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与上海的解放

张云

上海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英勇斗争，与解放大军里应外合，终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本文主要论述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在黎明前的黑夜中，动员和组织民众，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以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新生，作出了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一、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的成立

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作好更加艰苦和更加残酷的斗争准备，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领导。1947年初，中央决定设立上海分局 ，以实行对刘晓、钱瑛领导的两处秘密组织的统一管理。上海分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即刘少文）四人组成。后改为上海局，仍以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国民党地区，包括长江流域、西南地区及京、津、沪等地的地下工作。

上海局的分工非常明确：

书记刘晓负责上海局的全面工作，对重大斗争，亲自参加领导。例如，1947年5月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时，他多次与刘长胜、张承宗等商量对策，参加市委所属学委的重要会议，加以指导。其间，刘晓还主持在香港举办干部训练班，并组织力量准备接管和解放上海。

副书记刘长胜协助刘晓总管全面工作，他重点领导上海市委的工作，负责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在重大斗争中，亲自参加市委所属工委会议。他还负责秘密电台，负责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掩护机关工作。他曾担任香港分局书记，1948年协助刘晓在香港举办干部训练班。

组织部长钱瑛，负责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工作。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前后，曾负责参与领导上海市委所属学委的工作，培训青年干部，领导学生运动。1948年后，钱瑛在香港协助刘晓、刘长胜举办干部训练班，并联系西南各省的工作。

张明任情报部长兼宣传部长。他原名刘国章，1937年开始用刘少文的名字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以后任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是中共“对敌隐蔽斗争战线的杰出领导者”。按照中央的规定，刘少文系统的工作，除对中央社会部负责外，应受上海局领导，但上海局只管方针，不讨论人事线索等组织问题，与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有个互通信息的联系。

根据张承宗的回忆，刘少文与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是通过交通员进行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联络的：

1947年开始，由刘长胜与刘少文的交通联络员熊志华定期联系；

1947年下半年，由张承宗和熊志华约好口号标志，进行联系；

1948年春，由张承宗派交通员赵茅兴和熊志华联系；

1948年6月，熊志华被捕，在威海卫路福民糖果号的联络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查，店主及伙计也被捕，当时正在楼上的刘少文跳窗走脱，但腿部跌伤。9月初离开上海，张承宗、刘少文之间的联系就此结束。

上海局还设有文化工商统战工作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和台湾工作委员会。前两个委员会的工作，前期由张执一负责；1947年下半年起，文化工商统战工作方面由张登（即沙文汉）协助，张执一1948年去香港后，逐渐由张登负责，而台湾工作委员会则由蔡乾（即蔡前）任书记，钱柏生任副书记。

在上海局调整之后，中共中央鉴于上海工作的重要性和各种斗争的艰巨复杂性，于1947年9月领导成立了中共上海市委。由刘晓召开会议，在卡德路（今石门二路）的一家药厂宣布成立。

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张承宗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张承宗、马纯古、张本为常委。上海市委下设：

工委：由张祺、马纯古负责；

职委：由陆志仁、梅洛负责；

学委：由张本、吴学谦负责；

教委：由马飞海负责（前期曾由钱伯荪负责）；

警委：由邵健、刘峰负责；

妇委：由汪敏负责；

科技党委：由雷树萱负责；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总党组：由张本任书记，唐守愚任副书记。

上海市委成立后不久，在刘晓主持下，即在南市老西门附近的一幢里弄房子内举办学习班，张承宗、张祺、陆志仁、张本等参加。刘晓作国内形势和上海党组织任务的报告，刘长胜作职工运动的报告，钱瑛作党的组织工作和气节教育的报告，还就如何应对敌人问题作了专门介绍。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成员进一步认清了形势任务，提高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水平。

上海解放前夕，经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研究决定，上海市委所属又按地区成立了沪东、沪西、新成、沪南、沪北、沪中、徐龙、郊区、浦东九个区委，改变了原来按界别和产业划分的党委。其中沪东、沪西、浦东以工人为重点；沪北、新成以学生为重点；沪中以职业界为重点；沪南、徐龙以教师为重点，并结合交大、“法电”等重点单位。警委也按地区派出委员分别参加有关区委，但他们不出席会议，由联系各该区委的市委委员分别单线联系，“警委”本身仍保持原来的组织系统。同时，市委又成立准备接管的部门，将市政机关、六大公用事业、交通、官僚资本企业、银行等系统的党的组织，交给吴雪之、项克方等领导，准备接管，坚持生产和工作。

