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当年抗战时

赵德尊

1913 年 3 月，我出生在辽宁省辽中县冷镇，当时叫冷子堡。父亲赵鸿禧曾与别人合开染坊，年仅 30 岁就过世了，那时我还不到 1 周岁。

母亲姓金，本是当地旗人（满族）家的姑娘，嫁给父亲后，别人便叫她“赵金氏”。我一辈子也不知道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我最亲爱的母亲。

父亲死后，家里、地里全靠她操劳，晚上她还要纺纱织布。家里吃饭从来没有炒菜，只有咸菜和大葱蘸大酱，一年中春、夏、秋三季都挖野菜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母亲仍坚持供我们三个孩子上学。

我在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沈阳第二初中，三年后又考入沈阳第三高中。为了给我交学费，母亲把仅有的几亩地卖了。因为老家的地和房子都卖了，1931年，母亲便带着我们搬到沈阳，在城里租了一间房子。

9 月 18 日晚上，我和同学们刚复习完功课回到宿舍休息，突然被隆隆的炮声惊醒。大家披上衣服跑出房门，只见炮火从日本租界发出，从我们头上飞向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

此后的情形，就像一首民谣所展现的那样：“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炸火药库，后炸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沈阳沦陷的第二天，学校的老师都走了，学生也纷纷离校。因为沈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我在家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只身挤上火车，流亡北平。

那时，北京西单皮裤胡同有一个东北难民收容所，每天给难民 10 个铜板，可以买 5 个烧饼。11 月初，我进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创办的东北中学学习。因为教员的水平不高，实在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便经常跑到北平图书馆自学。报考别的学校之前，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考清华大学还是考北师大附中，因为很想补高中的缺课，就两个学校都报了，结果都被录取了。考虑到北师大附中住公寓需要花钱，于是，我选择了免费的清华大学。

这时的华北，日寇的铁蹄肆虐，狼烟滚滚，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日本侵略者继占领我国东北之后，又于 1933 年攻陷山海关，同时向长城各口发起进攻。3 月热河沦陷，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对热河的占领;7 月，又有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出台，民族危亡的乌云密布华北上空。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

因为组织领导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被捕入狱。在狱中，我坚持编写革命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狱友入党。1936 年 4 月出狱后，我参与了创建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的工作。

1938 年，我经冀西调任晋冀特委组织部部长。这时在晋东、冀西、晋东南、太岳地区，我党我军都处于大发展时期。党的北方局已转驻晋东南，随八路军总司令部先驻辽县，以后转至武乡，后来又到涉县。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进行第二次合作，我军组建了三个师——一一五师在晋察冀，一二〇师在晋西北，一二九师在晋东南。蒋介石本以为，我军在敌后与日寇作战，他可以利用日军之手，实现自己十年不成的剿共计划，结果适得其反，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亲，生死与共大发展。党中央到延安时，部队不足 3 万人，到 1940年，部队发展到 50 多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 10 多个敌后根据地，拥有 1 亿人口。当时，日本占领了湖北宜昌，控制了入川的门户，同时进攻东南亚地区，切断了英美在缅越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重庆政府于 1940 年 3 月和 6 月在香港和澳门与日寇秘密进行了两次停战谈判。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抵制国民党投降派的危险主张，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我们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全力配合。

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八路军向正太、同蒲、平汉、平绥、石德、津浦等铁路线大举进攻，并一度攻占娘子关。日伪军猝不及防，仓皇应战，损失惨重。第二阶段，自 9 月 22 日至 10 月上旬，目标是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但由于部队过度疲劳，除二分区拿下榆社县、辽县、涞源县、灵丘县等，其他则未能攻克。

“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战斗1 600 余次，打死日军 2 万多人，俘获日伪军 1 600 多人；拔除敌人据点 290 多个，缴获各种火炮 50 余门、各种枪支 5 800 余支；破坏铁路 470 余公里、公路1 500 余公里，中断了敌人在华北地区的交通线，极大地缓解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压力，振奋了全国的民心。

蒋介石于 1940 年 9 月 11 日给朱德、彭德怀致电：“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人大打击，特电嘉奖。”可见，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八路军的战绩。当然，我们的损失也很重。

“百团大战”之后，敌人调回大部兵力，进攻我抗日根据地。为了打通冀、豫交界与华东、山东交通线，我方专门成立了小晋冀豫，其中偏城、武安、沙河为六地委，我调任六地委书记。主力地方化以后，三八五旅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副书记。因谢富治只分管军队，地方工作仍由我负责，我离任后由王铮接任。

那时，太行山区的条件异常艰苦。我们有时一天要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经常吃不上饭。最难的是喝不上水，嗓子渴得要冒烟。

记得有一次，冀西游击队司令员杨秀峰实在渴得受不了了，让警卫员给他接点儿马尿来。可人都喝不上水，马当然也喝不上水，结果警卫员接了半天，马一点儿尿也没有。我那时长了一身疥疮，但对此不以为意，还开玩笑说：“疥是一条龙，先在腿上行，腰里盘三遍，屁股上头扎老营。”

手头的几张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又经过几次风波，这几张照片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一张照片是老百姓夹道欢迎我们的部队，一张照片是一群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土布衣裤、裹着白羊肚手巾的老乡，正在挥锹扬镐破坏鬼子扫荡必经的公路。现在看起来，他们的穿戴土得不能再土了，可是，就是这些土里土气的老百姓不经意间的留影，有着流传后世、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这说明老百姓是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胜利之本。

（整理：张忠宇，2005 年 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