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凿空”之旅与东西交汇
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普通一天,在整个汉帝国的心脏长安,一个伟大的计划正在皇帝刘彻的脑海中孕育成型,即将呼之欲出。
在经历过其曾祖刘邦(汉高祖)、祖父刘恒(汉文帝)、父亲刘启(汉景帝)的精心治理后,作为执掌汉朝命脉的第七位皇帝,刘彻(汉武帝)此时所接手的,是一个繁荣且富足的农业帝国。与几十年前楚汉相争的乱世相比,先前的萧条景象早已一去不返,此时的盛世尤其以帝国心脏长安为代表。《史记·平准书》中写道:“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从表面上看,长安似乎不负其“长治久安”的名字,当府库余财巨万,太仓之粟充溢的盛世景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绝对的理智。百姓可以为自己吃得饱穿得暖而兴高采烈,皇帝却必须想到如何将这一景象保持下去。刘彻深知,长安还远不及“长治久安”。事实上,彼时长安正在深受来自北方游牧帝国匈奴的威胁。由于长安与汉匈边界距离较近,历次匈奴南侵,皇帝的位置总是近得令人感到尴尬,而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屡次拉锯战,不仅使身在长安的皇帝感到疲惫不堪,同时匈奴兵锋直指长安,也严重威胁着整个汉帝国的安全,因此,一定要建立联盟以制约匈奴。
这是刘彻最初的想法,那么哪里才能找到与自己共同抗击匈奴的盟友呢?其时,在西边敦煌、祁连山一带,有名为大月氏的游牧部族。该部落多次与匈奴发生冲突,甚至老国王的头颅都被匈奴做成酒器。大月氏最终被迫西迁,不知去向。大月氏与匈奴的不共戴天之仇使远在长安的刘彻找到了潜在的盟友,无论能否找到这个神秘的部族,但或许至少可以尝试接触一下。
于是在精心准备一年之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受汉武帝刘彻委派的张骞带领100人由长安出发,前往陇西。在那里,他们将继续西行,寻找失踪在大漠深处的西域部族。而在张骞所携带的货物当中,有一种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比西域诸部更加神秘的物品,那就是丝绸。而长安,也因此成为这趟伟大旅程的起点。《汉书·张骞传》中写道:“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
对于张骞的此次探险,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早已被太多人给予太多的历史意义。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如今西方国家自大地将世界各国开始相互产生联系的时间,定为始于15世纪西方封建国家新航路开辟的大航海时代,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沙文史观不会注意到,早在西方诸国踏出国门的1500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世界。
张骞从长安出发时所携带的丝绸,这种材料来源于蚕所吐出的丝,对于中国人何时掌握制造丝绸技术的,目前仍然众说纷纭。传说华夏文明最早养蚕之人始于神话时代轩辕黄帝的妻子嫘祖。中国现存最早关于汉族从事农业的科学文献,即成书于夏末商初时期的《夏小正》所记载:“三月,摄桑,桑摄而记之,急桑也,妾,子始蚕。”这是5000年前关于中国人开始从事养蚕活动的最早历史记录。
然而,比纠结中国人是何时开始养蚕这一疑问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们如何运用蚕丝制成丝绸。丝绸不仅可以制成华美的衣物被人们所穿戴,更是联结东西方世界的核心组成部分。人们很少会想到,一条小小的蚕,它的生命只有区区28天,在它的一生中所能吐出的丝却有1000米长,为了成就这1000米的丝还要消耗无数的桑叶。这来之不易的神秘物质在科技水平极端发达的今天,仍然需要小小的蚕虫一口一口地将其吐出,而在那个丝绸与黄金等值的年代,联结着长安与当时西方世界道路的,正是依赖于由无数条价值堪比黄金的1000米丝线所织就的丝绸。
丝绸之路好比整个汉帝国向外输出财富的血管,而长安正是为这条血管输送血液的心脏。张骞出使西域,是长安这座城市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所作出的无数政治决策之一。而将丝绸作为货物携带在旅途当中,或许只是在当时汉帝国为了征服匈奴而制定的重大战略决策下,再顺便不过的举手之劳。然而可能张骞自己都未曾想过,这样的无心之举,却真正将当时东西方两个最大国家的心脏联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
