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又见红楼灯亮

那个夏天，张国焘在上海住的时间最久，将近四十天。自从在北京与李大钊先生一别后，他便坐车南下，7月15日抵浦口，过江，心随沧浪之水而动，涌起一股游历的雅兴。船靠岸后，他遂登石头城，极目扬子江，领略六朝古都的虎踞龙盘，又游天王府，为太平天国掬一把金陵残泪。随后第二天便入沪，拜会陈独秀先生。

有学生自北京来，且又是追随李大钊左右的弟子张国焘，陈独秀不亦乐乎。他问张国焘下榻何处，张国焘说还没有找旅馆呢。陈独秀说就住渔阳里2号吧，楼下有三间房，还有一间客房空着。“陈独秀热诚地要我搬到家里来住，以便从长计议”。

霞飞路渔阳里2号是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当年陈独秀曾在他的麾下当过秘书长（亦有书称为秘书科长），私谊甚厚。1920年1月，陈独秀从北京迁居上海后，便与夫人高君曼一起住在这里。张国焘回忆了陈家当时的住宿情形：楼上有三间屋子，陈独秀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王会悟。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李达住，还有一间张国焘住。

话及王会悟与李达，有一位从湖南省来的党史工作者问王会悟，中共一大会议召开之前，您见过张国焘吗？

也是这样的夏天，只是地点不在梅雨时节的江南，而是仲夏之时的北京，历史很久远了，爱穿大襟盘花扣阴丹棉布上衣的王会悟奶奶，已经九十二岁高龄了，但对青春年华时所经历的往事仍历历在目。她呢喃道，见过呀，那是一个夏天，张国焘在渔阳里2号住了一个多月，与李达同住在楼下的客房里。他应该只比我大一岁，个子高高的，宽脸庞，浓眉大眼。人家是北大高才生，有骄傲的资本，恃才傲物，给人感觉是，一般人他都不太爱搭理。

非也！张国焘说他下榻陈家的最初几天，几乎都是早出晚归，在外面奔忙，先是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的职务，随后与黄介民等旧友推杯换盏，酬酢频频，每天见不到踪影，以致陈独秀都有点儿不耐烦了。陈夫人高君曼甚至讥讽他交游甚广，是不是在找女朋友。张国焘哈哈一笑，也未做更多的解释。

终于闲适下来了。

他知道陈独秀的作息时间，晚上和早晨读书写文章，下午见客，高谈阔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继追随李大钊之后，又受到陈独秀的影响。后来在香港，面对美国堪萨斯大学口述历史著述学者，他这样描述胡适的安徽老乡陈独秀：“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便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张国焘有幸，与另一位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一样，在青年时代，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两位时代巨子指点迷津般的启迪。两位导师，在北京、上海的时空中，同一座红楼和江南阁楼，时间却是1920年春和夏，一个在前，一个于后，对他俩进行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选择怎样的政党与道路的对话。只是后者修成了正果，而前者则选择荒芜末路，此为后话。

可是那些日子，堪萨斯大学的学者一如当年唐德刚追问胡适一样，追问陈独秀对张国焘谈了什么。

建立共产党。时隔四十多年了，张国焘对陈独秀当年说的话仍旧清晰如昨，他历数了五条：第一，社会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人民的自我解放，以中国的实际而论，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第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彻底，无政府主义过于空想，议会政策又不能实行，在可以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从事新文化运动。第四，不要顾虑共产主义曲高和寡，“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最终目标。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激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镇压。现在我们组建共产党，无非十大罪状再加一条“共产共妻”。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一般工人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益有增加，如果聚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他们甚至还谈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陈独秀要张国焘将这些话带回北京，告诉守常先生，上海已于8月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希望北京尽快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

张国焘是8月下旬从上海返京的，他立刻赶到了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将自己与陈独秀的上海谈话告诉了他。李大钊听过后，略经考虑，便表示毫无保留地赞成。说目前的问题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说仲甫在上海，对南方的情况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判断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行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大钊深信，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理论还是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陈独秀讲的那些要点都切实可行。

那么，先生，请根据您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吧！张国焘请求道。好啊！是该写信与仲甫兄遥相呼应啦，上次他从上海来信，问上海成立党的组织，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我回信，当然要叫共产党了。

那天晚上，北京一进入9月，夜晚便渐见凉意了，李大钊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便入书房，推开窗子，燕山的夜风潜入书斋，已将白日里炎热的秋老虎驱走。