坐落于静安寺北侧、愚园路81号的一幢沿街的欧式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洋房，就成了上海市委和上海局的秘密机关。1946年至1949年，刘长胜以“荣泰烟号”老板的名义住在一楼，张承宗则住在二楼。与此同时，又设立了荣泰烟号、丰记米号及公啡咖啡馆等处秘密联络点。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和严酷。1948年8月，担任中共中央秘密通报工作的李白电台遭到破坏，李白被捕。翌年，3月上海局和上海市委控制的秦鸿钧电台被国民党特务使用仪器测定，秦鸿钧被捕，张承宗胞弟、电台负责人张困斋旋即被捕。李、张、秦三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和折磨，张困斋的两腿被老虎凳折断，肺部被辣椒水灌得咳血不止，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差18天，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枪杀于浦东戚家庙。据统计，为上海解放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及革命群众，共达100人之多，他们将自己的热血洒在了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他们的精神也早已流淌在上海城市文明的血脉之中。

二、发动“护城之战”

为了迎接解放，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组织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被称为“护城之战”的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的战斗，这是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战役的另一个没有硝烟但仍然充满着血腥味的战场。

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早已在质量上占有优势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在数量上逐渐超越了对手，在高奏三大战役决战胜利的凯歌声中，开始实施“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举措。在地下党领导下，上海人民经过了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现在又将负起里应外合、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光荣任务。

里应外合，既是一个方针问题，也是一个策略原则。抗战胜利后，上海地下党组织曾经秘密组建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夺取上海城市，但由于形势突变，他们改变了斗争策略，继续潜伏下来，与敌人周旋。然而时过境迁，到这个时候，又应该怎样实行里应外合呢？这是摆在张承宗及其上海局、上海市委面前一个非常突出而又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194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党内文件，明确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多是不许可的，都是使少数先锋队脱离群众，遭受严重摧毁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1948年12月沈阳解放后，中共中央又指示：各待解放城市的党组织，全力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保护工厂、学校和市政设施，协助入城部队做好接管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针对上海、南京一般形势的特点及当前的基本方针，上海局指出，人民解放军在大江南北两岸歼灭敌人主力的胜利战斗不会远了，京（南京）沪解放前途是肯定的了。可是，此时我们党的主观力量不够，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为此，决定当前基本方针应是积极地广泛地发展力量，巩固与扩大核心，加强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依靠基本群众，团结大多数人民，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奋斗。

于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立即组织市委一班人，在学习理解上级指示的基础上，一方面向党内作了“集中力量争取第三年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发挥第二战线的作用”的动员，另一方面作了具体的部署：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要求各个部门的党组织把群众组织从分散的逐渐过渡到部分的按行业的集中，从无形的逐渐过渡到有形的联合。如组成学联、工协、职协、教协、文协、技协等，并扩大积极分子组织。此外，从1946年以来在历次群众斗争中涌现了大量的积极分子，经过教育和锻炼，很多人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因此，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也要抓紧进行。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决定撤退2 000名干部，其中有职工1 000人（内有货业职工近百人），学生1 000人，大部分都是党员。撤退的干部，一部分是因为有所暴露，敌人已经注意，处境危险的。另一部分是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要求，为老区建设和接管新解放城市的需要而输送的科技、工程、医护等干部。也有一部分是为了培养和训练而送到解放区受训的。对于撤退干部的组织关系，都由地下市委用密码信件寄予交通总站负责人田辛，由田转给解放区。还有一部分由上海用密电发给中央转给有关解放区。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要求所有基层支部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为上海解放后的接收、管理作好准备。每一单位、每个党员与干部，都确定具体调查任务，并指定专人综合整理。内容包括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的设备、资财、单位内的政治情况，国民党员、特务的名单等政治、经济、组织各方面的情况。一式几份，一份留支部，准备一解放就交给解放军；一份逐级上交，由地下市委汇集送交解放区。解放军渡江以后，这些调查资料都送到了丹阳，交给华东局编印成册，供接管时参考。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快速胜利推进，不甘心失败的敌人仍然作垂死的挣扎，他们不仅千方百计侦查和破坏中共的组织和机关，逮捕和屠杀群众领袖和革命人士，还处心积虑地准备在败退前实施大规模的破坏和搬迁计划。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当时提出的中心任务，即“应有统一的、可以担当维持地方治安的纠察队，以便更好地完成配合解放军解放和接管上海的任务”，决定恢复抗战胜利初期建立起来的、在人民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组织和活动，使之继续进行秘密的和半公开的工作。同时，将工协、职协、学联、教联、文协等群众团体都划给人民团体联合会领导，并在团体里成立党组，由市委直接领导。把群众团体的公开、半公开工作与地下党秘密的组织系统分离开来。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把工作的重点进一步转移到“护城之战”，决定在联合会之下，在普遍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等的基础上，建立半武装性质的地下军——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了长江天险，胜利地踏上了江南大地。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一面下令死守上海，另一面部署撤退重要物资财产，准备实施破坏上海的罪恶计划。

