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一年后，《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在发刊词中激情四溢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上发表《一九一六年》，后又在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投枪直刺“三纲五常”，唤起国民独立的人格。

转眼就是1917年元旦，《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一场书写白话文的运动。2月1日，陈独秀亲撰《文学革命论》，支持胡适，高擎“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他疾呼，“国人应该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彻底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致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新的先进分子。数十万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运动爆发前，北京等地成立的以研究新思潮、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为宗旨的社团，如救国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新民学会等，其成员大多参加了这场运动，成为运动中的骨干。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许多社团组织和进步青年密切联系，积极指导和推动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一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

时隔二十多年后，在延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谈到陈独秀时说，“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独秀已经在江津于贫病交加中离世三年了。

江雨很大，江津的天空墨云摧城。那天，伫立在江津石墙院陈独秀旧居，探寻这一段往事时，我蓦然发现，陈独秀的遽然左拐，与那年3月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还有人生的第二次坐牢有关。

陈独秀已经陷入十面埋伏之中，五四运动前一个多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对他围追堵截，恶意中伤。北大校园内，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人，个个非等闲之辈，他们坐拥国学山头，振臂一呼，以《东方杂志》为阵地，开始对陈独秀的思想进行“围剿”、清算。急先锋是《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其论战杀伐之力不小，接着是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旧派翻译家林纾登场，他以笔记体的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陈独秀和胡适。最伤人的谣言还是绯闻。一个谣言是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派教师被北大驱逐。再一个则是风月八卦，说陈独秀放浪形骸，不拘小节，到前门八大胡同嫖妓。这条谣言无疑是致命的。汤尔和、沈尹默站出来要求撤销陈独秀文科学长之职。当年，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正是汤尔和与沈尹默极力向蔡元培推荐的。可谓成于汤、沈，败于汤、沈。

陈独秀就这样很黯然地离开了北大文科学长的岗位，继续留任教授。4月11日，他回寓所途中，与汤尔和相遇。汤见他面色灰白，怒目而视，两个人随即分道扬镳，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彼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给了陈独秀一年假期，让他去准备，开一门宋史课。就在这年的6月，发生了一件震惊北京乃至中国的事件：陈独秀被捕了。

诱因是一次城南雅聚。据胡适回忆，6月11日晚上，陈独秀、高一涵、胡适和三位安徽同乡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在城南香厂新世界的四川馆子“浣花春”夜宴。饭毕，其他三位走了，陈独秀、高一涵和胡适来到新世界里吃茶聊天。这时，陈独秀站了起来，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些传单，向附近桌子的客人散发，内容是他印制的，要求撤换五四运动后逮捕大批学生的卫戍北京的步兵统领王怀庆。胡适见证了现场，他说：

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

当时还有谁在场？撒传单的就陈独秀一人吗？高一涵回忆说，他与陈独秀、邓初餐后去新世界发传单，陈独秀“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一层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而撒下去” 。

高一涵的叙述与胡适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胡适说高与他同住一屋，喝完茶时，两个人就一起回去了，留下陈独秀发传单。按高一涵所述，他与陈独秀一起发传单，陈被捕，他逃脱。

当天晚上夜半，有人打电话告诉胡适“陈独秀被捕了”。次日的《晨报》发了惊悚消息：陈独秀被捕。消息称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引起了暗探的警觉和盯梢，当晚10时，陈独秀正散发传单，被当场拘捕。夜12时许，北洋军阀政府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场被搜检去信札多件 。

陈独秀被捕，影响之巨，可谓在中国引起了一场海啸。陈君无罪，放人！且看青年毛泽东是如何激扬文字的。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并全文转载陈独秀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及陈独秀，毛泽东写道：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力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

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短短檄文，可见黑云锁城的中国，云罅中筛下一道光亮，这是陈独秀在青年毛泽东心中投下的一抹光辉。

陈独秀被关了八十三天了，全国各界都在想办法营救他。史学界的共识是，孙中山出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中山在上海见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许世英时，就严肃指出关押陈独秀的后果：“独秀我没有见过……你们做的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你们也不敢杀死他！”“他们这些人死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管做着吧！”许世英神情谦恭，他知道孙中山先生说的后果，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胡适认为，陈独秀能够被保释出来，他的一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功不可没。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是安徽人，在京皖人中奔走托人，与陈独秀素不相识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都来说项，甚至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皆通电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放人！9月16日下午4时，京师警察厅悄然释放了陈独秀，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为陈独秀举行欢迎大会，他旋即成了凯旋般的英雄。当晚，胡适等人依旧在他被捕那日吃的馆子“浣花春”里预备了酒席，请他们夫妇两个一块儿去，举办一场盛大的压惊宴会。闹至次日凌晨一点方散，算是给陈独秀接风。

然而，就在那年年底，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等于是北洋军阀政府逼走了陈独秀。据胡适回忆，那时华中有几所大学邀他去做几场学术演讲，因他要为在北京的杜威教授做中文翻译，遂推荐了陈独秀代他去，对方也表示欢迎。陈独秀在武汉做完演讲后，与几位大学校长一道返回北京。谁知到了家里，正伏案写几道请柬，邀胡适与几位好友晤面一叙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家眷开门一看，是个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陈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啊！但是那个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果离开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下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陈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个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个警察一定还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请柬也不写了，偷偷地跑到胡适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独秀与胡适的关系，所以他在胡适的家里是躲不住的。于是，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三天在他家门口巡逻，等他回来。（陈独秀知道家里是回不成了）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