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野战军在上海解放前后
1947年1月,中央军委下令,以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及其后成立的华中野战军、山东八路军一部及其后成立的山东野战军为基础组建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历经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所向披靡。1949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总数58万余人。第三野战军组成后,主力于1949年3月中旬奉命进行渡江作战。4月1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签署《第三野战军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的命令》。
4月中旬,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中央军委随即下令第三野战军准备解放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
一、剑指大上海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突破。4月23日,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军委于4月底5月初向总前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发出指示,要求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既要歼灭守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中央要求,在军事部署上,“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
总前委为贯彻《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三野战军所属8个军及特种兵纵队近30万兵力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一带休整,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陈毅、粟裕依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计划兵分两路,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围攻市区。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抽调5 000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拟制了接管上海的计划和警备措施,开始筹集粮食和煤炭。计划准备粮食一亿两千万斤,食油七百万斤,煤炭十二万吨。
按原定计划,军委批准南京解放一星期后就解放并接管上海,第三野战军沿着太湖南北走廊向上海进发。党中央、中央军委考虑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十分仓促,命令第三野战军“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三野数十万大军在苏州停止脚步,粟裕率三野指挥机关于5月8日夜自常州东移苏州。
陈毅认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不要过于迫近上海”的命令非常及时,因为三野解放南京时曾经遇到许多涉及城市纪律,特别是外事纪律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对解放军的形象将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我军顺利接管城市。南京解放后,4月25日清晨,第三十五军一零一师三零七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人为部队安排宿营,误入西康路美国驻华大使馆,与刚起床的司徒雷登大使发生口角。谢宝云没有学习过军委颁布的外事纪律,竟然称“(使馆)房子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人民的”。4月27日凌晨4时,中央就三十五军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致总前委电报写道:“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引出大乱子。”
陈毅接获中央电报后,亲自检查部队违反外事纪律的情况。经过调查研究,陈毅认为解放南京后一个星期之后攻占上海,军事方面没有问题,但是接管城市的工作非常繁杂,如果发生失误,“可能引出大乱子”。陈毅向中央建议解放上海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为好,中央接受了陈毅的建议。
第三野战军成立了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4月30日下午在常州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组织六个部及各部门人选。
5月4日,在武进召开第二次会议,重点是解决制定接管政策纪律问题。
指挥机关东移苏州后,即于5月15日在苏州木渎举行第三次会议,对接管上海有关事宜作了具体部署:建立报告制度;规定通信联络、经费支出和车辆、油料筹措办法;统筹被接管军事系统之人、财、物的安置和安排;对接管人员的生活起居、车辆乘坐、家属来队、因公招待等事宜作出具体规定,特别强调对每个接管人员进行个人财物登记,定期核查。
二、陈毅战前讲纪律
陈毅在上海战役打响之前,下令在江苏丹阳集中10万大军进行解放上海前的整训,学习总前委制定的《入城守则》。许多干部对《入城守则》中的两条想不通: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对不入民宅,有的干部问:“遇到下雨,有伤病员怎么办?”陈毅斩钉截铁地说,入城部队一律不准进入民宅,即使生病的战士也不行。“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入,天王老子也要执行!”
