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概述
MUBAN NIANHUA GAISHU

在中国的民间美术中，木版年画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民间，木版年画是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作为民间最为普及的艺术样式，木版年画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重要载体。

木版年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在汉代就已经出现。然而，真正意义上以木版印刷的年画，其起源应当是在木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木版年画在各个时代的名称也不相同，比如，宋代时叫做“纸画”，明代时叫做“画帖”，清代时则被叫做“画贴”。最早被定名为“年画”，则是在清代道光年间，这在清代学人李光庭撰著的《乡言解颐》中有记载，“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

中国各地的语言习俗不同，木版年画也有多种叫法，北京叫“画片”、“卫抹子”，苏州叫“画张”，浙江叫“花纸”，福建叫“神符”，四川叫“斗方”等，各不相同。近代以来，还曾经两度出现过“改良年画”一词：一是在清末光绪年间，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印制的有关进步内容的年画，画面上通常刻有“改良年画”的字样；一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由直隶教育司社会科印行的一些新内容的石印年画上，大多在题词之后，印有“改良年画”的方形印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家在对中国民间艺术进行考察、研究时，也曾用过“新年图画”一词，以后才逐渐简化为“年画”，并在使用中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

中国的木版年画，随着社会风俗的演变而产生，并且伴随着印刷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过去，在各个年画产地都会有多家作坊同时生产年画，同一地方的作坊出品的年画，虽然在风格特征上比较接近，但在内容、题材、尺寸等方面还是有区别的，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在不同的时期，当人们的审美情趣随着生活习俗的演化而转变时，一些老的样式便不再受欢迎，作坊也不再生产，同时，新的样式又不断地被创造和生产出来。为了便于作坊生产，便于工人学习和观摹，以保证年画生产质量的延续，多存有数套过去曾经生产过的年画。久而久之，这些新老样式的年画便形成一定数量和规模的积累，这既是作坊历年的生产档案，同时也是一种收藏。另外，分布在各地的零售商们为了方便订购，也往往在手边收存有数套年画。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列强的炮舰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各国不同身份的人士因为不同的目的来到中国。其中，一部分人为了更进一步的文化侵略来巩固殖民统治，他们还深入到中国各地，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习俗，搜集各地的民间艺术品，用来研究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此后，他们采用中国民间常见的艺术样式，来宣传西方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进行文化渗透。他们从中国带回去的中国民间艺术品中，木版年画占了很大比重。在年画的搜集和研究方面，国外最早收集中国民间年画及纸马（祃）等艺术并编印成册的，是英国 1800年出版的《中国风俗画》一书。清末，荷兰人高延（J.J.M.De.Groot）曾受荷兰政府派遣到中国福建厦门考察，其间收集了一些民俗版画、纸马等，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在巴黎勒如书店出版了《厦门历年时节》一书。到了 20 世纪初，一些国家的文化学者也曾多次来到中国，调查各地木版年画的状况，收集木版年画的实物资料，还撰写文章介绍、整理出版中国的木版年画，使国外的汉学家及爱好者对中国木版年画有所了解。另外，通过贸易而流到国外的中国木版年画也很多，这些年画多是沿海地区出品。民国初年，法国人亨利·道尔（Henri Dore）收集大量的中国纸马神像，编成十八册装的插图本《中国迷信之研究》，由上海天主教堂出版。1922 年，沙畹《中国美术中祈愿之表现》一书在巴黎保萨书店出版。上海别发书店在 1932 年出版了文纳的《中国神话辞典》一书，并在 1940 年出版了美国人戴恩的《中国农民之信仰》（附有图像）。此外，法国人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中国近代之神话》、法国人杜伯秋的《中国民间画像》和波兰人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的《中国民间画像》等，也分别发表在国外丛刊杂志上。现在，这些年画及其他民间艺术品作为法国、奥地利、德国、日本、美国、英国、荷兰、俄罗斯等国的公、私博物馆和私人的藏品，成为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近代艺术和民间美术的重要资料。

在众多收藏中国木版年画的国家中，俄罗斯收藏的年画数量最多，约藏有 5000 幅左右，都是清代的作品，主要是天津杨柳青、广东佛山和上海的年画作品。最早将中国的木版年画带到俄国的，是植物学家弗·列·科马罗夫。科马罗夫曾在 1896年、1897年两次到中国的东北地区采集、研究当地的植物群系。1898 年，在圣彼得堡举办的一次俄国地理学会的学术会议上，科马罗夫向参加会议的学者们报告了他对中国东北植物研究的成果，同时向大家展出了他从中国带回来的近300幅各类题材的中国木版年画。当时，俄国的汉学家们对这次展览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在彼得堡大学东方系就读的大学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B.M.Alekseev）却对这些有趣的画产生了兴趣，他很想读懂画的内容和题词，但却没有成功。

