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雪百里送君出津门

王会悟说，陈先生的名字如雷贯耳，她年轻时，是从《新青年》知道陈独秀其人其文的，但并未见过真人。在表侄沈雁冰那里，一拨年轻人常提及陈先生的锦绣文章，敬仰之情溢于言表。1920年2月，在《新青年》编辑部里，陈独秀真的向她走来了，这颗她仰望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的巨星，悄然出现在上海，出现在她的面前。他是从北京由李大钊护送，秘密走滦州、乐亭，转道天津，来到上海，住进了渔阳里2号。

听着王会悟的叙述，我想起2019年6月22日，淅淅沥沥的烟雨，闷憋成一城瓢泼大雨。我从无锡而来，行一路雨天，为的是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车到了嘉兴湖畔，大雨依旧，仿佛天漏了。一脚跨出车门，遍地积水，如城郭落瀑，从高天砸下，还伴有雷声、雨声。一道道闪电穿云带雨，划破南湖的宁静。

坐上一艘画舫，游入烟雨南湖。雨点在玻璃般的湖面上镶嵌了一粒粒白珍珠。烟雨楼在视线中渐次放大。登岛时，我发现那艘“红船”旧影斑驳，或许在嘉兴湖中已泊了百年，等待风雨故人来。绕岛一圈，登烟雨阁远眺，觅那个革命年代消声于云天，与惊雷合成岁月的回响。回到船上，撑船向南湖革命纪念馆疾行。彼时，风一阵，雨一阵，梅雨越下越大了，我离船上岸疾步走向南湖革命纪念馆。登上二楼，在十三位中共一大出席者的照片前走过。一幅巨大的油画伫立眼前，北国大雪，一辆带兜篷的骡车前，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南陈北李立于雪中。看得出，油画的背景是北京故宫护城河东角楼街道旁，一匹黑骡拉着兜篷车正停在那里。众所周知的两位尊者并肩走来，李大钊在左，头戴水貂帽，穿一件狐狸领的皮大衣，陈独秀在右，戴一顶灰色的毡帽，着一件长棉袍，脖子上围着一条米色围巾，踏雪将行。

作者是原南京军区创作室的陈坚，我熟悉的一位油画家。油画前的铜牌上嵌了八个大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送君百里，终有一别。彼时，两位大教授紧紧地握手。此去沪上，两位贤者皆心照不宣，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该商量的事情，也都商量得差不多了。陈独秀该登车了，去往火车站，向南，从天津驶去上海，李大钊也该坐骡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坐上骡车，掉头转弯时向陈独秀踏雪而去的背影喊了一声：仲甫珍重！

守常保重！

……

清脆的骡蹄声，从北京驶往燕赵的冰雪道上传来，车碾在冰雪里，骡蹄声响不绝。百里风雪送君出京门，这是1920年2月，一个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前的清晨吗？

记得少年时，有一句黄钟大吕般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1917年11月7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水兵们“向冬宫开炮”的炮声，震动了世界。这时，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登上了历史前台，向黑暗沉沉的中国，喊出了科学、民主的时代先声，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埋下了思想的种子。当这场影响中国百年的运动将近尾声时，这位北大文科学长，因在北京城南香厂新世界楼上撒传单，被北洋军阀政府的警察抓捕了，这是他第二次坐牢。第一次是在安徽，差点儿被芜湖驻军首领龚振鹏砍了脑袋。可他一点儿也不惧怕，面对随时都会被绑赴法场的危险，他怡然自处，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

这次是在北京，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被关进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监狱，引起天下一片哗然。营救他的人，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始，李大钊、胡适等皆站了出来，向政府施压，甚至连孙中山先生也站出来为他说话，正告北洋军阀政府，放人。

身在狱中的陈独秀，自然不知道铁窗之外的世界。坐牢，对于这位大教授而言，一点儿也不值得畏惧。在他看来，监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某种意义上，更是人类思想家的锤炼场。他盘腿而坐，面对铁窗、高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是一种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怆然。从青年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起，他就在思考救国图强之路。

