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通
一、丝绸之路青海道的界定
青海处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北部,周围被部分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积石山等山脉所环绕,地势由西向东倾斜,境内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均在 2000 米至 4500 米之间。与同处这一地理单元内的西藏高原相比较,青海的自然环境更为优越。湟水、黄河谷地和柴达木盆地的海拔只有 2000 米至 3000 米,境内大部分地区地势起伏和缓、地域辽阔,由各条山脉所分割形成宽谷与狭谷地带,根据不同的纬度高低形成若干条从西北向东南方向延伸的自然通道。活动在青海不同地区的古代人群,通过长期适应这一自然环境,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顽强地生存繁衍,同时也利用这些高原通道积极向外开拓发展,书写了青海古代文明史。水涛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方,地域辽阔,南北、东西自然环境差异甚大……作为中国一个局部的大西北地区,地理环境更为封闭,这里恰好处在黄河文明与中亚文明的中间位置,是不同文化接触、渗透的敏感地带,也是探索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关键地区” 。青海作为大西北地区的战略要地,自远古以来便有史前人类频繁的迁徙活动来往于此;而且著名的“青海道”在南北朝时期曾经一度还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干道之一。
丝绸之路青海道,顾名思义,就是中西陆路交通主干道东段经过青海地区的通道,具体是指先秦以来自东段起点西行经湟水流域、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与中西陆路交通主干道西段相衔接的道路。近年学术界也有将其称为“丝绸之路南线”或“丝绸之路南道”者,因丝绸之路青海道与中西陆路交通主干道东段的南线大部分重合,且居于主体地位,这样称呼也是可以的。不过,也有人将其称为“南丝绸之路”,则很不妥。“丝绸之路南线”与“南丝绸之路”字面上似乎差别不是太大,但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般“南丝绸之路”即前述“西南丝道”或“西南夷丝道”,特指的是从四川南行,经过云南,出国境后继续南下,通往越南、缅甸、泰国、印度等国的丝绸之路通道,它是南北走向的通道,与东西走向的“丝绸之路南线”大相径庭。
丝绸之路青海道是丝绸之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关键节点,它与青海省以外的其他通道,如丝绸之路主干道东、西段的某些线路组合,共同构成沟通中国与域外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青海道在某些历史时段享有与河西走廊线同等重要的枢纽地位。
丝绸之路青海道在历史长河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两汉时期,《史记》《汉书》等典籍将青海道称为“羌中道”;南北朝前期至盛唐前期曾被史书称为“青海道”、“河南道”(“吐谷浑道”),其具体走向也与此前有所不同;这时“唐蕃古道”也异军突起,使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构成更趋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两宋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曾被称为“黄头回鹘道”或“青唐道”。丝绸之路青海道就是以上所提及的“羌中道”、“吐谷浑道”(又称“河南道”)、“唐蕃古道”、“青唐道”的总和。尽管不同时期的史书中对丝绸之路青海道有所提及,但只是只言片语,记载很不充分,致使其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由于正史忽于对该道的记载,加之以往学术界对其研究不足,故丝绸之路青海道名气不够大,过去有的教科书上提到丝绸之路时往往漏掉青海道。
二、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初创
丝绸之路的开辟,并非如人们所熟知的始于汉代张骞的通使西域或丝绸贸易的出现,实际上可追溯到更早。丝绸之路青海道是古代青海先民长期辛勤开拓的结果。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 3.7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在青海的土地上。小柴旦湖滨发现的石器组合和加工方法的风格证明他们来自中国华北地区。他们逐水草而居,进行狩猎、采集等生产活动,在柴达木盆地、江河源头、青海湖沿岸、河湟谷地、祁连山下留下了其足迹。在先民们为了生计迁徙奔波于高原大地的同时,踩踏出了许多比较固定的道路,产生了青海最原始的交通。这些比较固定的交通线路的出现,为此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开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文物证明,早在青铜器时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就已经开始。如西域与中原的玉石运输很早。 今青海省境通往西域的古道起码从距今 4000 年前的远古社会即开始存在,早期应该叫“玉石之路”。因为青海民和县喇家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玉器,据专家考证,玉材“均带有西部玉料的特征。经初步观察鉴定,认为属于广义的昆仑山玉,很可能玉料来源于昆仑山东麓的格尔木,也就是广义的和田玉” 。而玉器的器形则以礼器为主,如玉璜、玉琮、玉璧、玉圭等,也有生产工具,这些礼器所代表的文化又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这种现象无疑反映的是东西文明双向交流的史实和过程。
青海省发现的最早的陶器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器物。甘肃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西传的地方变种。可见陶器文化自东向西的传播轨迹确实存在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认为,距今 4000 年前的齐家文化炊煮器绳纹敛口陶盉等,其领及耳部压刻花纹的灰陶罐,与出自西伯利亚及北欧所谓之“康式陶器”关系极为切近;他还认为齐家文化双大耳罐,“颇与希腊及罗马古代之安佛拉(Ampfora,一种两联底瓶)有几分相类之处”,他曾称此类双大耳罐为“安佛拉薄肉高领瓶”。 如果此说成立,则表明西域与中国内地的交流与沟通由来已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多处古遗址古墓葬出土的彩陶与甘肃、青海的史前彩陶有着密切的联系,说明甘青地区与西域文化交往与影响是双向的。
