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的战火中成长
1924 年，我出生在肇州县李家粉坊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4 岁时母亲去世，7 岁时父亲积劳成疾身亡，我被家徒四壁的叔父收留。从 12 岁起，我便到大户人家打工，经常忍饥挨饿。
1932 年 6 月，日军侵占了肇州县，百姓的生活更苦了。我亲眼看见日本人动不动就抓劳工、杀人。
1940 年 9 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来到我的家乡，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这时我才明白，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百姓永无出头之日。当知道抗联是打鬼子的队伍时，只有 16 岁的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悄悄参加了抗联。
1940 年 9 月 11 日夜晚，十二支队在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和支队长戴鸿滨的指挥下，打响了攻打肇州县丰乐镇的战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
晚 11 时，部队摸到城下。我毫无畏惧地登上人梯，翻过城墙。我们悄悄地干掉哨兵，俘虏了兵营的警察，击毙了抵抗的敌人。然后，按预定安排，我和钮景芳等四人砸开当铺，收缴了全部金银首饰和贵重物品，圆满完成任务。
这一仗，我们打死日军官一人、伪警察两人、伪自卫团员三人，俘虏了全部伪军，缴获了大量枪支、子弹和军用物资。我因为作战勇敢，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被提拔到支队指挥部担任通讯员。
10 月上旬，十二支队在距离肇源 18 里地的敖木台屯被 1 000 多名日伪军死死地困住。我们同敌人展开殊死战斗，关大队长、吴指导员相继阵亡，东屯阵地失守，西屯阵地上的支队党委书记韩玉书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壮烈牺牲。
三十四大队和支队指挥部的部分战士在大队长张瑞麟的率领下，突围撤到松花江边。指挥部命令我冲回屯里，通知中队长王忠义带领部队撤到江边会合。我背着一支马捷克式步枪，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冲进屯里。此时，王队长和两名战士已经牺牲了。我又拼命奔回江边，和幸存的 15 名战友在大队长张瑞麟的带领下撤离。
这一仗，敌人伤亡 200 余人，抗联指战员牺牲 44 人。部队在代理支队长徐泽民的领导下，会拢了一些突围后失散的抗联战士，接收了地方上参军的热血青年，在不长时间里扩大到五十多人。
1943 年底，按照在苏联的抗联教导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兼政委李兆麟关于“小分队立即撤离凤山赴苏学习”的命令，我们离开了通河县老抗日游击根据地，从凤山镇大东北岔出发，冒着零下 40 多度的严寒，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终于在 1944 年 1 月越过黑龙江，来到苏联境内的抗联独立八十八旅北野营驻地。
我被编到三营五排二班当战士，不久又被提升为中士班长。在那里，我们受到正规的军事训练。科目有刺杀格斗、实弹射击、战术进攻、防守训练、姿势训练。冬天野外露营，开展滑雪、飞机跳伞训练，夏天练习游泳，进行泅渡训练，有时还开展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演习。训练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技术要求非常严格。
1945 年 8 月 8 日，在苏联红军开赴我国东北战场同日军作战那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抢先接管了东北的大小城市。时任松江省副省长（省长是民主人士谢雨轩）的李兆麟将军非常了解我的情况，把我调到他身边任贴身警卫员。当时，将军和爱人金伯文及两个孩子的住地没有家具，将军和大家一样睡地板、吃苞米面窝头。
我心疼将军，找来一个日本人逃跑时遗弃的榻榻米（床垫），用两个木头箱子搭了一张简易床，又在旧物市场买来一件日本女人穿的和服，拆了以后做成床被——这些东西是将军牺牲前的唯一财产。
李兆麟将军全权代表党政军处理日常事务，整天忙于接待群众组织代表，宣传党的政策，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营救我方被捕的同志，组织武装队伍，为部队筹措物资等工作。
将军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我寸步不离、时时刻刻保卫将军的安全，同时力所能及地帮助将军处理一些事务。如外县组织武装队伍需要物资，将军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枪支弹药，我便一次次地秘密押车送到我们的同志手里；将军每次坐车去宾县向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我都彻夜不眠地进行守卫。11月末，三五九旅指战员身着单衣从延安秘密进入哈尔滨地区。将军急部队之所急，亲自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要来一批缴获的日军棉装，我连夜秘密押车把棉装送到部队。我北满机关从哈尔滨撤到任家桥时遭到敌人的阻截，将军闻讯后，立即请苏联红军出动五六辆坦克和部队，亲赴前线，我紧随左右，直到消灭了敌人。12 月，通河县保安队叛变，逮捕了合江军区派去接收工作组的抗联战士。将军接到报告后，带我来到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通过通河县苏军司令部救出了被捕的卢连峰等同志。
国民党反动派对奔走在和平、民主事业第一线的将军又恨又怕，多次策划暗杀。1946 年 3 月 9 日下午 4 点，将军在南岗红军街 1 号开完市委会议，乘坐缴获的日军旧汽车回中苏友好协会，在地段街车出了故障。将军下车搭乘哈尔滨日报社社长唐景阳的专用马车，对我说：“我不上哪儿去了，你跟小卢修好车后，把车开到友协去。”
我按将军的吩咐没跟他一起回去，这是因为考虑修车地点离友协只有 100多米，有事儿一招呼就到，没想到因此留下终生遗憾。
将军回到中苏友协，看到伪装进步打入中苏友协的国民党特务、伪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孙格玲留给他的一封信，说杨绰庵邀他到水道街 9 号商定“国大”代表事宜。将军赴约后才知道中计，同敌人展开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血染征袍。
将军的遇害，令我悲愤不已，想拼死干掉罪魁祸首杨绰庵，为将军报仇，被冯仲云同志制止。3 月 10 日，我带着市委写给陈云同志的信，连夜乘坐驻哈尔滨苏联红军司令部的大卡车前往通河县，向陈云同志汇报了将军的被害经过。第二天，我带着陈云同志关于将军善后的处理意见回到哈尔滨。
4 月 3 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民主联军总部、哈尔滨市党政军民各界代表万余人举行追悼大会，各县也纷纷举行了追悼会。
将军的葬礼过后，我担任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员。
4 月下旬，松江省成立警卫大队，我担任大队长，仍兼管省长冯仲云将军的警卫工作。1948 年 2 月，我主动要求参加剿匪战斗，在战斗中立下战功。
1949 年 10 月 1 日，我转业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做后勤工作，后来担任黑龙江省第三、五、六届政协委员。
1995 年和 2005 年，俄罗斯联邦政府两次向我们东北抗联老战士颁发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勋章。
今年我已经 82 岁了。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的时候，我把自己的经历讲出来，就是希望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昨天，要牢记国耻，建设好我们的祖国，为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整理：刘国瑞、管大鹏、张忠宇，2005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