1901年秋天，陈独秀二十二岁，他想去看看世界。日本自明治维新开始，走向西学之路，国力日盛，中国不少青年学子东渡扶桑留学，以寻找强国之道。仅20世纪的第一年，赴日留学者就达一千五百人之多，陈独秀也卷进了这股留学浪潮。他属意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那天，他扛了一个行李箱，与哥哥一道，往离家仅数百米的安庆南码头走去。登船，挥手兹别时，故乡在视野里渐行渐远，落成一个小小的墨点。站在甲板上，秋江澄清，两岸芦花白，横在家门口的大江，是他自小游泳的河流。在陈独秀的眼里，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如此时的大清帝国，水涸江枯，河床露出水面，平沙落雁，早已蓬头垢面，她的不肖子孙们，对她无药可施。彼时，大清王朝陷入衰败末季，像龙陷浅滩一样，几度幻想振翮再起，终归折戟沉沙。大清帝国之船正朝一个深海冰沟里撞去，最终的结局不外江山倾倒，政息人亡。此前，陈独秀的母亲刚刚病逝，他已经失去了一个亲娘，不想再失去另一位祖国母亲了。他顺江而下，到了上海，哥哥则去东北，找自己的叔父，做候补道员。他来到吴淞口的一个码头，登上了一条邮船，驶往扶桑之国。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船近日本鹿儿岛。秋阳照在海上，透过舷窗照进船舱。他走上甲板，脑际掠过的却是七年前那场大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虽然这里离黄海大东沟很远，可是日本舰队就是从这里北上黄海的。

那是一场令国人伤痛之战，北洋水师舰沉之时，师夷之技、走船坚炮利之路的洋务运动也完成了最后的海葬，永远浸泡在冰海里，再无翻身之日。读史的陈独秀异常清醒，七年前那场大海战离自己并不远。六十年前，英国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百年闭关自守的大门，强行通关，把鸦片等货物倾销中国。因此，第一批站出来自救的是一些有头脑的封疆大吏，在不动国本的前提下，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洋务运动骤然而兴，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族企业应运而生，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居然打造出了亚洲最大的北洋水师舰队，一批留英学童毕业归国担任统领、管带，但还是在冰与剑、火与水的碰撞中折戟沉海，以清政府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落幕。孰料却在赴京会试的举子中引起轩然大波，广东康南海（康有为）趁入京应试之机，联合十八省一千三百名应试举子，发动了“公车上书”，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尤其是倡导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较洋务运动众臣的图强之道，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就在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落第的第二年，康梁变法失败，六君子人头落地。陈独秀对大清王朝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帝国病入膏肓，犹如一段行将腐朽的枯木，离死期不远了。他东渡日本，寻找强国之路。第一次未入东京专门学校，而先在高等师范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然，仅仅待了三四个月，1902年春天，他便返回安庆。到这年9月，陈独秀又二度赴日，未报考他曾经心仪的日本东京专门学校，而是入成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军事，与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同学闯入大清国陆军学监姚煜的宿舍，剪其辫子，以示斩首，因而被日警逮捕，遣返中国。1907年春天，陈独秀第三次入日本留学，至1909年的三年之间，三进三出日本，与孙中山的兴中会、同盟会会员有了深度接触，成为挚友，一起投入推翻帝制的斗争中。

帝国真的死了，随着武昌首义一声枪响，千年帝制一夜崩溃，陈独秀也一度成为民国元年皖军都督孙毓筠的都督府秘书长。孙都督系公子哥儿出身，后又染上鸦片瘾，不理政事，都督府的大事小情全托付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因过于急躁，常为改革之事与人口角。每逢开会，总是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且固执己见，最终仅做了半年皖军都督府秘书长，便高处不胜寒，挂冠而去。

1914年7月，陈独秀第五次去日本留学，这是他最后一次日本之行，也是他在日本住得最久的一次，近一年时间。此行，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两位好朋友章士钊和李大钊。两个人名字都落在一个“钊”字上，从字形上看，“钊”含匕首，意为削去金属之角。而他们的志向便是要削去旧中国身上的痼疾顽症。特别是李大钊，是一位可托六尺之躯、寄百里之命的挚友。前者，陈独秀帮他编辑《甲寅》杂志；后者，则是先慕其文，后仰其人。章士钊这样记述他与李大钊的相识：“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 陈独秀便是通过章士钊而识李大钊，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交往与友谊，直至李大钊溘然离去，血沃中华。

扶桑一载，时光太匆匆，在与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章士钊等人共同编辑撰文的《甲寅》杂志中，陈独秀才情狂放、天马行空的政论如东风四起，吹皱一湾春水。日本岛国求学，学业虽未成，却遇神交挚友，斗室榻榻米上相谈甚欢，陈独秀不思归了。可是他夫人的健康却不允许他继续留在他乡。1915年4月，高君曼的身体开始出现不适。据陈独秀的朋友汪孟邹《梦舟日记》记载：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而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夕又发”，24日，“至同仁医院，察其病状，似渐加重，渠自己亦极畏惧，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据此，汪孟邹看不下去了，给在日本的陈独秀写信，催他返国。

陈独秀回国了。他伫立于黄浦江畔，手擎一个思想的火球，将它投向长街黝黑的东方之城。火球沿街衢闾巷而滚，所过之处，火光四溢，一窗、一门、一户、一院，一个里弄，一条老街，瞬间亮了起来。一个民国初年的思想烧荒者兀自而立，陈独秀堪为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