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玛哈莉亚·基尔瑞。”

桌边有四十二人（当然是一张古董桌，还用问吗？），再加上我。他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份文件夹。这些人坐着，但我站立着。两名会议纪要员在屋子角落里做记录。我看到桌上有麦克风，一旁还坐着翻译员。

“玛哈莉亚·基尔瑞。二十四岁。美国籍。女士们，先生们，这都是我手下柯维警员的调查结果。所有信息都在我呈交的文件中。”并非所有人都在查看文件。有些人尚未将它翻开。

“美国籍？”有人说道。

二十一名贝歇尔代表中，我只认出一部分。其中一名中年女子，黑白相间的发型相当朴素，仿佛从事电影研究的学术人员，她是政务委员舒拉·卡特琳妮亚，颇受人尊重，但已不再握有实权。米克尔·布里奇，官方反对党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年轻精干，雄心勃勃，在数个委员会里均占据一席之地（安全，商务，艺术）。尤里·塞耶德少校，极右翼团体民族联盟的一名首领，他声誉不佳，不仅欺凌弱小，而且能力有限，因此嘉亚迪兹首相与该组织的合作引起了争议。雅卫德·尼塞姆，嘉亚迪兹手下的文化部长，也是委员会主席。其他面孔也都很熟悉，只要我努力回想，便能记起姓名。乌库姆的代表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对国外的政治欠缺关注。

大多数乌库姆代表都在翻看我准备的档案。其中三个戴着耳机，但大部分人都会贝歇尔语，起码能听懂我的话。我不必对这群身穿乌库姆正装的人视而不见，那感觉很奇怪——男士们穿着无领衫和无翻领的黑色外衣，为数不多的女性则身披半缠绕式彩裙，其色彩在贝歇尔是违禁的。但我不在贝歇尔。

监察委员会的会议地点位于一座巨大的巴洛克式竞技场内，这栋补缀着混凝土的建筑处在贝歇尔与乌库姆的旧城中心。它是极少数在两座城中拥有相同名称的地方之一——叫作“联合大厅”。因为确切来讲，其内部并非交错区域，也不是全整区域和异地区域相间隔，比如某一层楼在贝歇尔，相邻的另一层在乌库姆，或者一间房在贝歇尔，相邻的另一间在乌库姆：从外部来看，它同时位于两座城中；而内部基本上要么同属两城，要么哪边都不是。所有人——双方各二十一名立法人士，加上他们的助手，还有我——在某个接合点会面，类似于边界上的边界。

我隐隐觉察到另一种存在：也是本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或许屋里好几个人都有被监视的感觉。

在那些人仔细研究文件的同时，我再次感谢他们与我见面。一点点夸张的政治礼节。监督委员会的会议是定期举行的，但我需要等上几天才能见到他们。我没有理会苔丝勤的警告，仍提请召开特别会议，以尽快移交有关玛哈莉亚·基尔瑞一案的责任（谁愿意看到谋害她的凶手逍遥法外呢？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良机），但除了重大危机，内战或灾难，安排此类会议是不可能的。

能否举行缩小会议？缺几个人显然没问题……但是不行，我很快就被告知，这是无法接受的。她的警告没有错，而我每天都变得越来越焦躁。苔丝勤帮我找了最好的内线，那是监察委员会中一名部长的机要秘书，据他解释说，贝歇尔商会与外国公司的定期交易会越来越频繁，布里奇的组织工作相当成功，他和尼塞姆，甚至塞耶德都必须参与。这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务。此外，卡特琳妮亚要会见一批外交官。乌库姆交易所所长胡里安与乌库姆卫生部长有一个无法改期的会议，出于种种原因，特殊会议是不可能的。年轻的女死者还需多等几天，才能有人替她展开充分的调查。在会议上，总有些不可忽略的事务等待处理，他们必须裁决所有分歧，商讨如何管理共享资源——主要的电力线，下水道和污水管，以及领地交错最为繁复的建筑物——刨去这些事，我有二十分钟时间解释案情。