部队在丹阳集训期间,陈毅在讲话中尖锐地批评部队在丹阳违反纪律的事情。他说:“8日,我在街上散步,光明戏院演戏,有穿黄军服的一堆人硬要进去,老百姓有票进去不了。领头要进去的,说不定就是我们的直属部队。后来由我亲自出马干涉才退去。”
陈毅还说:“在两淮有的拦坐汽车,结果出了伤害事件。”陈毅针对此事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面礼。入城纪律搞不好,入城政策要走弯路。”
“我们进入上海,可能仍如在前线打胜仗,也可能在上海打大败仗。我们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领导上不意识到这点是要犯错误的。进南京、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在南京、上海搞一件坏事,全世界都知道。”
他还说:“我们野战军的‘野’,在城市不能‘野’的。”
陈毅提出,解放军入城时要尽量做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和经过专门训练的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入城以后一定要注意外交问题。“入城纪律之最好保障,是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陈毅提醒大家,部队进城要“讲卫生,在街上不吃东西,头发、胡子、衣服等都要弄清爽。时代化的大城市都是要讲卫生的”。
粟裕5月6日在第三野战军前委会上针对解放南京后搜查外侨住宅的问题强调“中央一再要我们保证进上海不再出乱子”,“在初进城尚未找到公共房子时,要露营”。
第三野战军经过集训,部队的纪律意识大大提高。
三、国民党固守上海
1949年4月末5月初,蒋介石在复兴岛召集团以上军官会议,断言三个月内将爆发世界大战,要求上海驻军坚持防守上海六个月。蒋介石说:“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
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时人口为600万,其中有七万外国侨民、外交官、商人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上海部署了六个军共二十个师,后来增加到八个军二十五个师计25万人。除陆军外,另配属空军四个大队,有飞机一百多架,逐日巡航,昼夜不停。重点防御为吴淞口,海军第一舰队与吴淞要塞炮兵配合,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畅通。炮兵有大小口径炮约五百门,每炮配弹三百发。
对于上海的防御,李宗仁信心满满。1949年初,李宗仁为上海守军打气说:“守上海与抗日战争比较,优势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到1年是不成问题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八十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谢晋元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对他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都像谢晋元。”
汤恩伯防守上海,除海空军优势外,还有两个优势:一是长期修筑的四千余座钢筋混凝土工事。钢筋混凝土工事构工期间,规定阵地前3华里(后定为5华里)以内,庄稼铲光,坟墓夷平,房屋拆光;二是利用上海市区高大坚固的建筑作为市区核心阵地,当时选定的建筑有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戏院、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的百老汇、北站大楼、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等32处,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汤恩伯命令守军以水泥地堡为核心,在海军舰炮和空军飞机的支援下,形成立体防御。汤恩伯还计划炸毁奉贤柘林海堤,水淹浦东。他命令运黄色炸药一车到奉贤,原计划5月18日海潮来到时实施爆炸,后因解放军14日已经解放奉贤,计划落空。
蒋介石亲自部署、汤恩伯亲自督阵的25万守军、遍布上海市区内外的三千多个美式碉堡、四千多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三十多座坚固的上海高楼、一万多个野战工事、两万多颗地雷,
汤恩伯吹嘘这样的阵地是铜墙铁壁,“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
四、解放军进攻上海
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的上海战役总方针是,既要歼灭国民党守军,又要保全市区免遭破坏,陈毅曾幽默地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
为此,三野前委拟定了从黄浦江两岸钳击吴淞口,封锁海上退路,迫使守军投降、起义或诱歼其主力于市郊的作战方案。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
国民党军队25万人,部署在城郊20万人,部署在市区5万人。第二十八军攻击刘行镇的国际电台,遭敌子母地堡群阻击,攻击部队在开阔地带遭到严重杀伤,好不容易攻到近处,却突遇地堡前的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攻击部队伤亡殆尽。部队反复冲击,至夜深才拿下四个地堡群。天亮以后,国民党军以猛烈炮火打击,进占地堡群的解放军伤亡惨重。国民党军借助海军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以坦克、装甲车开道,不断向解放军发起反击。第二十八军从两翼迂回刘行,依然被猛烈火网所阻,伤亡严重却进展甚微。
5月14日,第二十九军攻击月浦,战斗异常激烈。月浦攻坚战进行到第二天,团级干部牺牲了两名。
5月14日到17日,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攻击受挫,我方伤亡达8 000余人。汤恩伯陆续从市区抽调三个军增援吴淞、高桥地区,市内兵力空虚。18日,粟裕、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总前委请示准备向市区发起攻击。5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军委就上海总攻时间连续电示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是否可以于辰有(5月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张震接到中央军委批准“即可总攻上海”的命令后,立即组织参谋人员拟制攻击命令。21日12时,以陈、粟、谭、张四位野战军首长名义在苏州发出总攻命令,具体分为三步:
第一步:全歼浦东守军。
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之包围。
第三步:聚歼溃缩在苏州河以北、江湾地区之守军。
23日上午,粟、张获悉汤恩伯已登舰外逃,躲在吴淞口外指挥撤退,苏州河以南仅剩七支交警部队,便当机立断命令当晚发起总攻。总攻上海市区的有四个军: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粟裕决心先取浦东,然后瓮中捉鳖。中共新泾分区委派党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上海市区作向导。
23日,解放军特种兵纵队以远射程火炮对高桥东北海面的国民党军舰炮击,击中七艘,其余逃走,封锁了高桥以东海面,将国民党守军主力压缩在吴淞口两侧地区。全天激战中,第二十军冲进浦东市区,第二十三军攻克龙华,第二十六军占领沈家桥,第二十七军攻至苏州河南,各部进展顺利。25日,苏州河以南市区及浦东高桥地区已全部解放。当日凌晨,永安公司职工在楼顶升起了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上海电台,建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下午,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与第二十七军接洽投降。次日,刘昌义率殿后部队四万余人集中在江湾、大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
上海战役的最后高潮出现在苏州河。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用密集火力封锁河面。聂凤智指挥第二十七军展开攻击,一波波部队冲上去,又一波波倒在对岸射来的火网前,苏州河南岸布满了攻击部队战士的尸体。
为了不破坏上海市区,三野司令部命令部队不能使用重炮,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第二十七军在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三军一部配合下,终于全歼苏州河北的国民党第三十七军残部及交警总队。
27日,市区守军全部肃清,上海战役胜利结束。5月26日夜,粟裕率指挥机关离开苏州,经南翔于27日晨抵达上海市区。5月2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播。随后,第二十五军向崇明岛发起攻击,歼守军一部,解放全岛。至此,上海战役胜利结束。
解放上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3.17万人,其中牺牲连以上干部四百余人。上海地区守敌,除汤恩伯及从海上逃脱的5万人外,国民党军队伤亡15.3万余人。在16天的激战中,解放军缴获各种火炮1 370门、枪支8万余支、坦克及装甲车119辆、汽车1 161辆、舰艇11艘以及大量其他各种物资。
5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市总工会代表以及各界人士在长阳路147号的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举行隆重热烈的“欢迎受难同志出狱”的仪式。
5月30日,中共中央在祝贺上海解放的电报中说:“上海各界人民积极与我军合作,使蒋匪破坏计划大部失败,全市秩序迅速恢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上海前线人民解放军、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和上海全市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的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五、上海地下党迎接解放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新四军向上海挺进,上海地下党准备发动“内应”起义,党中央正式公布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刘长胜的公开身份是“烟纸店老板”。1947年9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张承宗任书记,直接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直至上海解放。
上海地下党为上海解放立下巨大功劳。
1949年1月,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人民解放军渡江在即,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上海市委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张承宗部署各党委,开展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和护厂护校斗争,秘密组织了6万人的上海人民保安队和4万人的宣传队。
5月3日,中共华东局电报同意刘长胜等策动以颜惠庆等为首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同意考虑吸收杨虎、杜月笙、徐朗西等出面参加上海地方维持。电报指示:在敌军撤退时,应组织动员全部力量,有组织地分区保护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各种重要物资、档案,不受抢劫破坏。警察应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照旧维持秩序。
5月12日,人民解放军包围上海。张承宗让上海市委通知全党9 000余名党员、10万余保安队和宣传队员连夜出动,配合迎接解放军。人民保安队遍布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上海解放时,绝大部分工厂机器照常运转,学校继续上课,商店开门营业,水电煤气电话没有中断,市政交通正常,甚至警察照常维持秩序,称得上战争史上的奇迹,上海地下党功不可没。
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人紧紧握着刘长胜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我们在外面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的确是太辛苦了!”
