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晨曲 俄乡密使

1990年，王会悟已是九十二岁高龄的老奶奶了。她感到自己真的老了，不仅耳背，眼睛也不好使了。当年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美眸已经失去光泽，晶体浑浊了，眼前总飘着一层云翳，观物愈发模糊了，得戴一副高度的老花镜才勉强看得清，有时还会认错人。孙辈偶然来家里，总爱驻足于那一幅年轻的美人照前，感慨万千，说会悟奶奶当年绾一个发髻，着一件七分袖旗袍，再戴上金丝边眼镜，就是一位江南淑女呀！2019年初夏，我站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老照片前，注视着这双眼睛，它属于那个远去的年代，明眸如月，秋水一样明净，却飞扬着无限的激情。笑起来，可挽东风一片，眼里溢满了水，能装满嘉兴的两个月湖。

老啦！王会悟摇头，吴语呢喃。孔夫子说，老而不死是为……如今我成了儿孙的拖累呢。哈哈！晚辈们笑了，奶奶说什么呀，您一辈子积德，才会如此高寿啊。王会悟摇头，活那么久做啥呀，自己受罪，还欠别人。好在，我已走在向马克思报到的路上，快到八宝山门前啦。

“人间正道是沧桑。”王会悟常念叨老友毛泽东的那句诗，来路匆匆，去路苍茫，一条人间正道，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了多少年？她就要到百岁了，历史长河，百年不过一瞬。往事如烟云。王会悟率性乐观，不愿纠结旧事、旧人。然，快到建党七十年了，总有报纸、电视以及研究党史的人来访，因她参与过中共一大会议筹备，是唯一健在的亲历者。她摇头，历史早摆在那里了，人老了，爱说车轱辘话，尤其是一个人经历了九十多载时光，繁华如梦、如电、如幻。风雪、风雨过后，早已经换了人间，白发、夕阳、青山，她觉得自己就像一架老唱机，回忆的唱针一放，嵌入一圈又一圈的轨道，最后的落点仍旧是中共一大召开前后那十天，似乎她的光荣与梦想、幸福与缺憾，都浓缩在那十天之间。因此，那些过去的日子，掠过她脑际，从已经不太关风的唇齿间流溢出来的，仍旧是陈独秀、李汉俊、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张国焘、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名字，她只讳谈一个人。

可是，总有年轻记者，会在无意之间碰触到她早已结痂的伤疤。一天，一位记者在访问中突然问道：你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住的时候，见过俄国人维经斯基吗？

维经斯基？王会悟犹豫了一下。历史太久远了，这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她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年轻的记者将《李达自传》翻了一下，捧着书，凑上前去，说，在《李达自传》里有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叫“Voitisky”。王会悟一眼就看到李达的名字，心里咯噔了一下，虽然隔着近百年，隔着一条天河，但是1920年夏天初见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

会悟奶奶！年轻人重复地问了一句，你见过维经斯基吧，他的中文名叫吴廷康。你说吴廷康啊，岂止是见过，我还在他们办的学校念过俄语呢，教员就是维经斯基漂亮的太太库兹涅佐娃，还有杨明斋，后来去莫斯科的少奇同志、任弼时同志、李立三同志，都在他们办的外语学校补习过俄语。

……

一口桐乡话，吴语呢喃。那天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入夏后淅淅沥沥的梅雨，最终化作暴雨倾盆。电视屏上，反复在播一头银发、戴着高度老花镜的王会悟讲着上海贝勒路（今黄陂路）、望志路（今兴业路）交叉口树德里石库门里的那场群英会，还有嘉兴鸳湖旅馆及红船里的故事。她身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对襟外衣，神情沧桑，让我灵光遽然一闪，《天晓——1921》的讲述者找到了。这个讲中国故事的老人，非王会悟莫属。

说说万里俄乡来客吧。

那天，王会悟讲起维经斯基的最初来路。

1920年维经斯基出发时，海参崴 仍旧蛰伏在漫长的冬天里，海山天地白，积雪掩埋了白桦树落叶，褪尽盛装的亭亭白桦，像藏在雪国中的女神，裸着臂膀，将手指伸向了天空，在湛蓝色的天幕上留下一道道抓痕。夕阳一照，仿佛整个苍穹都在流血。

海参崴城通往港口的路上积雪被雪橇碾轧过后，化作一道道坚硬的冰辙，阳光洒下来，红红的，闪闪发光，犹如大地上的一条条脉管，青筋毕露，通向海参崴港，通向远东，也通向世界。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坐在爬犁上，那年，他刚刚二十七岁。爬犁后边，坐着他的娇妻库兹涅佐娃，还有几个旅行箱。再往后的两架爬犁上，有他的助手季托夫及夫人，还有谢列勃里亚科夫和朝鲜社会活动家金万谦。此行，维经斯基还带上了一个华裔老布尔什维克杨明斋做翻译。