或许有人了解其中的种种限制，但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运行机制从来不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很久以前，我曾两次向他们提交案件。当然，当时的委员会组成与现在不同。那两次，贝歇尔与乌库姆的代表剑拔弩张：双方关系处于较为紧张的时期。即使在战争期间，只要我们没有向交战双方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援，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乌库姆来说，不是什么好日子——监察委员会仍需聚集商讨。可以想象，那些会议多么令人局促不安。然而，我记得在课堂上学过，双方曾发生两场短暂而灾难性的战争，在此期间，会议并未召开。不管怎么说，虽然不太自然，但如今这两个国家算是处于重修关系的阶段。

我从前提交的两个案子都没那么紧急。第一次是最常见的越界走私。贝歇尔西部的一伙黑帮开始售卖由乌库姆药厂提炼的药品。乌库姆被十字形铁路系统划为四块，他们在城市外围靠近东西线尽头的地方提货。乌库姆的线人会将货箱从火车上扔下。贝歇尔北部的一小段轨道本身就是交错区域，乌库姆也使用它；从两座城市出发的北向铁路穿过山谷，连接着北方邻国，这条公用轨道越过边境之后，无论法律还是现实，都只是同一条铁轨，但在到达国界之前，法理上属于不同的路线。药品货箱就被扔在铁路沿线的乌库姆一方，遗弃于乌库姆的灌木丛中：但它们却在贝歇尔被收拣起来，这就构成了越界行为。

尽管从未观察到罪犯取货，但我们呈上证据，证明这是唯一可能的货源，于是监察委员会同意召唤“巡界者”。那项药品交易就此终止：供货者从街头消失了。

第二件案子是一名杀妻的男子在遭到我们合围时，惊恐万分，作出了愚蠢的越界行为——他走进一家贝歇尔店铺，换掉衣服，遁入乌库姆。那时他碰巧没被逮住，但我们很快便意识到是怎么回事。由于其疯狂的越界状态，我们和乌库姆的同僚都不愿碰他，但双方都知道，他躲在乌库姆的出租屋里。“巡界者”带走了他，于是他从此销声匿迹。

多年之后，我再次提出申请。我展示证据，并礼貌地向贝歇尔与乌库姆的委员会成员解释。当然，也是向那必然躲在暗处观察的势力解释。

“她住在乌库姆，而不是贝歇尔。一旦我们获悉这一点，马上就查到了她。我是说，柯维查到了她。她在那儿已经待了两年，是一名博士生。”

“她学什么的？”布里奇说。

“考古学。早期历史。她参与了一个挖掘项目。这些你们的文件夹里都有。”贝歇尔与乌库姆的代表中分别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低语声。“因此，虽然有封锁令，她依然能钻空子。”教育和文化领域中存在一些漏洞与例外。

乌库姆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挖掘，分裂前的珍贵遗物在他们的土地里要比我们这边多得多。这种数量优势究竟是分布上的巧合，还是某些特定学说的证据，在各种书籍和学术会议上引起了喋喋不休的争议（乌库姆民族主义者自然坚持认为是后者）。玛哈莉亚·基尔瑞隶属于波尔叶安的挖掘点，乌库姆西部的这一遗址自从近一个世纪前被发现以来，便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特诺奇提特兰 和萨顿胡 。

挖掘点的泥土被小心翼翼地翻挖起来，底下布满宝藏。假如那里属于交错区域，对我们的历史学家来说将是一件美事，但尽管外围的一座公园包含少许交错区域，挖掘点本身却不是。它其实离交错区域很近，紧挨着的交错区域中甚至还有一条狭长的地带完全属于贝歇尔，并将该处的乌库姆领地分割开来。有些贝歇尔人说，这种不对称是件好事，倘若我们的土地中哪怕有一点点历史残迹——女性生殖崇拜的雕塑、钟表遗骸、马赛克碎片、斧刃，号称拥有奇特效力的神秘羊皮纸等等——都只会被我们卖掉。乌库姆至少对历史怀有一点点矫情的虔诚（显然是近年来兴旺繁荣，高速发展而产生的负疚感，希望以此作为补偿），他们的国家档案管理人员和出口限令使得其历史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波尔叶安由一群来自加拿大威尔士亲王大学的考古学家负责，基尔瑞加入的就是那所学校。多年来，她的导师伊萨贝拉·南希不定期地在乌库姆居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住在那儿，并时常召集学术会议。每隔几年还会在贝歇尔举办一次。”这算是给我们贫瘠的土地一点安慰，“上一次大型会议距今已有一段时间，当时他们找到一大批物品。我相信你们都记得。”这件事上了国际新闻。那批物品很快被赋予某种名称，但我不记得是什么。其中包括一个星盘，还有一件齿轮装置，类似安提基特拉机械 ，精密奇特，不可思议，与当时的科技水平不符，其作用也令人费解，因而引起了种种猜测，寄托了人们的梦想。

