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革命局，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你该返回到上海了吧？雨中，我似乎听到天堂里有个声音在呼唤我呢。她说，我看到你啦，嘉兴的雨下得好大呀，你们还坐了一艘画舫，驶入南湖，登上了烟雨楼。会悟奶奶，这些您都看到了呀？你们坐的画舫有点儿像我们当年开会的样子，不过，我们那艘画舫啊，没有你们坐的这艘大呀。我在红船前站了好一会儿，冥冥之中，好像看到您打着一把油纸伞，坐在红船的船头放哨呢。

江南雨幕雾锁楼台水榭，我从嘉兴返回无锡的路上，雨一直下得很大。上车不久，因为有点儿冷，车里开了暖风，很快我就眯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仲夏夜之梦。这梦的时空，离中共一大开会的那个时辰并不远，或许这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记忆未尽，我居然梦见了王会悟。此时，一个一直无解的问题，又萦绕在我心头。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给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第一次提到了“革命局”三个字，说到了革命局下属三个处之一的出版处的活动。可是对于“革命局”这三个字，王会悟也觉得很陌生，是因为译法不同吗？可是，有关上海的“革命局”的三个处的活动，其中出版处的活动是这样记述的：“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经译载在报刊上了。《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复印……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创刊号。它们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处印刷厂承印。”

王会悟说，记得1920年夏天，陈独秀先生将《新青年》移师上海后会见俄乡密使维经斯基，成立了革命局，下设出版处，之后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就有经费了，不会再因杂志收入太低而陷入窘迫。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等，主要的稿源也取自《苏维埃·俄罗斯》等美国刊物上布尔什维克刊载的文章，而推荐这些文章给《新青年》的，正是维经斯基他们。其实这些关系与资源，都与维经斯基的到来有关。因维经斯基曾经在美国待过，故与美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接上了头，不少书籍直接从美国寄到了上海，开始翻译与传播。为何维经斯基一到中国就有了这些资源，这恐怕与他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维经斯基前半生，移居北美时，曾经加入美国社会党，他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情况，至少比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熟悉得多。据此可以断定，报告中提到的刊物自不必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比如说，1920年下半年译成汉语的美国社会党系统出版社（芝加哥的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的刊物都可以尽拾囊中，要么是维经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阅的。

彼时，一大批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让处于苍茫黑夜中的中国人，感到东方的地平线上，天边裂罅，露出一线黎明之光。

彼时，我想起了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乃我少年时代背诵过的，“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百年中国，正是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贤踽踽独行，他们的历史脚印，与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连成一条百年沧桑大道。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到康梁公车上书、变法图强，直至辛亥革命，一代代仁人志士的探索，均告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为浸沉在黑夜中的中国，点燃一簇理想篝火，天将破晓。庄子曾在千年前《天地》篇中仰天感叹：“冥冥之中，独见晓焉。”天将欲晓，你的、我的1921，只差一声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