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版年画的缘起
MUBAN NIANHUA DE YUANQI

木版年画是中国独有的民间艺术形式，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随着年节风俗的演变而衍生形成的。

年，是一个计时单位。远古时候，先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如月亮的圆缺，植物的生长、成熟，逐渐认识到春、夏、秋、冬四季交替的周期，总结出一套科学的测定和计算时间的方法，从而使人们可以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据《尔雅》载，从周代开始，就以“年”作为计量名词使用。在此之前，尧、舜时称年为“载”，夏代称年为“岁”，商代称年为“祀”。

《说文解字》中“年”字的解释为“谷熟也”，《谷梁传》也说：“五谷皆熟为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显示出中国作为农业国家的特点。“大有年”指的是丰收年，是要庆祝的。一年一度的庆丰收逐渐成为惯例，这也许就是年节习俗的源头吧。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固定的年节习俗是在秦汉年间形成的。

年节风俗在庆丰收、祭祖宗、驱妖魔的习俗化过程中，也出现了年节装饰艺术，先是画鸡于户，画虎于门；而后又出现了神荼、郁垒之类的门神形象。蔡邕的《独断》中就讲道：

“岁竟十二月，从百隶及童儿而时傩，以索宫中驱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人、苇索、儋牙虎、神荼、郁垒以执之。神荼、郁垒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技东北有鬼门，万鬼所出入也，神荼、郁垒二神居其门，主阅领诸鬼，其恶害之鬼，执以苇索，食（喂）虎。故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

郑玄所注的《礼记·丧服大记》记载：“君释荼，礼门神也”。《礼记·月令》又载：“孟秋之月其祀门。”其注称：“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这里提到的“门神”，并没有具体的形象和姓氏，是一个抽象概念的神物。将门神或其他辟邪物的形象画到门上的这类习俗，古代文献中多有记录，近代的考古发现中也有实证。

晋王嘉《拾遗记》曰：

“尧在位七十年，有鸾雏岁岁来集，麒麟游于薮泽，枭鸱逃于绝漠。有祇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捕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

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亦记有：

“正月一日，贴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

由此可见，今天河南开封、河北武强等地年画中的“大吉”（鸡）门画，就是渊源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南朝风俗。近代以来，桃花坞等地仍然有这类题材的年画，其用意也是以辟邪为主的。

《周礼·地官·师氏》记载：“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门，路寝门也。王日视朝于路寝，门外画虎焉，以明猛于守，宜也。”

路寝是周代宫殿中的三寝之一，是周王每日办公理政的重要场所，在其门上画虎，寓意猛虎守卫，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近代福建漳州、泉州年画中也有画虎的，也是取辟邪之意。另外，在闽地方言中，“虎”与“福”是同音的，将虎画贴于门上，寓意“福到门口”，这又是衍生出来的含义了。

汉代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说：

“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有形，故执以食虎。”

东汉应劭《通俗通义》载：

“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有桃树，二人于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亡为人祸害，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御凶也。”

《汉书·景十三王传》中亦有“广川惠王越，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褂挎长剑”。说的是另一种门神画——“成庆”，据颜师古注，是指“古勇士也”。

由勇士守门辟邪，可以说是门神画发端的民俗缘由，此后一直延续下来。河北省望都等地出土的汉墓壁画中，门侧有守门的武士像；山东省博兴县汉墓的墓门上，刻有一对墓门守卒，二人并立，左侧守卒双手当胸，身上刻有“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十个字，右侧守卒持杖伫立，身上刻有“府门之卒”四字，也许是乐安太守生前的役卒；安徽亳县董园二号墓墓门上刻有相向而立的石刻线画武士，竖眉怒目，獠牙外露，容貌凶恶；湖北曾侯乙墓内棺左、右侧板上的户牖旁边，绘有手拿双戈的人形怪物。这些可能又是一种类型的门牖守护之神了。另外，从汉代到唐代的墓葬中，还出现过文官、药叉神、仕女等形象的门画。如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永徽年间刻画的门框上，就有踏莲花、狮子、鬼卒的天王和夜叉残像；西安出土的唐代韦顼石椁上，刻绘有仕女捧果、抱盒等生动的人物石刻线画。隋、唐两代，门画形式增多，这与当时佛教兴盛有很大关系。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经记载：“大门扇画神，舒颜喜含笑，或为药叉像，执仗为防非。画香台户扇，药叉形执花。若于僧大厨，画神擎美食……”由此可见，门神已从守卫防凶发展到“擎美食”的厨门装饰。