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由利益所驱动,甚至利益之于历史,就如同心脏之于人的躯体。无论艺术家对于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如何赞美,对于其中经历的千辛万苦的过程又如何绞尽脑汁地猜测,它的原始动机也不过是为了汉朝的战略利益而服务。长安,这样一座代表着彼时世界东方最强大政治集团的城市,就这样被利益第一次推到全世界的视野中。
从长安出发的张骞历经艰险,穿越大漠,又逃脱匈奴的追捕,最终在距离长安12000里的康居之地见到了大月氏的族人。这是华夏人第一次在远离长安的西方留下自己的身影,似乎在冥冥之中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着长安与西方发生接触。在张骞到达康居的200年前,被人称为泰西之地的希腊城邦之一马其顿王国开始崛起,国王亚历山大四处征战,在“马其顿方阵”的铁蹄踏平波斯之后,亚历山大同样将自己的旗帜插在这一地域。亚历山大死后所留下的帝国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时过境迁,200年后,来自东方最富庶之地长安的中国人与亚历山大的后裔相会于此。
此时的大月氏人已经再次过上顺风顺水的生活,安逸的环境让月氏人已经忘记了复仇,无意与匈奴再起冲突。张骞在这里生活一年多,最终返回长安。张骞一路上留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故事,这些故事对来自长安的决策也或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当张骞穿过戈壁滩,越过帕米尔高原后,来到康居之地遇见了第一个西域国家大宛国。在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小国中,张骞见到了一种速度飞快、四蹄坚硬、不知疲倦、汗水更是血红的神奇马匹。张骞不会知道,这种被称为“汗血宝马”的优良马匹品种,体内流淌的正是亚历山大胯下战马的血脉。回到长安后,张骞将这一见闻报告皇帝,皇帝大喜,认为这种优良马匹正是与匈奴对抗的最好武器。因此,10多年后汉武帝刘彻根据张骞的这一发现,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国,终于得到汗血马。
虽然后来大宛与汉朝交恶,但此时的大宛是非常愿与汉朝亲善结盟的。正如《汉书·张骞传》记载:“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
回到长安的张骞受到汉武帝的大力封赏,虽然此行并未完成与大月氏结盟的任务,但是也让长安的视野前所未有地拓展开来。中国并不孤独,世界也并不遥远。
公元前139年的这次出访,是中国人以长安为起点,试图用丝绸联结世界另一头的一次尝试。其间发生的诸如偶遇汗血马之类的奇遇,也不过是围绕这条道路所发生太多故事的冰山一角。很快,张骞将再次从长安出发,在上次行程中断的地方继续自己的旅途。
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刘彻之命,再次从东方世界的心脏出发,前往西域。这次他要寻找的是比远在康居的大月氏更加遥远的大夏诸国。在出发前,汉武帝根据张骞的报告,作出了联合西域诸国,“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决策。张骞此次出访,目的是要将皇帝的战略目标变为现实。而在张骞所率领的多达300人规模的使团所携带的财物中,丝绸仍旧是其中最重要的货物。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踏上了更加遥远的土地。旅途中张骞路过的每一个国家,如康居、大宛、乌孙、月氏,都留下了张骞从长安带去的丝绸。从此,丝绸惊动了整个西域,在不远的将来,还将惊动整个世界。张骞此次的出访,除了为西域各国送去来自长安的丝绸之外,更令张骞惊奇的发现是在到达目的地乌孙后,见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建筑风格。对于这种建筑风格,史书并无明确记载,但后世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与大宛的战马一样,乌孙的建筑风格也保存着数百年前希腊人到过此地的痕迹。张骞接着派遣副使继续向西,这些副使探索到了更远的安息、身毒等地。在安息,来自长安的使节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在多达两万人的欢迎仪式上,汉使将丝绸作为礼物赠予安息国王。从此以后,安息帝国与汉朝建交,丝绸在两国的通道之中源源不断地被来往的商旅输送。