马蹄踩在冰雪上，沙沙声，轧轧声，旋律四起。积雪厚度不同，奏出来的音调亦不同。马蹄声咽，前路茫茫，将要踏上一个古老的国度，会像现在的雪地爬犁一样顺畅无阻吗？维经斯基耳边还回响着俄共（布）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 的松木屋里，俄共中央政治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对他的最后交代：格里戈里同志，派您去中国，以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记者身份做掩护，在那里长住一段日子，把组织搞起来。这几年，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还有俄共远东州委多头并进，对中国、朝鲜甚至日本等远东地区做工作，派往中国的同志有两三拨了，包括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可他们接触的多是一些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布尔特曼回来说见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邓中夏。 波塔波夫倒是见过陈炯明，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有名的“社会主义将军”，真的言如其人吗？我有些怀疑。还将中国陈独秀写给列宁的信转到莫斯科，情报未必摸得准啊。俄西伯利亚、俄共远东州委、远东共和国、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甚至还有共产国际都在向中国派人，各个系统杂乱无序，组织上很混乱。派您到中国，就是因为您有国际视野，在美国待过，应变能力强，您的任务就是调查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社会运动，尽可能物色社会主义者，若有可能，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明白！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同志。维经斯基的眼里充满了对他的敬重。

爬犁在空旷的雪野上划下两道深深的辙痕。极目远眺，这些辙痕也有维连斯基同志留下的吧？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知道，内战之前，维连斯基曾在俄国远东和西伯利亚活动，白军叛乱后，硝烟弥漫，战争烽火四起，他从远东避乱回到莫斯科，目睹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中国代表身份之争。后来，俄共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大会在鄂木斯克秘密召开，为摆脱“1919年苏俄与外部世界完全孤立”的境地，西伯利亚的布尔什维克们将视线越过乌拉尔山，投向远东。基于此，维连斯基于8月上书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在东亚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获俄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离开莫斯科赴任。交给他经营远东的使命：一是鉴于中、美、日三国利益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加剧这种冲突；二是唤起中国和朝鲜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外国资本家压迫的自觉行动；三是努力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中国、朝鲜和日本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四是积极帮助中国和朝鲜建立游击组织。 彼时，中亚铁路因为内战中断，维连斯基一路辗转，在俄罗斯大地上颠簸了二十多天才进入西伯利亚，在那里活动，一直滞留到了年底。1920年元旦过后，白军被打败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他于2月14日进入伊尔库茨克，随后再赴海参崴，统领对远东的红色渗透。

冷山苍苍，谁主远东沉浮？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很清楚，他是由俄共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派遣的，今后关于中国的报告必须投向那里。可是这一切都瞒不了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同志，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幕后总指挥。那一年，维经斯基二十七岁，已经加入布尔什维克两年了。维连斯基派遣他入中国，或许正是看中他游历北美的经历。说起来，一位底层的布尔什维克能够闯荡世界，在当时并不多见。1893年，维经斯基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州涅韦尔市。十四岁初中毕业后，他就踏入真正的社会大学，当过印刷所排字工人、事务会计。二十岁闯入北美。两年后，加入美国社会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后来辗转美国、加拿大，生活了五载。1918年春天，维经斯基站在甲板上，朝着故国的海域眺望，大轮船将从中国黄海驶向海参崴，这是他当年从青岛上船，闯西伯利亚走过的一条海路。

时隔百年，我也在悄然叩问、追寻俄乡万里来客们入中国的路线。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一行会走陆路吗？从绥芬河入关，然后从哈尔滨直到北京？抑或走水道，坐船环中国黄海、渤海湾，从天津港登陆？翻阅多部有关中共一大俄乡密使的书，皆无答案。那天晚上，我伏案夜读日本著名中共党史研究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看到《魏金斯基 的活动》这一节时，眼前遽然一亮：

《报告》只说他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被派往“中国上海”，没有提到所取的路线——尽管从当时的交通情况判断，一般应该走海路。他们可能先到天津、北京，然后又去了上海，也可能径直去了上海。不过，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信里写到经由北京收到了电报，还报告了天津的联络地址；所以，先到北京的可能性要大些。当时接触过魏金斯基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也说，他先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然后按李大钊的意见去了上海。

我读过的《李达自传》和张国焘《我的回忆》以及《包惠僧回忆录》，三人皆持同一种说法，维经斯基入中国后，先见李大钊，再持信赴上海会陈独秀。显然，石川祯浩的推论更接近史实，维经斯基到中国走的是海路，环太平洋沿岸航行，从天津上岸，第一站是北京。因他与中文翻译杨明斋当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两眼一抹黑，必须找中间的牵线搭桥人，这个人就是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俄语系教员的中国通鲍立维，以及北京大学法语、俄语教授伊万诺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