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润之深晤仲甫公

毛泽东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了。

这一次入沪，毛泽东从北京而来。那天，他从北大红楼图书馆走出来，西行，转过故宫东北角楼，沿南河沿大街南行，过南池子，再西拐，往前门火车站而去。这是他又一次入沪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游子送行。

登车时，他想起第一次上海之行，他从一群湖南穷学生住的叫三眼井的地方，去前门火车站，到了售票处，摸了摸腰包，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车票。搭一程算一程吧，天无绝人之路，他是从不信邪的，认定的事情便能做成，相信自己能够抵达上海。

毛泽东抬头看了一眼站台的天空，春天借着天边的鸽哨，掠过北京老城的屋脊。天很蓝，柳条染鹅黄，李花、杏花、西府海棠竞相绽放，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离新民学会第三批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启程还有二十天，他能赶得上去送行。

一声鸣笛，驶往沪上的列车启动了，缓缓驶出前门站。

毛泽东透过车窗，朝正阳门远远一眺，目光朝着中轴线投去。正南正北，往北是天安门，是端门，是午门，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是皇家御花园。彼时，他的目光还没有那么远大，看得不会远及北京城、北方中国乃至整个神州大地，更没有想到二十九年后会在这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只想到离紫禁城东北角楼不远的地方，有一双深情的眼睛目送着自己。

列车朝东南城郭驶出北京，幽燕旷野，小麦正在拔节开花。毛泽东坐在车厢里，春风舞兮，从车窗外吹了进来，铁道旁的村落和杨树急遽向后退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去上海，从1918年8月始，他就与蔡和森、萧子升、罗学瓒、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等人推动这件事情，蔡和森甚至找到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寻求支持，而他也于这年的8月，约了二十五人一起进京，找湖南在京的杨昌济、熊希龄等名流政要筹集留法经费。第一批和第二批赴法是1919年3月18日，原本他也想去的，可是得知母亲病重，作为家中长子，他不仅辞去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职务，还最终决定自己不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但他还是匆匆赶到上海，为大家送行。第二次上海之行，是去年岁末蔡和森带着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和女友向警予一家赴法。而他此时已被推选“驱张”请愿团团长，虽然未上码头最后作别，只是匆匆一见，足以寄托他对蔡家的殷殷之情。而这一次，老友萧三、熊光楚也要走了，他这次赴沪，一则为会友送别，一则征求上海湘人对“驱张”之后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拜访一个人，即被他视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先生。

那一回青春岁月的旅行，一如他读湖南第一师范时，环洞庭湖步行一样，锤炼体魄，读懂中国农村，而彼时，他用脚步来丈量中国社会与历史。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讲起了这个故事：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话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十元给我，使我能够买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我到达浦口的时候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没有人可以借钱给我，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离开浦口。可是最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给贼偷去了。哎呦！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在南京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钱给我买了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

毛泽东这次到上海，走的时间最长，天津、泰安、曲阜和南京，一路停留，上车下车，整整走了二十五天，他在考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乡村社会。5月8日抵达上海，次日到码头上送走了萧三、陈赞周诸君，然后住进了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与新民学会张文亮、李思安、周敦祥等人同住一屋，组成自修学社，半工半读。而此行，他要见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陈独秀和孙中山先生。

王会悟说，她清晰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形，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一口好难懂的湖南话，吃饭叫呷饭，上哪里去叫您到哪点呵，上街叫赶场，从陈先生书房走出来时，高个子，身材修长，一袭蓝布长衫，大襟盘花扣，头发留得长长的，一副特立独行样，一看就与众不同，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很难与那些洋派的日本留学生、北大学生相比，一如他在赴上海之前，于3月14日写给长沙老友周士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汲取精华，使它们构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毋庸说，此时年轻的毛泽东的精神世界还处在天人交战的时刻，各种思潮涌来，他还在沉淀、过滤、筛选，直至确定一种学说，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和信仰。而这种思想状态与他1919年12月18日抵京，作为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北京代表团的负责人，有机会接触正在向马克思主义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有极大的关系。在《西行漫记》中，斯诺记录了这样一段毛泽东的谈话：“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一点儿也未粉饰自己，他说的是真话。