公元前36年,经过近百年的汉匈战争,长安方面已经取得极大的战略优势。匈奴帝国此时已经分裂为南北两部,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被其兄长屠吾斯所击败,举族归附汉朝,两国之间互派使节,和平共处。其间汉朝册封绝世美女王嫱为公主,其自愿“从胡俗”嫁给呼韩邪单于,获得“宁胡阏氏”的封号,成就了流传千古的“昭君出塞”的悲壮故事。而以郅支单于屠吾斯为首的北匈奴则举族西迁,来到了当年亚历山大与张骞先后留下足迹的康居之地。
远离了来自长安的直接威胁,郅支单于开始对康居周边的西域诸国大加奴役,西域各国无不怨声载道。恰逢汉使谷吉护送郅支单于在长安入侍的王子,使节在前往康居匈奴王庭的路上被杀。以此事为导火索,汉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抓住战机,发“矫诏”率领由汉朝屯田卒与西域诸国士兵共4万人组成的“多国联军”进兵康居,与郅支单于展开决战,计划借此机会将不听从长安号令的北匈奴一举荡平。
最终郅支单于在此次战争中重伤身亡。很快,单于的头颅被快马送至长安,为祸一时的北匈奴至此不复存在,而通过这次接触,长安方面终于实实在在地见到了之前仅仅存在于奏折当中的“大秦”。更为重要的是,此役西汉帝国彻底结束了与匈奴之间长达百年的战争。不仅汉将陈汤在那次战争中所发出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壮语,使长安的名声响彻西域,而且汉军的进驻更标志着丝绸之路此后将成为遥远却安全的商业航路。
《汉书·陈汤传》中写道:“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
对于陈汤而言,灭北匈奴是自己一生唯一一战。此战为在丝绸之路燃烧多年的战火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北方游牧民族对于长安的威胁彻底消失。为将如此,夫复何求?不说陈汤日后的命运将如此多舛,至少长安的这次胜利将永远定格在距今2000年前中亚地区的塔拉斯河畔。源于匈奴威胁的消失,联结长安与罗马之间的商路自此建立起来。虽然两座城市各自向外发出声音的原动力并不相同,但是殊途同归,此后丝绸可以畅通无阻地在这条道路上铺展开来。丝绸自此从长安出发,源源不断地流向罗马,换来的是源源不断的黄金流向长安。丝绸贸易使得长安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
19世纪被称为欧洲之王的拿破仑曾说过,上帝总是站在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作战。长安的胜利也为自己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当罗马之王恺撒身穿丝绸出现在臣民面前,当安东尼为尼罗河畔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披上华丽的丝绸,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长安早已将自己的力量在无形之中伸向古代西方世界。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将互相有关联的战斗统称为一场战争的起点。基于这位战争史鼻祖的史学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发生在康居之地的汉匈冲突,由于第一军团的参与,甚至可将其视为整个罗马帝国对外扩张战争的一部分,而汉帝国对匈奴持续长达百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包含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因丝绸而起的一环套一环的古代大国碰撞,这样铁血的历史因此也被人们赋予了庄周梦蝶的诗化哲学意义。
有一个巨大的疑问停留在历史之中,但似乎很少有历史学家对它进行过发问。历史学家将张骞出使西域称为“凿空”之旅,可是,为何汉武帝在确立河西四郡之后把远在新疆的一座山脉确定为昆仑山,而把敦煌不远处的关口命名为玉门关?此外,从汉代兴起的道教将古代巫术传统和传说中的神都归为道教,遂将昆仑山确立为道教的神山,也是道教的源头。这一方面说明昆仑山本是中国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说明昆仑山乃中国文化的源头,而道教对玉石的重视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就会形成古之史家的学术盲点,即在很多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将张骞出使西域认为是首次打通中国与世界的通道。虽然这些都是矛盾的存在,但是,张骞打通的丝绸之路却无疑为后世重新发展玉石之路打开了古老的神秘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