人民解放军自5月12日起开始包围上海，上海人民与国民党统治者的斗争，更加激烈地进行。在中共上海局及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一场以“反破坏”“反搬迁”“反屠杀”为口号，全市性的“护厂”“护校”“护店”“护机关”的“护城之战”全方位地开展起来，并且进入了最后的决战关头。对于这场斗争，几十年之后张承宗还多次提及，常常是如数家珍：

国民党派遣江南造船厂驻军，企图搬迁设备并破坏该厂，遭到工人的阻止。工人将100多台电焊机分散收藏。国民党军队强迫工人在用于破坏机器的炸药旁，埋上12桶汽油，工人即以清水代汽油。敌人进行突击破坏时，总方棚间、氧气车间等重要设备和厂房均保护无损。最关键的3座船坞，工人全部放满了水，未受破坏。2.6万多张设计图纸全部转移到厂外妥善保存。该厂人民保安队1 000余人埋伏在工厂四周，解放军进入市区，人民保安队迅速入厂护厂和检修。

中纺十二厂护厂队达1 000余人，其中女工占半数，进行反对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国防部强运该厂物资的斗争。中纺第一、第十、第十二、第十七等棉纺织厂，第一印染厂、大隆机器厂、中农机械厂等厂职工，均勇敢地反对国民党搬运布匹、机器到台湾和广州去。工人提出：“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护工厂就是保住饭碗”等口号，反对国民党的搬迁和破坏。

上海电信局职工护局护台，迎接解放。敌军要用炸药炸毁南翔收信站，老工人故意把电门弄坏，说机器坏了不能用，从而保护了机器。敌人要抢汽车，工人拆掉气针，放掉了气，使汽车不能开行。海岸电台的值班员，收到敌军舰所发通告，强迫所有船只撤往台湾，要该台广播这个通告，电台坚决加以拒绝。

电话局自动机间，除闸北分局被运走部分物资外，其他8个分局都完成了护局的任务，法商电车公司职工组织了700多人的护厂队。电力、电话、电车、公告汽车、煤气、自来水六大公共事业的职工，组织了人民保安队，使机器设备完整无损。

海关的职工组织了纠察队、人民保安队，其中一部分由武装的关警组成，开展护关斗争。临解放前，黄浦江上有大型海关巡逻舰3艘，小艇三四十艘，敌军指令海关将这些船只驶走，遭到拒绝。海关的党员率领部分纠察队员，将海关的武器（10挺机枪、各种短枪和子弹63箱）秘密地藏在海关地下仓库，为海关充实装备。

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的职工也进行了护厂斗争，并争取该会的委员长孙越琦和副委员长吴兆洪，抵制国民党限令拆迁、转移装备，发动技术人员保护档案、设备和财产，协助解放军接管和恢复生产。

杨树浦发电厂驻有交通警察大队，工人纠察队对他们进行工作，使交警大队全部放下武器，完成保护工厂，保证不断电的任务。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二局的职工，保护账册、库房、财产，阻止国民党将金银财物南运，争取上层经理留沪。

沪中区商店职工，百货业、绸布业、酒菜业也都按地区、按街道，组织人民保安队，于5月24日晚起，日夜巡逻，保护商店，维护社会秩序。

大中学生也按地区参加人民保安队和人民宣传队，宣传队总部由学生方面负责。交通大学等都相继组织了应变委员会，保护学校，参加者包括校长、教授、职工和学生。同济大学还保护了仪器设备，免于被破坏和搬迁。

外县工委和郊区党委组织和领导了郊区的人民自卫队、保安队、地方协会，反对国民党抽壮丁，保护地方，保护农民利益，配合解放军在市区外围作战。郊区党组织派四五百位同志，携带地图及情况资料，从大场、七宝、吴淞、嘉定分南、北、东各路迎接解放军，为解放军作向导。