“这女孩是怎么回事？”发言者是一名乌库姆代表，身材肥胖，五十多岁，衣服的色调在贝歇尔只能勉强算是合法。

“许多个月以来，她一直以乌库姆为基地开展研究工作，”我说，“她去乌库姆之前，首先来到贝歇尔，参加三年前的学术会议。你们也许记得，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展览，从乌库姆借了许多古代遗物，会议足足开了一两个星期。人们纷纷从世界各地赶来，包括欧洲，北美，以及乌库姆等地的学者。”

“当然记得，”尼塞姆说，“我们不少人都参与了。”那是自然。各种国家部门与机构均有介入；政府和反对党的部长们也有出席。首相启动了此项活动，尼塞姆则在博物馆正式宣布展会开幕，所有政要人士都被要求参加。

“对，她就在展会上。你们甚至有可能注意到她——她显然惹出一点麻烦，她那关于奥辛尼的演讲引起了极大不安，被指为不敬，差点被赶出去。”有几张脸上似乎起了反应——布里奇和卡特琳妮亚确凿无疑，尼塞姆则难以确定。至少有一名乌库姆代表也像是在回忆往事。

“此后，她似乎安静下来，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并开始攻读博士，这一回，她进入乌库姆，一边参与挖掘工作，一边学习研究——自从那次事件之后，我想她应该再也没回来过，坦白讲，就连她去了乌库姆，我都感到很吃惊——除了假期，她一直都在那儿。挖掘点附近有学生宿舍。几星期前，她失踪了，然后出现在贝歇尔。波各斯特村住宅区，你们要是记得的话，那是贝歇尔的全整区域，也就是乌库姆的异地区域，但她死了。各位委员，所有情况都在文件夹里。”

“你并没有展示越界的证据，不是吗？没有真正的证据。”作为军人，尤里·塞耶德的语气比我想象的要柔和。他的插话使得对面几名乌库姆委员用伊利塔语低声议论起来。我看了看他。旁边的布里奇翻了个白眼，而且他知道我一定看见了。

“请原谅，委员先生，”我最终说道，“我不知这怎么说才好。这名年轻女子住在乌库姆。我是指合法居住，我们有记录。她失踪了。然后被发现死在贝歇尔。”我皱起眉头。“我真不太清楚……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

“然而那只是推测。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去外交部查过？比如说，基尔瑞小姐有可能离开乌库姆，去参加布达佩斯的活动？没准她是先去别处，然后再来到贝歇尔？中间有两个礼拜的空白，博鲁探长。”

我瞪着他。“正如我所说，经过那次小闹剧之后，她不会再回贝歇尔……”

他打断了我的话，表情略带遗憾。“‘巡界者’是一种……外部势力。”几名贝歇尔和乌库姆的成员似乎吃了一惊。“承认这一点或许显得无礼，”塞耶德说，“但我们都明白事实确实如此。

“我再强调一遍，‘巡界者’是一种外部势力，将权力交给他们有一定风险。一直以来，我们只是甩甩手，将所有棘手的问题——如有冒犯，请原谅——交给一个不受控制的影子。就为了减轻我们自己的负担。”

“你不是说笑吧，委员？”有人说道。

“这种话我已经听够了。”布里奇开口说。

“不是所有人都乐意讨好敌人。”塞耶德说。

“主席先生，”布里奇高声道，“你难道允许这等诽谤中伤吗？这太过分了……”他这种新锐的超党派精神我曾在报道中读到过。

“假如真需要他们的干涉，我当然完全赞同，”塞耶德说，“但我的党派近来一直主张，不要……不假思索就随便将权力移交给‘巡界者’。你的调查有多深入，探长？找她的父母谈过吗？还有她的朋友？对于这个可怜的年轻女孩，我们究竟 了解 多少？”

