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革命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种种

上海的那个夏天，维经斯基心情非常好。虽然他不大喝得惯“石库门”黄酒，那酒倒入杯中，颜色呈现深红色，有点儿像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可口可乐，却是稠稠的。晚上，照中国江南喝法，放点儿姜丝，温热，边写文章，边抿上几口，入口倒也醇厚，就是后劲有点儿大，一点儿也不逊于俄国的伏特加，多喝几口，便晕乎乎的，他喜欢这种微醺感。趁着酒兴，给海参崴远东局发出第一份报告，说他入中国之后，“工作进展甚好，与中国两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陈独秀见过面。特别是到了‘东方纽约’上海，发起远东人民的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建立共产党组织也步入正轨，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这份报告的日期是1920年6月9日，发于中国上海。

进入梅雨季，天气异常闷热，令维经斯基多少有些不习惯。过惯了西伯利亚夏日的清凉，纵使在北美，仲夏也很干爽，一点儿也不像中国江南。他走南闯北，周游世界，早已经习惯，正像列宁在《纪念欧仁·鲍迪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中写的：“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他在远东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到了8月17日，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致信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此前俄共（布）远东州委、伊尔库茨克共和国、海参崴民族处，多家都有对华和远东的工作机构，乱象丛生、多头并进，现在终于整合了，一统于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

维经斯基所说的革命局，其实就是后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报告还说，除上海外，北京也成立了革命局，米诺尔（即斯托扬诺顿奇）和鲍烈伟（即鲍立维）还按维经斯基的指示，在北京和天津开展工作，后来，斯托扬诺顿奇还被派到广州和武汉成立革命局。在这份报告中，对于上海三个处的工作，维经斯基做了极详尽的报告，先介绍了出版社的工作，下设印刷厂，主要翻译印刷从海参崴寄来的所有材料，还出版中国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谁是共产党》《士兵的话》《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等图书，出版了《劳动界》杂志，成立了俄华通讯局，还在北京设立了分局，为中国的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消息主要来源是俄国远东报纸和《每日先驱报》《曼彻斯特卫报》《纽约呼声报》《苏维埃·俄罗斯》及《民族》周刊、《新共和》周刊等。其实俄华通讯局，就只有随维经斯基来华的杨明斋一个人主持，最早的译稿是发表在1920年7月2日《民国日报》上的《远东俄国合作的情形》。而组织处则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工人与士兵中间建立联系。维经斯基的报告非常客观，说这方面工作没有多大成绩，但是已经着手发起培养组，下一周将召开十几个地方的工会和行会代表参加的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维经斯基到上海后，在他的指导下，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比如发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还计划设立工会中央局，并与陈独秀呼吁“组织真的工人团体” ，有别于上海青帮和洪帮的工会组织。于是，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响应陈独秀的号召，深入工厂做工，调查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与上海的中华工会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等进行了接触。

维经斯基没有说，那年的“五一”前后，陈独秀裘敝金尽，生活极为清苦，靠写文章编稿子养家糊口。那段日子，他长时间深入工人之中，与各式人物控制的工会打交道，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再结一万个也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必须靠自己组合起来，组织成真正的工人团体。”那年的4月2日，他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的联合成立大会上说：“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上海五千人在西门体育场召开了隆重纪念大会，一时红旗招展，欢声笑语，最终连体育场也盛不下络绎不绝的人流，于是一次次改地方，最终到了老靶场。陈独秀登台，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并喊出了“劳工万岁！”

配合五一节，《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定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由平时的一百三十页至二百页增幅到了四百页，大容量地报道劳工大众，蔡和森说这是陈独秀从宣传资本主义变成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然而，为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上海早期参与者的回忆录屡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主义同盟”等，在维经斯基发回伊尔库茨克民族处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呢？在国内权威的党史研究专著中，对于中共一大前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统称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专门辟一节，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叙述了这种历史的源流。“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党纲草案共有10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革命的目的，在此之后，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研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一书，根据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的回忆，认为1920年5月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后来，在这个研究会的基础上，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七八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为“共产党”或“社会党”。显然这个提法与权威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一致，即与上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那一段，用“共产党”之名一致。不过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则是该书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存在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写道：

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为书记。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后改名为施复亮）、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启汉、袁振英、沈泽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陈独秀由上海赴广州后，李汉俊和李达先后代理过书记的职务。

我在阅读中共一大出席者的回忆录时，张国焘对这段权威叙事也有自己的声音，可以说是一个注脚：“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经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为中共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话就正式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