唐代还有以钟馗为题材的门神画，《唐逸史》记载：

“明皇因疾昼卧，梦蓝袍鬼从一小鬼，擘而啖之，自称终南山进士，誓除天下虚耗之业，乃诏吴道子如梦图之。批其后曰：灵祇应梦，厥疾全瘳，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靖妖氛。”

根据文献记载，唐中期时皇帝有在新年之际赏赐辅臣历书的习惯，后来赏赐范围扩大到王公贵戚、文臣武将。吴道子画《钟馗图》后，唐明皇将其复制品随历书赏赐给勋臣。由此可知，钟馗辟邪和门神御鬼一样，都是先在宫廷贵族、朝官府第中兴起，后来才逐渐扩散到民间并延续至今。此后，历朝历代的宫廷都保留着在岁末颁赐宰臣《钟馗图》及历日表的制度。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就有记载：“熙宁五年，上令画工摹拓吴道子钟馗画像镌版，除夜，遣内供奉官梁楷，就东西府给赐。”此外，民间也大量刷印“钟馗”，作为除旧迎新、排除鬼魅侵扰的吉祥象征。

唐宋以后，门神的主体形象又逐渐地演变为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据《搜神大全》载：

“门神即唐之秦叔宝、胡敬德二将军也。按传唐太宗不豫，寝门外抛砖开瓦，鬼魅号呼，六院三宫夜无宁刻。太宗惧之，以告群臣。叔宝奏曰：‘臣平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魍魉乎？愿司敬德戎装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无警，太宗嘉之，谓二人守夜无眠，因命画工图二人之像，全装怒发，一如平时，悬于宫掖之左右门，邪祟以息。后世延袭，遂永为门神云。”

当然，秦叔宝、胡敬德的形象不可能完全取代神荼、郁垒。晏殊的《元日》诗中咏道：“屠苏醴酒盈金樽，郁垒神荼卫紫关，三界上真垂介福，绵绵洪算筹南山。”说明神荼、郁垒题材的门神画尚有一定的市场。宋代还出现过另一种类型的门神，袁褧的《枫窗小牍》中记载：“靖康（1126）以前，汴中家户门神多番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南宋画家李嵩在他描绘仕宦人家迎送贺年亲友情形的《岁朝图》中，大门上贴有头戴金盔、身披重甲、手握兵器的武门神；而院内正厅门上，则贴有头戴纱帽、身穿官服、手捧牙笏的文门神。这说明，南宋时期已开始有文相门神出现，门神的题材不再是单一的武门神。

元朝以后，山水、花鸟、竹梅、兰草等形式的绘画盛行，而人物画渐渐趋向衰落。明代兴起的插图版画艺术日益繁荣，促进了民间木刻年画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许多人物画家、画师继承中国人物画的优良传统，创作出民众喜爱的作品，现存的有蒋三松的《南极星辉图》、无名氏的《三星图》《九九消寒之图》《孝行图》等。明清时期，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意识发生转变，对门神的作用有了更高的要求，因而门神画的样式也出现变化，据冯应京的《月令广义》记载，“近画门神为将军朝官诸式，复如爵鹿蝠蟢、宝马瓶鞍诸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由于题材的拓展，出现了童子、美人、文官等形象，成为后世“加官进禄”、“仙女美人”等内室门画的雏形，“门神画”也就自然更名为“门画”了。