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策反委员会,在第二十七军的配合下,先后瓦解了交警第十八总队、警备大队机动车队、策动了敌伞兵团在海上起义,与有关部门策动敌海军“重庆号”等二十余艘舰艇起义、空军部队二十多架飞机起义。
六、当了5天上海市长的赵祖康
在上海历史上,有一名只当了5天的上海市市长,他就是上海解放前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
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军队从苏州河以北撤退。凌晨1点,工务局局长赵祖康接到国民政府上海市长陈良让社会局长陈宝泰打来的电话,说是要见他。赵祖康见到上海市市长陈良后,陈良对赵祖康说,行政院长何应钦给他来电,说南京撤退的时候非常混乱,社会治安也很不好,在国际上影响很坏,所以上海撤退的时候,要把秩序维护好。陈良告诉赵祖康,说自己马上要离开上海,要找一个人维持上海局面。陈良要求赵祖康做两件事:一是持何应钦手令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二是共产党入沪后办理市政府的交接事项。
身为上海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虽然一再推辞,但在陈良咄咄逼人目光的注视下不得不勉强答应。
赵祖康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早有联系,在王月英的指导下,赵祖康参与营救进步学生,为解放上海提供了市政设施情报。赵祖康决定,一定要把上海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5月24日凌晨3点,赵祖康第一次以代理市长身份打了一个办公电话:“我是代理市长赵祖康,请把武器弹药都锁起来,维护好社会秩序。”24日上午,陈良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正式宣布赵祖康担任上海市市长。24日深夜,解放军发起进攻。赵祖康命令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插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他命令警察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强调警察只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职责。
5月25日,赵祖康检查了市政府大门口的枪支,布置了抢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事宜。下午,赵祖康在知名人士李思浩的寓所拜见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双方达成有关移交资料、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保管档案、恢复交通、银行复业、补发工资等多项共识。5月26日上午,赵祖康在社会局大楼主持最后一次处局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向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移交的决定。中午,赵祖康与解放军军事联络员会晤,参与处理劝说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的工作。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谈话,26日下午4点,四川路邮电大厦内的二百多名国民党官兵缴械。接着,赵祖康协助解放军说服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
从5月24日开始到5月28日,赵祖康忙得连睡觉和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上海解放那几天,上海水、电、煤供应正常;电话没有中断;地痞流氓恶棍没有出来打砸抢。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3时,赵祖康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大楼那间80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
七、解放军守纪律
解放军5月25日夜攻入上海市城区,27日解放全上海,十万大军不进民居,露宿街头,这一极为平常的举动竟然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上海市民见状说:“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
不仅国内广大人民对解放军刮目相看,连海外各国对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也交口称赞。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对解放军睡南京路的照片评价说:“我认为这是红色中国的第一张‘上海公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看到睡马路照片后,感慨地说,我这才明白了你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年轻的民族资本家荣毅仁当时准备离开上海,他亲眼看见解放军睡在马路上,于是决定留下参加新中国建设。
解放军睡马路轰动上海滩。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1949年1月31日,四野四十一军先头部队深夜从北平西直门、德胜门开入,正逢下雪。部队官兵和衣睡在街两旁屋檐下、过道里。次日,居民开门发现解放军在雪地露宿,极为感动。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拍下将士露宿飘雪街头的照片。
5月25日,解放军从虹桥、徐家汇、龙华等方向进入,4个小时解放上海苏州河以南。这时恰逢大雨,参战人员当时极为疲惫,需要休息,他们听从陈毅的指示,全部露宿街头,不入民宅,自带干粮充饥。据考证,当时露宿南京路的部队,其露宿地点应当在今天第一食品商店和上海服装商店,这两个商店皆有骑楼,可以避雨。
进入上海的解放军严格遵守陈毅的指示,严格执行部队纪律:不入民宅、不溜马路、不逛公园、不外出看电影。解放军在五角场接管了一座仓库,库区内存放着大批美国援助蒋军的物资,如包装精致的饼干、糖果、罐头食品,还有被服装具、药品、美式通信装备、电池等器材。有人好奇地试穿一下服装,品尝一些食品,很快就被人果断阻止。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