1906年秋季，阿列克谢耶夫来到北京，他原先的目的是收集研究古币护身符来完成他的学位论文，事实上，当他到达中国后，收集民间木版年画已成为他的主要兴趣。他把收集来的中国木版年画装订成册并编上号码，请他的中国老师孟锡钰先生写出每一幅年画的情节和象征意义，孟锡钰先生还在本子上题签“粗画解说”。这批年画以及孟锡钰先生题写的解释，现在保存在冬宫博物院。1907 年，阿列克谢耶夫随同法国汉学家爱德华·夏尔纳（Edouard Charannes）在 5 个多月的时间里，考察了中国北方五个省的主要年画产地，收集了大批中国民间年画。1910 年，阿列克谢耶夫在俄国地理学会举办了大型中国年画藏品展览会，在1个月的展览期间，他天天亲自为观众讲解。1912 年，阿列克谢耶夫到中国进行民族学考察，他这次主要是在中国的南方活动，回国时，又带回去一大批上海、苏州、福建、广东等地的木版年画。几十年中，他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大约有 4000 件，曾受到中国艺术家徐悲鸿先生的赞赏。阿列克谢耶夫还收集中国年画中的吉祥神话，编著成《财神》，于1928年在英国伦敦出版，书名为 Chinese Gods of Wealth 。在此前后，来中国收集木版年画的还有诺维茨基、尼·德·维诺格拉多夫、弗·瓦·斯塔索夫、德·阿·罗文斯基、格·尼·波塔宁、彼·库·科兹洛夫、勃·伊·潘克拉托夫（潘克福）、瓦·斯·斯塔里科夫等人，他们收集的年画作品大多已经移交俄罗斯各地的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并得到妥善保存。

法国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多为中国各地出品的戏剧故事题材，其中年代最早的一部分是法国汉学家爱德华·夏尔纳 1907 年在中国收集的。当时，夏尔纳先生正在翻译中国的《史记》，到中国旅行主要是为了实地考察汉代的文物。他和他的俄国学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在参观汉代遗址、文物的同时，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木版年画。夏尔纳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戏剧很感兴趣，准备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所以他收集的中国木版年画也是以中国戏剧故事为中心的。

日本收藏的中国木版年画数量也很大，多是苏州桃花坞的出品，也有不少北京、山东、河南和东北等地的年画，大多是在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间收集的。早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木版年画，对日本浮世绘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昭和七年（1932）日本美术研究所出版了《支那古版图画录》，黑田源次博士对于日本收藏中国木版年画的目的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原因有三个：

“此种版画在中国本土原为缺乏耐久性之普通玩品，日本则相反，视之为中华文物，一也；德川一代（1663—1867）为长崎贸易关系最深者为苏州，苏州土特产舶载而东者颇多，二也；中国本土经长发（太平天国）之乱，江苏文物悉委焦土，三也。且此种印刷品多为岁首点缀新年之用，以识吉祥，此必当年专供长崎华馆侨民之需，岁之舶载而来者；而此种区区民众喜爱的印刷品，大陆士大夫多所不齿，在我邦却引起好事者之兴趣，爱之如命，故传于至今，遂有如此之多。”

如今，日本的许多博物馆、美术馆还经常举办中国民间年画的专题展览，并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木版年画的书籍。

近代以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的民俗学者在收集歌谣、故事的同时，还于 20 世纪 30 年代将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生收集的木版年画举办展览会向社会展示。在此带动下，一些地方的博物馆也开始收集、收藏本地区出品的木版年画，随着时间推移，这批资料的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美术作品是非常重视的，他收藏的各类艺术品中，有数量较多的中国各地刻印的木版年画，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收集的，这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鲁迅纪念馆中都有实物陈列。鲁迅先生的收藏绝不是单纯的兴趣，而是为了进行研究。他认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够出更好的版画”。在鲁迅先生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关于木版年画的专文，但分散于数处的简短论述，却涉及木版年画的源起，当时的现状，内容、形式、构图特色及印刷方法等问题，对后来的木版年画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20 世纪 4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窑洞前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艺术工作者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他们的“喜闻乐见”，从而创作出有生命力的作品。一批美术工作者在向民间年画学习的过程中，收集、整理了一大批内容积极上进的年画，在此基础上，变通、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根据地革命战争和生产生活的新年画作品。

1949 年以后，为了振兴濒临灭绝的木版年画，文化部陆续向各传统年画产地派出了由美术工作者组成的年画工作队，对各地木版年画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村先生，收藏的各地木版年画多达万余种，出版了几十部关于中国木版年画的著作，发表了百十篇文章，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破除迷信”、反封建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浩劫，对传统木版年画造成致命打击。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民俗学研究的深入和民间美术研究的发展，促进了木版年画的挖掘、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出版了多种专著和画册，全国许多地区的博物馆、美术馆和群众艺术馆致力于收集、收藏本地区的木版年画及其刻版，成立了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研究和武强年画博物馆等专业机构，私人收藏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生活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但是，随着商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旅游业的冲击，传统年画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2003年开展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工作的开展，重新使十几个民间传统年画产地仅存的作坊和民间艺人得到重视和保护，年画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也正在进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