李大钊在书案前落座，边研墨，边抬头仰看北方的秋空，要给仲甫写一封信，告诉他北方与南方相呼应，早已经展开建党工作。其实未见维经斯基之前，李大钊就于年初号召北京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北京《晨报》报道说，“回来后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且不平的样子”。同年5月1日，李大钊与陈独秀真是心神感应，他同样出席了有五百多工友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国际劳动节大会，称赞苏维埃取得的成就，宣传八小时工作制。何孟雄等走上街头，呼响“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8月16日，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及天津的觉悟社成员共二十一人聚集于北京陶然亭，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张申府发言，促成进步团体的联合。李大钊说各团体要有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于齐一，对外尤不足以与其他组织联合，李、周第一次携手，决定五个团体合成“改造联盟”，通过了联盟宣言和约章，这都为成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奠定了基础。

第二天，张国焘再来红楼时，李大钊先生的信已经写好了，情词恳切而准确。他们共同签上名后，便寄了出去，这也许是后人说的“相约建党”的第一份重要文献。后来李、陈之间通了许多信，都是有关建党的事情。

然而，关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三位参与者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新中国成立以后，张申府和去了香港的张国焘谈及这段往事，却各有版本。

张申府说：“1920年9月十几号，罗素来中国讲学，我去接罗素，到了上海。我同陈独秀谈过建党的事，我们认为既然组织起来了，就要发展，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取到党内来。从上海回京后，我把和陈独秀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当时北京只有我和李大钊两个党员，我们一致认为要发展党员。发展谁呢，首先想到了刘清扬，是天津人，五四运动中表现很积极，是一个女界的学生领袖，曾被警察关注过。她不干，没有发展。不久张国焘回到北京。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也很活跃，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而张国焘的说法却与张申府的大相径庭：“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留学。我们这三个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对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成立情况，还有一个权威的资料，那就是1956—1957年由当时的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集，对于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有最可靠的详尽材料。这份报告是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据认为是张国焘）执笔的。对于北京党组织的成立过程，报告这样写道：

北京的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十个月以前才产生的……在去年（1920年）10月这个组织成立时，有几个假共产主义者混进了组织，这些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我们增添了不少麻烦，可是由于激烈的言论，他们使自己和整个组织脱离了。他们退出以后，事情进行比较顺利了。

中共驻共产国际报告中提到的几个假共产主义者，一如张国焘的回忆所说，是李大钊先生接洽的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都是当时北大的学生，却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当时北大里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并不抵制，他们还定期出版《民声周刊》，发行一种小册子，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引起了李大钊的注意。然而，他们与共产主义者有一个根本分歧，就是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觉得革命尚未成功，离专政还远，便不计分歧，吸收黄凌霜等人携手并进。

那天下午，一群白鸽掠过北大红楼图书馆屋顶，盘旋于苍穹，由一只领头的信鸽引领，发出尖啸般的鸽哨，在湛蓝的天幕留下一道道弓背般的弧线。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一层东南角一隅的李大钊办公室，党的早期组织“共产党小组”正式成立，起初为三人，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不久，又吸引了一批新成员，他们是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九人。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到任何组织，所以会议未设主席，也没有记录，先由李大钊说明了发起的意义，接着张国焘介绍了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运行的情况。与会者一致表示组党，但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坚持，便不设书记。李大钊负责联络，张国焘负责职工运动的发动，黄凌霜、陈德荣创办《劳动者》周刊，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可是到了11月，北京的党组织发生了意见分歧，信奉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陈德荣等人向李大钊发难，主张自由联合，不赞成党内所谓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进行一致性的宣传。然而经过一番讨论，几个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固执己见，连一向春风大雅的李大钊也为之头疼，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

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有九人说，还有十人至十五人之说，但俄国人纳乌莫夫根据口头调查于1927年写就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有如下记录：

组织中八位同志，有六名无政府主义者，两位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黄凌霜为首，两位共产主义者是李大钊和张国焘……三名无政府主义者不久脱离了北京的组织，但是因为有（一）邓中夏、（二）罗章龙、（三）刘仁静、（四）名字不详等四人的加入反而得到了加强。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肯定了这样的叙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自一开始参加的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后来又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人的加盟，而形成共产主义派的主导了。到了1920年底，这支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已经卓然成军。

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了一些成员。到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或许，这样的叙事就是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