除陶器之外,铜器的中西交流互鉴也由来已久。“可以说,青铜器本身就是承载着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遗产,目前的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证明,青铜冶铸技术很可能起源于西亚地区。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中可能与西方有关的因素有很多。” 与齐家文化时代相当的青铜器遗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均有发现,某些器物有共同之处。例如与青海贵南县出土的形制类同的齐家文化铜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多有发现,特点均是呈圆形薄片,边缘上穿单孔或并列 2 ~ 3 个小孔, 或可作为佩饰之用。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是广布欧亚草原东部的一种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其年代大致为距今 4000 年至 3000 余年。广布祁连山南北的齐家文化和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有密切关系。青海西宁市沈那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型倒钩铜矛(长 61.5、宽 19.5 厘米)与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同类典型器很相似。青海大通县文物管理所也藏有一件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长 34.2、宽 11.4 厘米,其形制与沈那遗址出土倒钩铜矛大致相同)。 这些青铜器物的发现也是丝绸之路开辟很早的具体例证。考古学家推想,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 首先影响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
三、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形成
大约到了东周时期,我国境内已逐步形成了三条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线,其中一条就是丝绸之路东段南线,又称青海道。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根据河西走廊为少雨的干燥戈壁地带,史前人类遗址较少,而湟水流域考古文化密集分布、与渭河和洮河流域相类似的情况,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断,认为汉代以前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似乎在湟水流域而不在河西走廊 。虽然现在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推断,但它起码说明,先秦时期青海的道路交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丝绸之路青海道已经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也已经显现出来了。
带有“缒杖”武器的岩画图:1.青海舍布奇岩画中佩以“缒杖”武器的骑猎图;2.俄罗斯卡尔贝克-塔什地区佩有“缒杖”的武士形象;3.新疆石门子呼图壁岩画中佩有“缒杖”的人物形象
如公元前 3 ~公元前 4 世纪在中亚地区岩画中广泛流行的带有“缒杖”武器的形象,出现在青海较早期岩画如舍布齐、野牛沟、卢森等地点中 。广泛分布于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文化,时代为周至汉代,一般认为属羌人文化,其面貌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同时期的考古文化也有密切关系。表明两地的先民们互相有走动,有沟通与交流。在此前后,羌人在向各地迁徙的过程中,又开辟出了通往今西藏自治区、西域及西南地区的道路。可以说,青海交通网络在这个时候已经初具规模,丝绸之路青海道在这个时候也基本上有了雏形。
河南省汲县战国墓出土的古籍《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巡的故事。《穆天子传》中的“穆王”实际上是战国时期曾赴西域的中原商人“模特儿”,周穆王西巡是由东而西贯穿了青海之境的。但《穆天子传》中所正确记述的山川道里,若非作者亲身经历或听旅行家讲述,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这也是由中原取道青海进而通达西域的道路在战国之前即已被开通的证明。笔者认为,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当系当时文人以五六百年前周穆王西巡的历史事实为素材加工创作的文学作品,其中基本事实如穆王驾八骏良马西巡到达今青海的事与《竹书纪年》《史记》有相符之处,但增加了许多臆想的细节描写。《四库全书》将《穆天子传》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该书提要认为它所记比起《山海经》《淮南子》来“犹为近实”。《穆天子传》卷 1 记:“天子西济于河□,爰有温谷乐都”“八骏之乘以饮于枝洔之中,积石之南河。” 这里提到的“乐都”“积石”,都是今青海境内的地名。《穆天子传》中的“穆王”这个曾赴西域的中原商人代表,经商的对象是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商队携带的商品有金银制造的各种器物,丝绸锦缎及其织成品,染衣和化妆用的红色颜料朱砂,肉食调味品桂皮、生姜等,交换的品种则多为马牛羊猎犬以及黍粟等。我们从《穆天子传》的记载中起码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穆王”一行所走的路线与后世中原通西域的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好几百年,中西交通的南、中、北线已基本上畅通无阻了,青海与外界的联系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