我应该准备更充分些。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情况。

我曾看到过“巡界者”，但只是短暂的片刻。谁没有这种经验呢？我见过他们迅速掌控局势。绝大多数越界都是突发的严重违规，于是“巡界者”便会 介入处理 。我不习惯以这种令人费解的方式申请召唤“巡界者”。我们自幼所受的教诲，便是要信任“巡界者”，遇到乌库姆的小偷或劫匪作案，你不能出声，而是应该装作没看见，因为你身处贝歇尔，与他们的罪行相比，越界是更严重的问题。

第一次见到“巡界者”时，我十四岁。原因再普通不过——交通意外。一辆四四方方的乌库姆小面包车——那是三十多年前，乌库姆街道上的车辆远不如现在抢眼——轮胎打滑失控。它正沿着一条交错区域的街道行驶，路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车辆属于贝歇尔。

假如小货车驾驶员能纠正方向，贝歇尔的司机们便会以惯常的方式对待异地的障碍物。生活在互相交错的城市中，必然需要面对这种无可避免的困难。比如乌库姆人撞到了贝歇尔人，而双方都在各自的城市里；或者一条乌库姆的狗跑上来嗅贝歇尔路人；或者乌库姆的窗玻璃碎裂掉落，挡在了贝歇尔行人的面前——遇到所有这些情况，贝歇尔人（反过来，乌库姆人也是一样）都会尽量在不予关注的前提下回避异地的麻烦。若是迫不得已，触碰一下也无妨，但最好不要。如此淡然而礼貌地忽略，正是对待凸障——这是贝歇尔语中对邻城障碍物的称呼——的正确方法。伊利塔语中也有相应的词汇，但我不会。（只有陈旧的垃圾是个例外。它们一开始属于凸障，躺在交错区域的地面上，或者被风吹入异地区域，但天长日久之后，无论是伊利塔字母，或是贝歇尔字母，都将被污垢遮掩，或在阳光下逐渐褪色，当它与其他垃圾，包括来自邻城的污物凝结到一起时，就成了单纯的垃圾，如同雾气，雨水和烟尘一般飘越边界。）

我见到的那个面包车司机没能恢复控制。他的车斜斜地滑过柏油路面——我不知道乌库姆那边是哪条路，但在贝歇尔是国王街——撞到一家贝歇尔小店的围墙和一名正在浏览橱窗的行人。贝歇尔人当场死亡；乌库姆司机身受重伤。两座城中的人们发出尖叫。我并未看见撞击，但母亲看见了，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我还没留意到周围的噪音，就疼得喊出了声。

贝歇尔儿童的早年生涯是一个紧凑的学习过程（乌库姆想来也一样）。我们很快就能学会辨别各种细节，比如服装样式、合法的颜色、人们走路的姿势以及举止神态。到了八岁左右，我们上街时大多不再需要别人担心，不至于尴尬地越界违规，不过，当然了，只要儿童在路上行走，都必须有许可证。

当时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当我抬头看见越界事故造成的悲惨后果，便不再顾及那些神秘的禁忌。我和母亲以及所有路人都不由自主地看着乌库姆汽车的残骸，我刚刚学会小心翼翼地无视异地景物，此刻却将这一技能全然抛诸脑后。

转眼间，“巡界者”便到了，尽管他们中有些人一开始就可能已在现场，但那一个个模糊的身影仿佛都是从事故的烟雾中冒出来似的。他们动作迅捷，令人眼花缭乱，却充满绝对权威，不出片刻，就完全控制了越界事故的现场。这是一股令人难以捉摸的神秘力量。危机区域的周边，双方警察（我仍无法忽略乌库姆警察）在各自的城市中驱赶好奇的旁观者，并拉起塑胶带，防止外人闯入，而童年的我依然能战战兢兢地看到封锁区内，“巡界者”正在迅速地处理善后，恢复秩序。

在这种罕见的情势下，人们有机会短暂地目睹“巡界者”投入行动。那大多是意外事故和跨越边界的灾难。比如1926年的地震，或者特大火灾。（有一次火灾，物理位置距离我的公寓很近。火势被控制在一栋建筑内，但那房子不在贝歇尔，我必须将其无视。因此，尽管客厅窗户照耀在一片闪烁的红光中，我却得通过本地电视台观看乌库姆的实况录像。）又比如贝歇尔发生持枪抢劫案，而流弹击中了乌库姆路人。此类危机与眼前的官僚作风完全是两码事。