这一幕幕历史场景，勾勒出了“护城之战”的主要“作战”情节。

三、建立人民保安队

在上海解放的历史舞台上，“护城之战”无愧为精彩的一幕。因此，作为“护城之战”的主力——人民保安队，则又是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组织领导和直接指挥的最佳运作中的一大杰作。

人民保安队的建立，是形势使然。1949年3月，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以工人协会的名义，发出了《工协纠察队总部通知》，要求在各工厂建立工人纠察队，并确定了工人纠察队的七项任务，准备将全市工人纠察队统一组织起来。

又过了一个月，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发动前夕，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在恢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保安队，赋予其基本任务：保护工厂、学校、机关、仓库以及公共场所不被敌人破坏；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人民解放军作向导；协助人民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监视战争罪犯；瓦解敌军，收缴敌人武器。为保证行动的顺利进行，市委还决定成立由沈涵、孙友余、刘峰3人组成的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沈涵为总指挥。人民保安队以工厂、企业、学校、地区为单位，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区委划分组建了沪东、沪南、沪西、沪北、沪中和浦东6个区队，区队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下设小队，每小队10至20人，每中队4个小队，每大队4个中队，全部队员共有6万余人。

在人民保安队建立过程中，市委书记张承宗分析了一些基层单位的人民保安队是秘密地、分散地组织起来的，队员相互间并不熟悉，他们对于完成任务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及应当遵守的纪律，不很清楚，这样势必造成不必要的误会，甚至还会产生某些不良的后果，一再强调必须及时加强对人民保安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教育。

据此，人民保安队总部迅即拟订了《人民保安队队员须知》，规定了人民保安队的任务、组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行动纲要、看管须知等行动准则。其中特别强调服从命令听指挥；对敌方财产和公共财物只负责看管，不准私自拿用，等待解放军前来接管；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后，不准随便玩弄武器，等等。上述内容，于1949年5月1日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总部安民告示的形式发布。

在制定《人民保安队队员须知》的同时，人民保安队总部还考虑到上海解放过程中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军行动时应佩带的肩章标志。对于如何制作的问题，时任总指挥的沈涵有过一段回忆：

如果由各基层单位或地区分头制作，可能形式多样，鱼龙混杂，真伪难辨，易为敌特、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分子等趁机利用进行捣乱和破坏。而且敌特已预作潜伏布置，妄图进行破坏。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由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统一印刷肩章符号当然最为妥当。但当时还处在敌人统治的情况下，印刷6万人的肩章符号绝非易事；印刷后分头送达各区和基层，也属一大难题。我们为此向承宗同志请示。经研究讨论后，承宗同志根据当时情况，权衡利弊得失，果断地决定由总指挥部统一印制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救护队、宣传队布质白底红字的三种肩章。印就后党组织分送到各地区后再分发到基层备用。同时还通过党的秘密电台电告二野、三野各部队关于上海人民保安队的肩章式样，以便进城时识别。

5月24日，张承宗通过政治交通员向沪东区的张祺、陈公琪，沪西区的张本、夏明芳，沪中区的梅洛、周炳坤，沪北区的吴学谦，沪南区的马飞海，警委的邵健、刘峰作了战斗部署。

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张承宗“果断地决定”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和必要的，否则就难以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从5月24日夜、25日晨人民解放军进入苏州河以南市区至27日上海全部解放的3天中，仅被人民保安队收缴到的各类伪造的肩章、符号就有40多种。例如，国民党特务头子陆京士的亲信、工福会特派员吴英于27日在沪东地区带领特务，戴着伪造的“新四军东南地区特派员”的肩章，在提篮桥一带活动，张贴“告示”，企图劫收工厂，被保安队发现后缴械并报请上级批准予以逮捕。又如，看守造币厂的国民党军队，改换便装，以“新四军淞沪游击支队”的名义，劫走该厂已经制造好的大批银元和尚未制造好的银元坯子。当发现这一情况后，临近该厂的大隆机器厂和其他厂的人民保安队立即出动，将他们截住、缴械，追回了被他们劫去的大批银元和坯子，保卫了工厂，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顺利接管。

5月25日凌晨，在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部署下，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设立在外滩江海关大楼（现外滩中山东一路13号上海海关大楼），在411、412、413号房间公开办公 ，协助人民解放军开展的各项工作，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