1919年12月他抵北京时，被称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的李大钊刚在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华丽转身，而陈独秀则还处在从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途中。彼时，青年毛泽东到了北京，读了大量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

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时，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翻译了大量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部，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在此之前，当李大钊和胡适发生了主义与问题之争时，开始毛泽东并未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认同胡适“多研究问题”的观点，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并于12月抵京后，专程到胡适府上拜访，争取胡适对湖南“驱张”运动的支持。胡适在1920年1月5日的日记中记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二十九年后，毛泽东已经入中南海，胡适于1951年5月16—17日回忆当时的情景，补记日记：“毛泽东依据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了《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他说，要回长沙去，用‘舟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就回南去了。”

胡适说的毛泽东“回南”，其实就是去了上海。一路行走了二十五天，他在中国历史的莽野上踽踽独行，从岱岳到孔庙，从老子到孔丘，从三国的徐州古城墙到金陵石头城，他要从历史缝隙里寻找一道照亮千年黑暗隧道的光亮，他要伫立于江南石头雉堞之上，来看一个王朝一个国家百年、千年不衰不败的真理，他要解满腹的疑惑和怅然。他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当年与毛泽东住一个屋的李思安回忆道：

在那里，我们住了两个多月，生活很艰难，每人每月三元多钱生活费，大家轮流做饭，蚕豆上市，我们就买蚕豆，掺和一些米煮着吃，大家还是怡然自乐，甘之若饴。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时空的交替点上，毛泽东在渔阳里2号，与仲甫公深晤，这是一次跨越年龄、时空和心理距离的相遇。

那个上海仲夏之夜，陈独秀究竟给毛泽东讲了些什么，以至十六年后，在延安窑洞里昏黄的灯下，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聊天，忆起这一段陈年旧事，仍不乏激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 “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与毛泽东，年龄相差十四岁。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一个是湖南师范生。当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当图书馆助理员时，一个月八块大洋，而陈独秀是三百元，是当时众星捧月的人物，一位小小图书馆助理员对于他只有仰望，读他主编的《新青年》，他掀起狂飙般的新文化运动，听他那激荡人心的演讲，在毛泽东心中激荡起来的何止是“湘江北去”“浪遏飞舟”，何止是沧浪入夔门、瞿塘，出巫峡，出西陵，入城陵矶的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可是当时他够不着他，润之与仲甫，韶山与独秀山，仅两山之间的简单的交谈，一种远距离的眺望，一个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对学科长的高山仰止。仲甫在青年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在陈独秀入狱后，从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创刊号《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思想界巨星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崇敬。陈独秀当时坐牢，或许看不到毛泽东的文章，但在他出狱之后，就能看到一个从湖南乡村走出来，与他一样特立独行的毛泽东，是如何对他推崇备至，甚至喊出来：“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板荡识忠臣，患难见人心。可以确切地说，入狱时的陈独秀还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那八十多天的牢狱之灾，以及出狱后屡受监视，使他的人生信仰发生了一场救赎、嬗变与重生，他对西方民主、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了，转而追求空想社会主义。1920年1月来到上海后，他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的书，尤其与俄乡密使维经斯基多次交谈，随着大量的西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翻译过来，陈独秀已经完成从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涅槃。而就在这个历史时空中，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上海相遇了。看来，那一个个仲夏之夜的长谈，陈独秀的新信仰，对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正苦苦思索而处于彷徨之中的毛泽东来说，或许起到了“醍醐灌顶”“穿云带雨”的作用。

改变毛泽东信仰的是三本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对斯诺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年7月，毛泽东要从上海回长沙了。临行前，他最后一次见陈独秀，只提了一个要求，请陈独秀以后多给寄一些书和杂志去，他要在长沙建一个专卖革命书刊的文化书社。

好呀，润之！陈独秀拍手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