我稍稍挪动，漫无目的地环顾室内。“巡界者”必须向召唤他们的专员解释行动理由，但在我们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具有限制作用。

“你找她的同事聊过吗？”塞耶德说，“你的调查有多深入？”

“不，我还没跟他们聊过。当然，柯维警员找过他们，为了核对我们的情报。”

“跟她父母谈过吗？你似乎急于想推掉这件案子。”桌子两侧响起一阵低语声，我稍等了片刻才开口。

“柯维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正飞过来。少校，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们的立场。没错，我们的确很着急。你难道不想找到杀害玛哈莉亚·基尔瑞的凶手吗？”

“好了，够了。”雅卫德·尼塞姆说。他的手指轮番敲击着桌面。“探长，或许你不该用这种语气。代表们当中有一种逐渐增长的顾虑，说起来也挺合理，我们总是轻易地把案件交给‘巡界者’，其实有时这并非必要，这么做很危险，甚至有叛国的嫌疑。”他等待着，直到我领会他的要求，憋出一阵或可理解为道歉的应诺声。“不过，”他继续道，“少校，也请你考虑克制争辩，别显得太不尽情理。老天，那女孩在乌库姆失踪，然后尸体出现在贝歇尔。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明晰的案例。当然，我们会考虑将此事交给‘巡界者’处理。”他伸手阻止塞耶德抗议。

卡特琳妮亚点点头。“说得在理。”布里奇说。乌库姆代表显然见过这种内部冲突。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民主体制。毫无疑问，他们也有自己的争吵方式。

“那就这样吧，探长，”他盖过少校吵嚷的嗓音，“我们已收到你提交的请求。谢谢。让引宾员带你出去。我们很快就会通知你。”

许多个世纪以来，联合大厅的走廊始终是贝歇尔和乌库姆的生活与政治中心，因此无可避免地演化成如今的模样：古朴精致，但风格含糊不清，缺少明显的特征。此处悬挂的油画技法精良，但仿佛欠缺历史根基，过于苍白平凡。贝歇尔和乌库姆的职员穿梭于边界的走廊中。联合大厅感觉空荡荡的，并没有合作的氛围。

走廊中陈列的史前时代遗物却不一样，它们性貌独特，但令人费解。这些物品被保存在装有警铃的玻璃罩里。我离去时目光扫过其中的几件：一座胸下垂的维纳斯雕像，躯干上有一道隆起，原本也许连接着齿轮或杠杆；一只做工粗糙的铁黄蜂，历经诸多世纪之后颜色已然褪去；还有一块玄武岩基座。每件物品下方均有文字说明，提出各种猜测。

塞耶德的干涉无法令人信服——他给人的感觉就好像铁了心要阻止下一例申请，却不幸遇到了我这种难以辩驳的案子——他的动机也很可疑。我若是参政，决不会追随他。但他的谨慎并非无因。

“巡界者”的权力近乎无限，教人惧怕。唯一的限制在于，此种权力高度依赖于特定的事件。从两座城市的角度来说，坚持对此类事件严加审控是必要的。

正因如此，才有了神秘的审核制度，以维持贝歇尔，乌库姆和“巡界者”之间的平衡。除了无可争议的严重越界——罪案，事故或灾难（化学泄漏、煤气爆炸、精神病患者在边界处攻击行人等等），毕竟在这些情况下，贝歇尔和乌库姆根本无能为力——委员会必须审查召唤请求。

在严重违规事件发生之后，即便是常人难以辩驳的案例，两座城市的代表也要将其与往昔的判决实例仔细核对。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质疑任何一个案例：这很荒谬，但委员会不愿放弃这一重要程序，以免损害自身的权威。

这两座城市需要“巡界者”。然而，两座城市若不保持独立完整，“巡界者”又凭什么存在呢？

柯维在等我。“怎么样？”她递给我一杯咖啡，“他们怎么说？”