他们在中正西路（今延安西路）2129号接管了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向全市播送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市区的消息，宣传解放军约法八章，号召国民党官兵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

他们同各区指挥部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向沪东、沪西尚在国民党军队控制的两区，传达张承宗的指示：切实加强护厂工作，必须确保电力、自来水、煤气、电话的正常供应，并随时汇报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和护厂情况。对于已经解放的地区，要求人民保安队配合解放军搜索残敌和分散逃窜的散兵游勇。在秩序已恢复正常的地段，迅速恢复行驶公共车辆。

他们布置上海“警委”负责同志，通知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责令其戴罪立功，要对监狱中在押的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负全部责任，听从指挥，等待解放军前来接管。

解放军进抵苏州河以南地区后，盘踞在苏州河以北的敌军，利用从外白渡桥至西藏路桥一带的仓库和高楼大厦作据点，企图负隅顽抗，解放军投鼠忌器，不准使用重武器。可是，不解决这些制高点，解放军就难以向河北推进。25日深夜，张承宗与总指挥部成员商讨后决定采取以下三个步骤：

（一）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保安队的名义，分别打电话给这些据点的国民党军指挥官，晓以利害，责令他们迅速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

（二）在国民党军据点附近地区的人民保安队，设法安装扩音器，宣传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向他们喊话劝降；

（三）如国民党军拒绝投降，则设法切断其电源、自来水及其电话线路，使其无法据守。

总指挥部下令通知各该地区指挥部执行。

26日，盘踞在四川路桥邮电大楼的国民党军，在该局人民保安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后，即缴械投降，并在沿街窗口扯出了白旗。在河滨大楼内的国民党军也跟着扯起了白旗投降。至27日晨，苏州河沿岸的国民党军各据点已纷纷停止抵抗，缴械投降。下午，人民解放军迅速解放了沪东和沪北地区。杨树浦一带工厂内的国民党军也陆续被厂里的人民保安队缴械，肃清了残敌，上海完整地得到了解放。

5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将人民保安队改名为上海工人纠察队，由即将成立的上海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纠察部领导。上海人民保安队顺利地完成了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在解放上海的历史舞台上演了极为精彩的一幕。

四、开展调查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

在迎接解放和准备接管上海的斗争中，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把全党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的宣传政策结合起来，张承宗把这种结合称为“我党优良传统的充分发挥”。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上海局在关于接管工作中指出：“这里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就是要具体地进行调查研究，为将来接收与管理准备好材料及初步意见。为着有效地进行这一工作，应该把调查工作由少数专人负责的习惯，转变成为全党和群众团体的一种经常工作，渗透到日常工作中去。各级党委、支部、群众团体、公开出版物的党组织，都设调研室，搜集和研究资料定期向上级报告。”

4月8日，上海局再一次强调：把工作中心从调查转到具体组织部署上，集中资料，统一干部，提出关于接管的初步意见。接管准备工作是否充分，确是大军入城的重要前提，而认真周密的调查，则是接管工作的重要保障。

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为落实上海局的指示精神，具体地规定了各个系统、各条战线地下组织开展调查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国民党集团的党、政、军、警、宪、特机关和团体的基本情况，负责人的名单、简历、表现、住址、电话等；官僚资本工厂、企业、商店、大楼、仓库物资、保管地点、生产设备、账册财物等。接管系统以产业为主，国家机关、市政机关、公用事业（电力、电车、煤气、自来水、电话、公交）、铁路、码头、航运、邮电、海关、银行、保险、中纺公司等，各单位坚决执行，在调查中不仅按图索骥，还根据各自特点进行必要的增减，收集了大量有关资料：

纺织系统收集了官僚资本最大的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全部资料，有《纺建要员》《纺织建设月刊》，汇集了中纺所属上海各厂中有关设备、人事、资财等情况。有些工厂的资料更为细致，包括各厂从敌伪到国民党时期的变化；组织与人事，从厂长到技术人员全部名单，设备及其完整情况；生产情况，品种、数量、原材料、开工班次；工会组织、现监事名单、政治情况等。有的还详细收集了工厂及附近驻有国民党军警的人数、驻地、番号、武器配备、碉堡、位置、地图等。

铁路方面，从1948年下半年起，即开始通过上层职员收集人事名单。电力方面，将其主变电站、重要配电站和主要输电地缆走向，以及需要保护的机器、设备，需要重点看守或关闭的进出口和通道，全部标在图上，绘成全厂总平面图，并据此制订周密的护厂方案，把调研工作和护厂斗争结合起来。

