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玉石之路为起源
极具审美情趣和价值的和田玉,是沟通我国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乃至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要媒介。和田玉作为主要贸易交流的载体,特别是在历史上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已远超丝绸。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交易只是商人在玉石之路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和田玉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带上的领路先锋。但和田玉是如何穿越崇山峻岭、戈壁荒漠而来到中原的呢?中途经过了哪些中继站?玉石之路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这无疑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
从各种古籍可以看出,中国的神话发源于昆仑山,而昆仑山到底在哪里,众说纷纭。但昆仑山有玉石则是大家都相信的,其记载出自《山海经》。从各种传说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始祖,无论是伏羲还是黄帝,都与昆仑山有巨大关系,而西王母则一直住在昆仑山上。有学者说中国古代是一个从巫术到礼制的进化时代,巫术的源头就来自昆仑山,所以,昆仑山上的玉石也便成为巫术中常用的器物。从一些古籍传说可以看出,不仅黄帝受到过西王母的支援,大禹也同样受到过支援。西王母传说与其所代表的文化成为古中国文化非常神秘的一个源头。大禹分天下为九州,其中雍州便连接着西王母的昆仑山。有人说,大禹本身也是一个巫师。这种传说到商周时断绝,直到《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周穆王重新开通西方之路,到昆仑山上的琼楼玉宇与西王母会合,并又一次得到西王母赠送的玉石。如果从这些传说算起,中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与玉石发生着关联,且这条玉石之路就埋藏着中国文化的源头。
但时代久远,史料又未存,我们只是从各种传说去猜想中国古人曾经在昆仑山上得到智慧,并带着玉器来到中原,开始了新的文明创造。从这个猜想出发,玉石之路几乎是从伏羲文化开始的,要比5000年中华文明早得多。到周穆王西巡时,已经过了两三千年。大约那时是游牧文明,你来我往,所以这条路时断时续。周穆王重新打通了它。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事实上其行进路线与这条玉石之路颇有重合。汉代开始,中央帝国在甘肃地区设立的玉门关,正是以玉石运输而得名,而在汉代之后的玉石之路也愈加繁华。“诗圣”杜甫在他的诗中这样描述此情此景,“归随汉使千堆宝,少答朝王万匹罗”;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也写道,“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正是此地繁荣的写照。
目前,对丝绸之路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基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大量玉器发现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玉器时代”也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文明缘起的时代,“玉器时代”意识形态的主要要素则是玉的灵物和神化。玉不是一种实用性的生产工具,而是一种专用的礼仪器物。玉的该用途表明了等级制度下礼制的开始,它代表着所有者的尊贵身份和特殊权利,它来源于不成文的利益习惯。
从各种考古发现,约3000年前的西周,从新疆输入的和田玉已成为其王朝王公大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祭祀和各种礼仪活动中都要用玉,而且有一套完备的规定。据记载,周武王灭商以前,就通过玉石之路与远在新疆的采玉部落取得了联系,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时,来自新疆的莎车诸部落的和田玉,成为那时最珍贵的礼物。
公元282年,河南汲县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批古简,其中有一部分记载了周穆王与西王母交往的一段故事。这也许是最早的关于和田玉由西域进入中原的记载。故事说周穆王带着七队兵勇,驾着八匹千里马拉的车,边打猎边游览,一路西行,先到达今天的内蒙古,再折向新疆,来到昆仑山北麓,进入一个母系氏族社会的王国——史书所载“西王母”(母系社会中,王母实为部族之首领)的领地。在这里,他受到西王母的盛情款待,返回时,又接受了西王母送给他的八车宝石。此外,穆王沿途在几个大规模采玉、琢玉的部落亦作停留。当地部落出于敬重,也纷纷拿出最好的玉石敬献周穆王,此行可谓满载而归。而周穆王带回的玉石,据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田玉”。这段故事显示早在3000多年前,新疆已有不少产玉点,已有采玉和琢玉的部落,玉已大量流入中国内地。
考古材料中有确切鉴定结论的是殷墟妇好墓,墓中发现了大量和田玉。这使我们确信至少从商代中晚期就出现了和田玉流入中原的景象。除了此地,包括甘肃境内、青海地区齐家坪遗址出土的和田玉,也有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证明,很大程度上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前,早已出现并形成了从新疆和田出发向东输送的玉石路线。
玉石之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经过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隋唐,甚至元明清各个历史朝代。6000多年的岁月,把和田玉传入中原各地,流传到中亚、欧洲,使和田玉登上了古代文明史,称誉世界。可以说,和田玉孕育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沟通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了解,促进了东西方各国的繁荣、富强和发展,开创了中国玉器发展的四大新时代,创立了玉意识、玉道德、玉神权、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相融合的伟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