“嗯，案子将会被移交。不过他们把我折磨得够呛。”我们向警车走去。联合大厅周围的街道都是交错区域，我们视若无睹地穿过一群乌库姆朋友，来到柯维停车之处。“你知道塞耶德吗？”

“那个专横的混蛋？当然知道。”

“看他的表现，似乎想要阻止‘巡界者’接手。这很奇怪。”

“他们憎恨‘巡界者’，民族联盟的人，不是吗？”

“憎恨‘巡界者’，很奇怪。就好像恨空气。而且他属于民族联盟，要是没有‘巡界者’，贝歇尔也无法存在，这就等于没了祖国。”

“很复杂，不是吗，”她说，“虽然我们需要他们，但这是依赖的表现。不过民族联盟中也存在分歧，有平衡派和胜论派之分。或许他是胜论派。他们认为‘巡界者’保护着乌库姆，这是贝歇尔夺取控制权的唯一障碍。”

“他们想夺权？要是他们觉得贝歇尔能赢，那简直就是做梦。”柯维瞥了我一眼。我俩都知道这是实话。“不管怎么说，这不重要。我想他只是摆个姿态罢了。”

“他是个愚蠢的混蛋。我的意思是，他不仅专横，而且不太聪明。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首肯？”

“大概一两天吧。我想他们今天会对所有呈上的议案表决。”其实我并不知道会议是如何组织的。

“与此同时？”她言辞简洁。

“嗯，你应该还有许多别的活吧？这不是你手上唯一的案子。”车行途中，我看了她一眼。

我们驶过联合大厅，其巨硕的入口仿佛古老的人造山洞。这栋建筑比普通的主教座堂还要大得多，甚至能超过罗马竞技场。其东西两侧均有入口。底层最初的五十英尺左右是一条半封闭式通道，笼罩于拱顶之下，并伴有一根根立柱，车流被墙壁隔开，在检查站的控制下时停时走。

此处行人车辆川流不息，一辆辆轿车和面包车从我们近旁驶进大楼，等在最东头，检查过护照与证件之后，司机被允许——有时则被拒绝——离开贝歇尔。车流持续不断。再往前几米，是检查站之间的边界路段，处在大厅的穹顶之下，而车行至西侧的大门口时，需要再次停下，等待进入乌库姆。对面的车道上则是相反的流程。

随后，那些车辆将带着准许通行的盖章从另一端钻出，驶入异邦城市。它们往往会调转头，回到交错区域的街道里，即回到两边的老城区，不久前它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而此刻却已处在另一个司法区域。

假如有人想进入位于邻城的房屋，即便它就在隔壁，也是属于另一条街，属于另一个不友善的政权。对此，鲜少有外国人能理解。贝歇尔居民不能径直走入隔壁异邦建筑的门户，否则就是越界。

然而穿过联合大厅，他/她就能离开贝歇尔，通过大厅另一头回到（实质上的）原地，此时，他们已身处异国，成为一名观光游客，眼前这条街虽然与自己的住址有着相同的经纬度，他们却从未到达过，其中的建筑也总是被刻意忽略，现在，他们既然已穿越边界，便可以进入乌库姆的房屋了，而自己的家虽然仅一墙之隔，却处于另一座城中，不能再予以正视。

联合大厅就像是沙漏的樽颈，位于两座城市之间，卡住出入道口。整栋建筑好比是个漏斗，让两边的访客互相渗入对方城中。

贝歇尔中有些地方并非交错区域，但被窄窄的一条乌库姆领地隔断。小时候，在父母和老师不懈的训导下，我们都努力无视乌库姆（当我们与乌库姆同龄人处于相近位置时，总是夸张地作出互相忽略的模样，表现还真不赖）。我们常常丢出一颗小石子，使其穿过异地区域，然后在贝歇尔内部绕个大圈，把它们捡回来，并争论在此过程中我们是否有犯错。当然，“巡界者”从来不曾现身。我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抛掷本地的蜥蜴。当它们被捡回来时，都已经死了，于是我们说它们是死于穿越乌库姆的短暂飞行，但实际上也许只是落地时摔死的。

“很快就不用我们操心了，”我一边说，一边注视着几名乌库姆游客进入贝歇尔，“我是指玛哈莉亚。比耶拉。‘佚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