银行方面，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等银行的资产，金银有价证券，保管清单，外汇账册、档案等资料作了系统收集整理。保险方面，收集官僚资本保险公司人事、财务、业务资料；利用保险业务承担的地段卡片，卡上记载企业名称，清理仓库堆栈、房屋建筑、里弄门牌、财产物资等。同时因保险公司承包水火险业务，遂收集到一本市区街道地段详图，表明了房屋层次、建筑构造、大小马路、街道里弄等，比较详尽，又把军事和财产的数字标记在上面。

特别是军事调查方面，对国民党的守备兵力，特别是沿江沿海和上海周围的守备兵力、布防、工事结构、国民党军逃跑计划等，作了详尽调查。并收集到芜湖荻港一线兵力配备情况、炮兵阵地图、长江布防图、上海防卫布防图、上海守敌防暴要图、上海测绘地图、美航测绘上海地图等多幅。 郊区各党委，动员了500多名党员及积极分子，把敌军番号、布防、工事、碉堡、火力点、道路、桥梁、河道等情况，分工分片负责，深入现场，调查清楚，又组织了5 000人的自卫队，把调查与保护地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结合起来。

这些调查材料通过各系统党委，汇集上交到地下市委，由市委统一保存，另送一份到解放区，由华东局有关部门编入《上海概况》《上海调查材料》，给上海市军管会各接管部门备用，在解放和接管上海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提倡大力宣传党的政策，使“大军未到，政策先行”，充分发挥了稳定人心、稳定大局、鼓舞人民斗志的宣传效应。

1949年2月10日，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颁布了《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指示共有10条，其要大体如下：

第一，为了广泛动员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程度，争取中间阶层，打击敌人政治阴谋，瓦解敌人组织，在解放前或解放过程中，必须通过很多很复杂的政治斗争，才能彻底解放上海。因此，宣传工作在今后斗争中更为重要，应纠正一切脱离政治宣传的单纯组织活动和经济斗争，一切工作必须联系宣传教育。

第二，目前宣传的内容，包括：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宣传真和平必须实现和平八条；展开反破坏、反暴行应变自卫的宣传；宣传上海的解放就是人民大翻身；加强策反劝降和反帝反美宣传等。

第三，当前宣传工作还做得非常不够，主要原因是许多同志对群众新的斗争情绪估计不足，对解放运动就是人民大翻身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并缺乏对工作应有的信心、勇气和责任感。

第四，各委各协需建立独立的宣传刊物、宣传机构，配合有力的干部，筹集一定的宣传经费。

第五，普遍发动群众收听解放区广播，扩大对其宣传。

第六，建立各产业、各学校、各地区、各团体的宣传据点，培养大批宣传干部，为将来大规模宣传工作作组织上的准备。

第七，宣传方法（24个字）：人民立场，正面提出，大胆放手，单刀直入，说服鼓动，兼施并用。

第八，准备并研究紧急时期的宣传方式方法与工具，包括发行报纸、电台广播、幻灯宣传等。

第九，各委各协应起草各该部门群众的基本斗争口号。

第十，上述宣传工作必须立即讨论并布置。

接着，中共上海局又于4月8日的指示中，再次提出要宣传党的政策，扩大中共党、政、军影响及威望，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接管上海。

各级党委迅速行动，根据不同单位，不同对象，有针对地结合各对象的切身利益和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党的政策的宣传工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的，用打听消息，秘密传播的办法，一传十，十传百。各群众团体，各行各业，各学校，利用报刊或小报等形式，刊载宣传报道，或秘密散发延安广播的社论、消息、文章等，其中有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朱德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等。张承宗把这种宣传工作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在工厂、学校、机关的基本群众中，进行形势及任务的教育，宣传“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区的风光，把政策宣传同护厂护校斗争结合起来。第二，争取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教育界、科技界、文化界及民主人士，开展最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第三，向国民党机关及军政人员，主要宣传党的政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奖；特别是1949年4月5日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在国民党内，威慑力极强，镇服了敌人，稳定了人心，是历史性的、政策性的文件。同时号召全市人民护厂护产维持秩序。至此，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全线崩溃，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一败涂地，心理上趋于瓦解。

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工作，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在解放大军和地下党里应外合的密切配合下，上海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张承宗和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为把大上海顺利完整地交给人民确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