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我凝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那幅油画，“南陈北李”踏雪而去，于故宫东角楼登车，上车的地点距离北大红楼图书馆不远。通行的说法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送陈独秀，经廊坊，直奔天津，然后登车南下上海。

但是，按照胡适的说法，陈、李登上骡车后，故意北去，让赶车人载着他们驰向离滦州不远的乐亭县，在李大钊老家躲了数日，风声渐息后，再从李大钊家坐骡车，突然南去，送陈独秀直奔天津，登上列车，南下上海。

冀东平原上，驰道覆盖一层白雪，寒烟孤村。一辆骡拉篷车在白雪覆盖的旷野碾过，大平原寂然无声，孤树上有一群寒鸦盘旋，车辇驶了过去，惊起寒鸦一片，复又栖息树上，尖啸的聒噪，哀鸣不绝。

两条深深的车辙留在北方大平原上，它是通向一条人间正道的岔道和路标，还是一代中国共产党的先驱留给后世的一道历史车痕？此时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南陈北李在一百五十多公里的大车道上，讨论、商量，相约携手建党的故事。

……

天阴沉沉的，6月的上海，梅雨没有落下来，天有点儿闷，但没有想象中那般热。那天中午，我背着一个双肩背包，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板前踯躅两个多小时，边看边记边拍，留下资料。下到一楼，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参观的人流量大了起来。在纪念馆图书专卖柜前，我买了一部《伟大的开端》。转出书屋，继续沿参观路线行走，进入望志路106号石库门——我向往已久的李公馆。当时，游人稀少。

走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记录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文字与照片令我肃然起敬。展板图说就像淬火的铸字，诠释旁边一尊铜雕的背景。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为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和他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

铜板白字，下边印有英文解说，镶于一面情景再现的砖墙上。

我侧身走过，在一幅铜雕背景画前驻足。斯人，此景，与我后来在南湖革命纪念馆见到的巨幅油画《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异曲同工，是同一种情景再现。只是两个人的装束和背景不大相同。如果说南湖革命纪念馆画的是起点，南陈、北李在故宫东角楼登车前交谈，再别红楼；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画的则是终点。风雪迷茫的大平原，一条大车道伸向远方，寒林落叶，树梢犹如剑戟般伸向空中，赶车人喝马暂停。车辕上，李大钊、陈独秀掀开车帘，相继跃身下车，沿大车道前行，兀自立于旷野上。两道深深的辙痕嵌入北方古原的腹心，也通向远方。长亭外，古道旁，下车的陈独秀居前几步，他的服饰与南湖革命纪念馆纪念画中李大钊的调换了，穿一件西装领的皮大衣，而李大钊则穿一件中式棉袍。陈独秀目视前方，仿佛在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百里送君行，守常与仲甫东瀛相识，已有六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心心相印，依依惜别，两个人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那还说点儿什么呢？再酝酿一下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事情吧。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这样实景再现了出来。解放日报社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编写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这样写道：

那是1920年2月的一个凌晨，说是凌晨，还有星光依稀，但路上仍是黑得瘆人。北京朝阳门，此时驶出一辆旧式带篷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尘。车上有两位乘客，坐在车篷里的一位，四十岁左右模样，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头上低低地压着一顶呢帽，看上去像个掌柜；坐在驾辕人旁边的一位，年龄看上去要小一些，微胖的脸庞蓄着八字胡，戴一副金边眼镜，随身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像是一个年前随掌柜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此时，正值生意人在年底往各地收账之际。

谁也不知道，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上坐着的，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

……

那辆旧式带篷骡车一路南行，经廊坊转道天津。

北京至天津，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坐骡车赶路，须费时两天。两个同路人，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历史为陈独秀和李大钊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广泛交流、更深入沟通的机会，也给后人留下了“南陈北李”在这段行程中“相约建党”的佳话。

当时曾有一首嵌名诗，是一位叫征宇的革命家赋的：“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星照古今。”

依我读诗的感觉和判断，此诗少了民国风，多了革命味。但毫无疑问，这是“南陈北李”提法的来源。后来查证，征宇的真名叫罗章龙，是当年追随“南陈北李”的北大学生，年轻时也是一位激情的革命者。

但是真正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根据几部回忆录追根溯源，最早出自陈独秀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的好友高一涵。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李大钊等八十余人，4月28日，将李大钊等二十名革命者绞死于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这年5月，在李大钊的追悼大会上，高一涵在悼念演讲中这样说：

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与先生（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治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

这次讲演后，高一涵写过一篇悼念李大钊的文章，非常生动地描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是如何避险离京的，坐的是什么车辆，人化装成什么样子，在路上谈论了什么，写得非常生动、逼真。该文发表在1927年5月23日《中央副刊》第60号《李大钊先生传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高一涵又相继写了数篇回忆李大钊的文章：《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载于1957年4月27日的《工人日报》；《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1963年10月执笔），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这些文章都是讲“南陈北李，百里相送”的故事，商谈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

……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发着光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边，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着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之后，才回北京。

《陈独秀大传》的作者任建树在其五十余万字大著中，也引用了高一涵的回忆文章《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中的片段，并专门另辟一节《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1920年，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幼芽——共产党的发起组，在好几个大城市里先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加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发轫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李大钊策划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两位巨人一南一北相约筹建中国共产党。进步青年誉称“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里，李大钊送陈独秀登车的大幅油画前，展板上镶嵌着八个大字：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从这个起点，再到今天，百年之间，我们党的初心，始终未变。

傍晚，从南湖革命纪念馆出来时，雨仍在下。天光暗淡，我从雨幕中匆匆走过，想起胡适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事实上，陈独秀在1919年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他曾坦白地反对社会主义。在他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里面，甚至说过他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没想得太多。李大钊在1918年和1919年间，已经开始写文章称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了，所以陈独秀比起李大钊来，在信仰社会主义方面却是一位后进。

在写作《天晓——1921》的日子里，我的案头始终放着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对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涉猎了各种学术文章和专著后，我始终以这部权威的范本校正我的思绪流向。《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写道：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他们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须像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时陈独秀已将关注的主要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这是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最大肯定，也佐证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