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岁月

1877年春天，23岁的严复和其他11名同学被选派赴英国读书。这一群留学生在李凤苞（1834—1887）与日意格的带领之下出航，随行人员还有马建忠、陈季同、罗丰禄等。他们于3月31日搭乘“济安号”抵达香港，4月5日由香港出发赴英国。5月7日先抵达法国马赛，部分留法成员先行下船，5月11日抵达英国的普兹茅斯（Portsmouth）港。两天之后，他们去伦敦波特兰街45号的中国公使馆，会见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公使任期自1877年1月至1879年1月）。6月25日外交部门准许留学生访问普兹茅斯的海军工厂。其后严复等学生在普兹茅斯海军基地实习了3个月，9月参加考试，严复被位于伦敦近郊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录取。在英国外交部，有一份清国留学生当时留下来的履历，严复的部分如下（中文部分为笔者的翻译）：

Name: Yen Tsung-Kwang （严宗光）

Age（年龄）: 23

Time in the Naval School at the Imperial Arsenal Foochow（在福州船政学堂就读时间）: 5 years（五年）

Time on Board the Training Vessel（在实习船的时间）: 6 years （六年）

Time of Active Service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Navy（在中国海军任职状况）: Remained a Navigating Oficer of the Training Vessel（曾任实习船的航海官员）

Time Spent in England（在英国期间）: From May 1877（1877年5月开始）

Rank in the Chinese Hierarchy（级别）: An oficer of the 5th rank（第五级的海军官员）

Remarks Made on the Merits of the Oficers by the Captains in Command of the Training Ship of the Arsenal at Foochow（实习船指导者之评语）: From Captain Tracey R. N., “Very clever oficer and navigator”（来自英国皇家海军的德勒塞认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官员与航海者”）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严复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求学，至1879年的夏天毕业返国。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设立于1873年，其目的是提供各种层次的海军军事训练；严复在此读书时负责校务的是校长沙德伟（Sir Charles Shadwell）与学务长（the Director of Studies）、赫斯（Dr. Hirst）等人。

有关严复留英的经历，在郭嵩焘的日记中有不少记载。学校的东区是弹道学、工程学、科学、数学和德国与意大利研究的专区。西区则是餐厅、教堂、博物馆等。英国学制中学期从10月开始，至次年6月结束。严复主修海军驾驶，上课的内容包括数学、化学、物理、机械、航海与国际关系等。就在这一段时间，严复与郭嵩焘成为忘年之交。郭之所以欣赏严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能见微知著、识见不凡，是一个深具潜力的人才。两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交谈可能是在1878年2月2日，在郭的伦敦寓所举行的庆祝中国旧历年的聚会之上，郭与严复谈话后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郭在日记记载“格林里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其（严）言多可听者”。

1878年3月12日严复与郭嵩焘讨论到张自牧（力臣，1833—1886）的《瀛海论》。张自牧是郭嵩焘的好友，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两人讨论时事、洋务，甚至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案，郭嵩焘称赞他“于洋务所知者多，由其精力过人，见闻广博，予每叹以为不可及”（1879年5月9日日记），由此可见两人关系匪浅，且在积极认识西学上具有共识。在郭嵩焘出使之前，曾保举当时为“布政使衔贵州候补道”的张自牧作为二等参赞官，后张因故未能成行。严复知道张为郭之老友，却在郭嵩焘面前很直率地批评了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例如张自牧认为基督教其实是源于墨子的想法，加上印度、阿拉伯的观点。他在《瀛海论（中篇）》中说，“耶稣天主之教……盖墨氏之本旨，而缘饰以桑门天方之说，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而一以朋友之道处之，博施尚同，而昧于本末亲疏之道”。张自牧并表示“天主”二字源于中国。郭嵩焘记载了严复对他的质疑“特妙”：

其辟力臣论十字架及天主之名乃特妙，以为力臣之言：“天主二字，流传实始东土”，不识所流传者其字乎？其音乎？其字Roman Catholic，其音则罗孟克苏力也，何处觅“天主”二字之谐声、会意乎？

