可更广泛地利用国外环保技术、设备和经验，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假以时日，环保产业将不仅可以成为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而且将构成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开发旅游业方面，中西部地区应尽快实施旅游经济开发战略，把湖南的张家界、四川的九寨沟、云南西双版纳、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陕西西安、青海的青海湖、甘肃的敦煌等作为旅游经济开发区，还可积极利用外资，加大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多层次化，以实现中西部地区特色产业朝新兴化方向发展。

（六）平衡国际关系

国际关系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总称，具体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地域关系和军事关系等。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一个国家才能不受外界干扰地持续繁荣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维系了相对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才得以获得全球瞩目的发展速度。由此可见，是否能维系好国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否得到稳定持续的发展，这是每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面对和重视的问题，特别是在发展程度上稍显滞后的发展中国家。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常规的韬光养晦式发展道路已然不可持续，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只有通过主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开放式、共享式的发展方式为主导，积极化解与他国间的矛盾，保持与他国良好的国际关系，才能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1．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十九大报告对中国外交在21世纪的地位、角色和战略内涵，进行了准确、清晰、科学的定位。新型国际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外交理念，更是中国对外关系实践的指导思想，其“新”不仅体现在合作共赢这个核心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模式上，更是体现在要把“和谐共生”践行到具体的国际规则制定中。

（1）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

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并非以一国之力就能完成，而是要联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多数国家一起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外交部公布的资料还显示，中国目前除了与170多个国家建立了常规外交关系，还同9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其中更是与英国、意大利、秘鲁、马来西亚、西班牙、丹麦、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蒙古、巴基斯坦、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法国、阿尔及利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建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使得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益成型。近些年，中国在全世界拓宽国际关系网的同时，也开始不断注重国际关系网的内涵建设，与不同国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对话机制，例如中国与印度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与德国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而与蒙古国、埃及等国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通过构建战略伙伴关系，多层次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进而实现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各阶层及各民族的和谐共生。

除了维护常规外交渠道并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的发展伙伴关系之外，我国更是率先在全球推动并部署了“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主动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关系，积极参与到全球治理体系中。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0多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9年举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更是达成了283多项具体成果；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亚投行成员由成立之初的57个增至84个，投资了12个国家的24个基础设施项目，总额超过42亿美元，其中，丝路基金签约项目17个，承诺投资约70亿美元。而在自贸协定谈判方面，我国与共计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贸易畅通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24个国家建设了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早已突破3万亿美元。除了经贸领域，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文化、教育、旅游等行业的交流和合作也越发频繁和深入。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与世界相关国家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正逐渐深化为了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极大地促进了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相互了解和理解。

（2）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伴随全球化4.0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与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开始盛行，导致贸易摩擦不断、经济发展失序、政治对立丛生、安全问题频发等全球化困境与全球治理的失衡。国际局势动荡之下的全球化困境与全球治理的失衡，正在深刻影响未来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演变。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近几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了7%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进出口贸易额也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约为世界贸易总额的11.5%左右。由此可见，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其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动将对世界经济的走势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传统的“韬光养晦”式发展模式已然不可取，而被动式地、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全球治理也已被证明并不是最优选择，只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才能更好地利用国内和国际的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更好地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

随着全球性的诸如世界金融危机、生态环境污染、难民跨国犯罪及贸易纷争等挑战的不断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例如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和教科文组织，并正在着手退出《武器贸易条约》，这极有可能在地缘政治冲突的催化剂作用下将整个世界引入无序混乱状态。我国作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组织者、推动者和维护者，要将动荡的国际局势危机转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外交机遇，不断在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既要维护当前的国际秩序，也要积极参与其中，修正当前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关系朝着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正如我国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2．开放式、共享式的发展方式

近些年，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也已稳居世界前列，实践证明了我国的开放式、共享式发展方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才能突破国内有限资源和空间的局限性，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获取国内发展所需资源，通过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与竞争，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并优化开放式、共享式的发展方式，积极有效利用全球市场，实现与世界他国在技术、人员、商品、服务和信息等的多维度要素的有效交流，从而有力推动我国迈向世界强国行列。我国在今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当然，我国除了要在国际领域重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还需要在国内持续实施“西部开放、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总体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构建东西互动互联机制，促进东西部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从而形成国内国际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格局。

在开放式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不仅要保持开放的经济发展状态，更要打造国际合作竞争力，突出共享式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且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群体，具备基本生产要素的优势。虽然，随着近些年劳动力和土地等的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削弱了我国的出口贸易竞争力，但是我国仍然具备综合竞争优势。而这种综合竞争优势，正在随着国内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配套的完善和人力素质的提升而不断得到巩固。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我国的产业布局整体上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呈结构性互补状态。因此，在开放式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我国不仅要保持开放的经济发展状态，巩固和拓展传统的农业和工业产业优势，更是要在与世界他国的互补性产业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打造国际合作竞争力，从而培育出共享式发展的竞争新优势。具体而言，即是要以合作共赢为导向，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大力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合作共赢的人文环境。只有如此，才能把我国打造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合作共赢式的联结，吸引全世界各国与我国开展开放式、共享式合作，从而进一步倒逼国内加速培育产业、区位、营商环境和规则标准等综合竞争优势，从而达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潜在经济增长潜能的目的。

此外，在优化区域布局中，一方面，沿海地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领域拓展；另一方面，要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西部地区应成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进一步拓展陆海通道。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