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鸥渡、平度，问君归于何处？

会悟奶奶，您认识一个叫杨明斋的人吗？党史工作者喃喃问道。

当然认识。王会悟脱口而出，他是维经斯基从海参崴带来的翻译呀，操一口山东腔，但我辨不出他的老家在哪里。

是我们平度人哪！那天晚上，我入青岛，准备为青岛市作家协会创作班讲一堂非虚构写作课，在与接待我的青岛市作家协会的卢戎和青岛日报社文艺部主任张祚臣聊天时，聊起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是《天晓——1921》，辽宁出版集团旗下万卷出版公司约的一部书。张祚臣一听，问道，这书里会写到一个人吗？我问是谁。他说杨明斋。当然要写他了，绕不过去呀，我答道，他是俄共（布）远东州委的密使维经斯基的翻译，一个俄罗斯的华侨，双料布尔什维克。我长叹一声，可是结局很悲惨，他从中国回到海参崴之后，好像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被枪杀啦。张祚臣说，他可是我们青岛平度人啊。真的呀！那我要去平度，采访他的故乡，明天讲完课能去吗？张祚臣摇头说，徐老师，路有点儿远，时间恐怕来不及。不过明天平度市作协主席也来听您的课，我向他交代一下，会安排好您的采访行程。

第二天下午课间休息时，平度市作协主席果然找来，说徐老师，我们随时恭候您去平度。好的，我点了点头，真是有点儿得来全不费功夫。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杨明斋是个谜，犹如西伯利亚风雪中闪过的一只雪白银狐，来有踪，去无影，即使在他的家乡平度，老百姓也知他甚少。毕竟岁月太遥远了。鸥渡，平度，一只海鸥远去，凭空撒下一片白羽，从此不返。幸哉，家乡人民没有忘记杨明斋，平度县 委于20世纪80年代，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寻找英烈活动，杨明斋，就是他们要找的平度第一人。

1982年，张升善出任平度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挖掘平度县党史的重要人物杨明斋。

杨明斋是谁？张升善如坠入五里雾中。在他的英雄记忆谱系中，并无此人。

杨明斋是我们平度人哪，多次去过苏联，是中共早期的革命活动家。领导交代道。

还有吗？才一句话。

没啦！领导仰天长叹，这是他手中唯一的信息，多一句也没有。

那天，张升善面对一位革命者的逝水年华，一如窗外平度夏日的田园，野旷孤树低，荒芜乡间路，英雄在哪里？他到哪里去喊魂，喊英雄回家。

那天在平度县，张升善说，仅凭一句话寻找杨明斋，不啻是大海捞针，一查就是一年半载。查到民国初年，平度有六个杨姓男子去了俄罗斯，接下来是一轮轮排查、排除。他发现万里雪国，茫茫大荒，真的是一条不归路，六位杨姓壮士，有的一去不复返，有的曾经回来过，之后又去了，消失在风雪深处，信息比对不符。

找了一年，一无所获。

发动全社会来找吧，搞一个寻找杨明斋的活动，通过报纸、广播来找，等于在全县大撒网。张升善的同事向他建议。

只能这样了。张升善魂不守舍，说，向县里报纸、广播求助，或许会有知情者提供线索。

于是，平度县电视台展开了一场寻找杨明斋的活动，鸥渡，平度，搅动一池春水。

谁是杨明斋？平度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发起寻找英雄的活动。

平度之子啊，上海早期共产党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备者之一，俄共（布）和中共最早的双料党员。

真的啊，平度还有这样的仁人志士，平度人的骄傲啊，了得！

岂止是平度，还是青岛、山东乃至中国的骄傲。

消息刊登后的第二天，马戈庄村民杨德信给张升善及县委党史办写来一封信，说报纸上这个杨明斋，就是他的大爷。

真的啊！有回响了，那天张升善奔走相告，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就在一两天。那天，张升善格外激动，我们寻找一年，从公安局查，挨村访问，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没想到登报第二天，便获得如此重大的信息。时值冬日，齐鲁风雪迷茫，英雄踏着白雪归来，像骑着一匹大白马归乡，张升善要去请烈士回家。

那天从县城通往马戈庄的道上，下了好大的雪。张升善骑着自行车上路，没走多远，就骑不动了。无法骑车，张升善就推着车，迎风冒雪走了十多里路，终于赶到杨德信家。反复询问，父母是谁，兄弟几个，住几间屋，什么时候去的俄国，甄别，判断，最终确认，杨德信提供的信息是真的。

那一刻，张升善长舒了一口气，村里还有人见过杨明斋吗？

有啊！

是谁？杨仁曲呀，说当年曾在莫斯科见过杨明斋啊！不过岁数大了，耳朵有点儿背。快带我去，这可是活历史啊。

风雪夜来人。那天推门一看，杨仁曲已是耄耋老人，张升善翻开笔记本就记，海参崴、莫斯科、伊尔库茨克，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在他面前浮现，他获得了第一手杨明斋在俄罗斯的始末。

末了，杨仁曲告诉他，去北京吧，找一个叫张文秋的，她知道更多杨明斋的故事。

你说张文秋，毛泽东的亲家，刘思齐、邵华的妈妈？张升善激动得快跳起来了。

是呀，老汉平静地说，张文秋是平度媳妇，她养了两个好女儿，刘思齐、邵华，都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天哪！真是信息爆炸。张升善如获至宝。