清代继承了明代张贴门画的风俗，虽然门画的品种更为丰富，但人们在观念上已不如过去重视，在做法上也只是沿袭习俗罢了。文人们以门神为题写词作曲，并借题发挥以讽刺世情。清初的张劭诗曰：“功名一纸笑空虚，也比凌烟画影初，每到残年催致仕，却逢新历当除书。衣冠滥买光朱户，灵爽难邀式敝庐。腹负将军痴宰相，赫然相对立何如？”对当时社会势利者的行径进行讥讽。史学家赵翼的咏门神组诗，反映了清代门神的样式与来历，并讽刺了趋炎附势的社会现象。诗云：

“剑笏森森谨护呵，东西相向俨谁何！满身锦绣形空好，一纸功名价几多；辟鬼漫同钟进士，序神也让寇阎罗。欲稽故实惭荒陋，或访黄金四目傩。

执戟垂绅将相权，曾传褒鄂壮凌烟。描来花样挥三径，报满瓜期例一年，人欲登龙先仰望，门虽罗雀可他迁。谁家健妇夸持户，劳绩珠难企及肩。

漫唏两脚踏空虚，身已离尘迹自疏，甘守仓琅监锁钥，肯随朱履上堂除。无言似厌人投刺，含笑应羞客曳裙。暮夜金来君墓受，防他冷眼伺门闾。”

中国传统住宅的结构复杂，院落防卫森严，并适应着传统的风水思想，设置了重重门户，一般有大门、二门、房门、后门、便门、边门等。门画随之出现了相应尺寸的样式，在内容上也有了一定的要求。就中国民间一般习惯而言，大门贴武门神，魁武勇猛，守护大门，如秦琼、敬德，神荼、郁垒，赵云、关公等；二门贴文门神，雍容华贵，祥和美满，如天官赐福、招财进宝、状元及第、福禄寿三星等；房门贴麒麟童子、古装美人、五子夺魁、和合二仙、刘海戏蟾、麻姑献寿等，以祈吉祥如意，子孙富贵；后门的门神贴唐代文臣魏征像，画上的魏征“熟绢青巾抹额，锦袍玉带垂腰，兜风氅袖采霜飘，压寨垒（郁垒）、荼（神荼）神貌。脚踏乌靴坐折，手持利刃凶骁。圆睁两眼四边瞧，哪个邪神敢到！”“镇宅神虎”有大有小，大幅的贴在堂屋，小幅则成对贴于房门或橱门上。唐宋时期流行的钟馗像，大多贴在场院门和牲口圈栏门上。总之，门神门画“诸般大小”，依据不同的用途各有贴处。实际上，各地做法又有所不同，如潘宗鼎《金陵岁时记》中记载：

“金陵人家大门之有门神不多，慨见惟后门贴钟馗。内室各门不一。其制，老者用推车进宝、四季平安；少则麒麟送子、五子夺魁、冠带传流等图。单扉则贴一圆形和合，名曰一团和气。亦有摹财神仙官形象者，义取吉祥而已。”

由早期镇宅辟宅的“门神”发展演变为具有吉祥寓意的“门画”，使此类题材的年画成为中国年画中最为重要的品种之一。此后，各种不同类型和题材的年画也由此衍生出来，并在民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贴年画的风俗习惯。长期以来，每逢春节，无论是皇公贵族王府，还是庶民百姓家，几乎家家户户都要贴年画，就连“天下第一家”的山东曲阜的孔圣人家也没有例外。

而今，在中国各地农村中，人们的居住环境有了很大变化，但过年贴年画的习俗依然在大部分地区流传，虽然机器印年画五彩缤纷，可仍然有不少人还是选择了手工刷印的木版年画，也许是习惯所致吧。另外，在旅居国外的华侨中，也保留着在年节张贴年画的习惯，以寄托自己对中华故土的思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