严复了解张自牧的“西学中源论”说法具有积极开拓西学的意义，张自牧借此指出不应排斥西学，且儒者应以不知西学为耻；不过严复也看到张自牧思想中与旧有观念妥协的部分，他批评张自牧对铁路、机器的保守态度，以及对海防工作的忽略。这一谈话之中严复明确地批判那些不在乎西洋文明，以及认为西方文化中国古已有之的人，这一议论深获郭之赞赏，而感到两人在精神上十分契合。

1878年5月30日，郭和几位官员访问了皇家海军学院，他们到严复的宿舍参观，了解学习状况，并观看严复为他们示范的科学实验。严复还告诉郭，他深深地为西方学术所吸引，但担心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充分掌握其精髓。1878年的6—7月，严复随郭赴法国访问，参观了许多地方，如天文台、下水道、卢浮宫、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宫、万国博览会会址等，还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并留着长长的辫子。

郭嵩焘公开地表示他很欣赏严复的才能，认为严复的英文水平比他自己的译者还要高，严复将来若留在海军有点可惜，应让严复办理外交，或成为一位国人景仰的学者。他唯一一次对严复的批评是在1878年7月16日，他说严复虽有才气，然个性过于狂妄。继任英国公使的曾纪泽（1839—1890，1879年2月后接任）也对严复有类似的批评，只是他又说严复中文欠佳，而且认为郭对严复的赞扬助长了他的骄虚之气。他在1879年4月4日的日记中提道：

核改答肄业学生严宗光一函甚长。宗光才质甚美，颖悟好学，论事有识，然以郭筠文褒奖太过，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近呈其所作文三篇曰饶顿传、曰论法、曰与人书，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玉之于成也。

曾纪泽的日记内容后来被翻译为英文，并刊登于国外报纸，同时也传到国内。郭嵩焘在1879年8月9日读到友人出示的曾纪泽日记：“刘伯固送康侯（按：为刘蓉之子）回自上海，见示曾劼刚日记一本，讥刺鄙人凡数端：……一论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由此可见郭嵩焘也认为此一批评“犹近事理”。这样看来，严复似乎并非个性圆融之人，而是锋芒毕露，具有狂妄、骄傲之气，这很可能是后来他难以适应中国官场风气的根本原因。严复对曾纪泽也没有好感，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劼刚门第意气太重，天分亦不高，然喜为轻藐鄙夷之论。日记中所载中西时事，去事理甚远。所带人从，皆赘疣也，于使事毫无补济（1879年8月28日）。”郭嵩焘阅后的反应是：“又陵言自有理，亦正嫌其锋芒过露，劼刚谓其狂态由鄙人做成，则亦不知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也。”严复后来对自己年轻时的个性有所反省，他说“仆当少年，极喜议论时事，酒酣耳热，一座尽倾，快意当前，不能自制，尤好讥评当路有气力人，以标风概。闻者吐舌，名亦随之。顾今年老回思，则真无益，岂徒无益，且多乖违”。

严复也在留学英国时开始接触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如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演化论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培根（Francis Bacon）、赫胥黎（Thomas H.Huxley）、边沁（Jeremy Bentham）、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亚当·斯密（Adam Smith）、弥尔（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学说。同时严复也开始观察英国社会，注意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一方面看到英国人从小锻炼身体，因而较为强壮，这引发了他后来在民德、民智之外，对于民力的提倡。再者严复在观察英国法庭判案之后，对英国法律在执法时的公正性，留下深刻的印象，郭嵩焘也很同意他的看法。严复说“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这些经验让他了解到中国制度的缺陷，并思索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1879的夏天（8月间），奉船政大臣吴赞诚之命，25岁的严复返国。8月14日他曾前往驻英使馆拜谒曾纪泽，向其辞行，随即回国，结束了留学生涯。9月开始任教于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月薪百元。次年底因陈宝琛推荐——认为他“器识闳通，天资高朗，可胜大任”，严复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洋文正教习”。他在北洋水师学堂服务了近20年，并在1893年升为该校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