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情缘（一）：原配王夫人

在介绍严复自英返国，开始从事教育与学术工作之前，我们将焦点转移到他的婚姻与家庭生活。严复一生有二妻一妾，共生了五男四女。严复的第一位妻子是他在1866年春天，12岁时所娶的王氏。对于王氏我们所知有限，甚至连其名讳也不可考，仅知道她是同邑布衣王道亮的次女。王氏不识字，年龄与严复相仿。两人显然是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婚。婚后不久，严复的父亲因从病人身上感染霍乱，不幸过世，享年46岁，留下严复的母亲陈氏、严复与妻子王氏，以及两个年仅十一二岁的女儿。此后家道中衰。如上所述，这样的家庭背景迫使严复放弃科举正途，投考马尾船政学堂。

至1892年王氏在天津因病去世之前，严复和她结为夫妻的时间共有26年，在这26年之间，两人曾多次分居异地。从1867至1871年，严复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读书，其后出海实习6年（1872—1877），偶尔有时间回家，长子严璩（1874—1942）即于此时出生。此一阶段奉母、教子，经理生计的担子，都由王夫人来承担。1877至1879年严复在英国留学，到1879年的夏天才回福州。次年，他又应李鸿章之邀，离开了福州，转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因为举家北迁，所费不赀，严复并未立即携眷北上。在这期间他曾写信回家，希望他的母亲与太太能寄来或托人带来福州土产，以慰乡愁。他在1883—1884年之时方携眷北上天津。

在26年之间，严复与王夫人或聚或离，除了严璩，王氏没有为严复生下其他的孩子。或许是因为她不识字的关系，严复和她之间也没有直接的书信往返。对严复来说，此一婚姻主要是依循中国数千年之旧法，“承继祀，事二亲，而延嗣续”，然而这三者，仍使严复对她有一份很深的情感与怀念。

1892年10月23日（阴历九月初三）王氏在天津因“慢性消化系统疾病”过世，年仅39岁。严复在王氏过世之后，曾写信给四弟观澜，表达内心的伤痛：

二十余日以来，兄无善足述，只有伤心。不但嫂氏生前贤慧，在在可思，而回看自己形骸，十风九雨。……嫂在时，与兄系同功一体之人，设有过差，敢于谏戒。自今以往，孤立于上，凡事皆需自己留神，后辈何能劝沮；不料四十之年，一家旧人都尽，此后纵极荣华，而同苦者不能与我同乐，此所以略一思量，不禁放声长号，哽咽无已也。璋儿失恃之后，日夜悲啼，伏棺恸号，令人不忍卒闻。

信中充分反映严复与妻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及其丧偶之痛。王氏过世后，先停棺于“紫竹林杏花村闽粤会馆之义园”，后来才送柩回里。墓地在老家阳岐，是由长子严璩亲自选择、督建的父母合葬之地，始建于1910年，至1912年方完工。严复亲自书写了“清侯官严几道先生寿域”之墓碑，以及“惟适之安”四字（出自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于墓室前的围屏之上，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栖身之所。这四个字也是严复对后世的赠语。

严复对妻子的思念一直持续。1912年王氏过世20周年时，严复曾赋诗表示：“玉台旧事何堪忆，梦断香销二十年。”在1917年10月18日（阴历九月初三）的日记里，严复写到“内子忌辰”；1918年6月30日又记下“先妻生日”；1919年的清明节，严复上山祭祖坟，并到王夫人墓致祭，足以显示两人之间的情分。

王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严复在某种程度受到王氏宗教精神的感染。每年她的忌日，长子严璩都以礼佛的方式来纪念亡母，有一次严璩要求同父异母的弟弟“代劳拜佛”，弟弟因为“反对迷信”（或许也因为与王夫人不亲近）而不从，受到父亲的责骂。严复一生提倡科学，然却不排斥宗教经验，对他而言科学与宗教不相冲突。

对严复来说，佛教是他信仰生活中的重要部分。1921年夏天，在他过世前的两三个月，他亲手为王夫人抄写《金刚经》一部。他在一封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说道：“老病之夫，固无地可期舒适耳。然尚勉强写得《金刚经》一部，以资汝亡过嫡母冥福。”严复的抄写工作并非单纯的体力活动，而是有着强烈的精神感受。当他读到《金刚经》中下面的几段文字时深有所感，“每至佛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又如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辄叹佛氏象数，超绝恒识”。此外，其次子乳名“文殊”、三子乳名“普贤”、长女字“香严”、次女字“华严”（他的孙女严停云的笔名也因此是“华严”），都是佛教名词。严复在以音译翻译西方名词时，也刻意引用佛典，如他将Royal Bank翻译为“赖耶版克”，自注“赖耶，本梵语，译言王家”。赖耶源自“阿赖耶”，为梵语alayavijnana（藏识）。其他的音译语如“赖摩”（Lima，秘鲁首都）、“毗勒”（bill）、“须弥”（Himalayas）等都有佛教语汇的意味。同时，有些意译语也有佛教的痕迹，如free trade译为“无遮通商”、fixed capital译为“常住母财”。这都显示佛教思想对严复的影响。

除了佛教，从12岁开始的婚姻生活对严复的思想还有其他的影响，例如他提倡的“禁早婚”的观点。严复强调过早结婚无论对个人、国家，甚至更长远的种族发展来说，都是一件负面的事。1894年他写给长子严璩的一封信谈道：

近读……《教训幼稚》一书，言人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心身并治，不宜有偏。又欲为学，自十四至二十间决不可间断，若其间断，则脑脉渐痼，后来思路定必不灵，且妻子仕官财利之事一诱其外，则于学问终身门外汉矣。

在《法意》的按语中，严复说“中国沿早婚之弊俗，当其为合，不特男不识所以为夫与父，女不知所以为妇与母也。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1918年在写给学生熊育钖（纯如，1868—1942）的信中，他也明白表示“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对严复来说，早婚的弊病是子嗣过多，养育欠佳，因而导致恶性循环，影响到种族的发展，所谓“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这样的想法无疑与严复的亲身经历与时代环境有关。“禁早婚”在清末是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禁早婚议》一文也非常详尽地讨论早婚的各种缺点。胡适早年在《竞业旬报》（1906—1908）所发表的《真如岛》《婚姻篇》等文也罗列早婚的各种坏处。

王夫人去世之时，严复不到四十岁，后来他又娶了一妾一妻，生了四男四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