风雪过后，一个个惊天的谜团陡然解开，一幕幕英雄的场景骤然拉开，杨明斋的形象，从一个发黄的名字，渐次复活、清晰起来，正是张文秋提供的资料，促成了《杨明斋》一书的问世。

对于工农出身的革命者杨明斋，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维经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做助手，路经北京，由鲍立维介绍与李大钊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维经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维经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维经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鲍立维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可以说，此时的杨明斋是维经斯基的向导兼翻译。此前，俄共伊尔库茨克共和国和远东州委都向中国派遣过一批人，皆无功而返。维经斯基身担重任，特别倚重杨明斋，此行中国，见谁与不见谁，都是经过杨明斋精心策划的。

在杨明斋的帮助下，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

维经斯基未曾说明的四位中国革命者之一，当时的情报煽动处负责人，就是杨明斋。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处报备时这样谈道：

情报煽动处成了俄华通信局，现在该局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局，我们希望扩大它的规模。我们通讯局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

可以说，此时杨明斋已经身兼三职：维经斯基的翻译、情报煽动处俄华通讯局的负责人和外语学校的教员，在外语学校专门为各省半工半读互助会的共产主义者赴俄前进行语言培训。对于赴俄罗斯前并未受过大学教育，至多在老家念过私塾，甚至连新式小学都没读过的杨明斋来说，跟着村里的年轻人，从青岛登上驶往日占海参崴的船，从此，命运就彻底改变了。他不仅学了一口流利的俄语，还加入俄共（布），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杨明斋处事很有智慧。陈独秀、维经斯基都是有性格的人，陈独秀特立独行，性格狷介；维经斯基直率坦诚，脾气火暴。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谈话时，杨明斋见惯了他们之间的争吵，且陈独秀又固执己见，杨明斋只好在脑袋里装置一个过滤器，去火暴之语，留下春风大雅，省得吵了嘴，弄翻了两党关系。李达说杨明斋“是个好人”，周恩来也曾说杨明斋是“忠厚长者”。看来，他的品德是无可置疑的。

据张国焘回忆，维经斯基离开中国时，杨明斋并未与他一起回俄国，而是亲自见证了中共一大的召开。中共一大后，他正式由俄共（布）转为中共党员。此后几年，杨明斋做过几件堪称载入史册的事情。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的同时，决定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请杨明斋指导俞秀松进行建团工作。不久，在杨明斋的住所渔阳里6号宣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的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明斋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曹靖华后来回忆道：“20年代初，在举世闻名的所谓‘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在当年的‘法租界’的渔阳里6号住房楼下的一个大房间的门外，挂了一块木牌：‘外国语补习学校’。所谓‘外国语’者，实际只有一种：俄语。教师只有一位：杨明斋……实际上，这个‘补习学校’的代号，就是S. Y.（即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C. 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从这个‘补习学校’向莫斯科派出的学员中，有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其时名为柯怪君）、萧劲光、王一飞等人，都是从渔阳里6号走出来的。”

后来却出了一件导致杨明斋与陈独秀分道扬镳之事，那就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陈独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是当他看到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策略，且对于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扩大共产党的力量与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遂同意了。

这咋能行？这不是同流合污吗？杨明斋从内心崇拜陈独秀，觉得这位大教授有水平，演讲起来激情飞扬、滔滔不绝。然而，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情，他与陈独秀大闹一场，指责其是将共产党出卖给国民党，并为此声称不愿再与陈见面。他是性情耿直的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说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会发生合作问题。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共两党共同哀悼，自在情理之中。苏联方面这时宣布：为了纪念孙中山，决定在莫斯科设立“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为中国的国共两党培养干部。从各地选拔的学员，需有人张罗出国事务并负责护送，杨明斋便成了不二人选。1925年10月，杨明斋与周达文率领第二批学员，从上海出发赴苏联，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孙冶方、张琴秋。那年深秋，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明斋留在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当时的中山大学学员盛岳（忠亮）后来有这样的回忆：

1925年，当中山大学还在筹备阶段时，杨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1927年夏，当我们全都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卡时，杨明斋到了这个地方，向学友们告别。他说，他接到了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推荐他去中共中央做负责工作。因此他就要启程去中国。我听说他到上海后，中央审查了他的履历，估计了他的能力，指派他到天津去担任一些不太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我所能够知道的关于他的最后的消息。

杨明斋回国并不顺利，先在天津做了一段党的工作，后到北京赁屋隐居，写作第二本书 《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共十五万字。出版当然不易，还要自费。为省钱，杨明斋将书稿删至九万字，于1929年2月在北平出版。后来，杨明斋化名杨和贤，到冀东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国文教员，境遇也不好。1930年春，杨明斋重返苏联后即被逮捕，流放到托木斯克。在流放生涯中，杨明斋开始写第三本书。当时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曾经看望过他。据师哲说，杨明斋脾气很古怪，整天关在屋里，每天只生火一次，吃喝拉撒均在一室之内，因此室内脏乱不堪。杨明斋在勤奋地读着、写着。这说明，杨明斋的精神有点儿不正常了。

1936年，苏联开始肃反运动。翌年，杨明斋再次被捕。在黑牢中挨了一段时间后，又被释放。出了黑牢的杨明斋，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仍然继续他的写作。但苏联的政治保卫机构没有让他把第三本书写完。1938年2月7日，杨明斋又一次被捕，罪名是“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

5月26日，枪响了，杨明斋应声倒在了苏联大地上。

鸥渡，平度，一个山东人民的儿子，那只飞洋过海的沙鸥，最终未能衔一枝芦苇，飞回平度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