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1879年夏天严复自英返国之后，在船政大臣、光禄寺卿吴赞诚（1823—1884）的任命下，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官方记录中严复留学的经历如下：

严宗光在抱士穆德肄业，随入格林尼次（按：格林威治）官学，考课屡列优等，又赴法游历，后复回该官学考完数理、算学、气化学及格致、驾驶、炼镕、枪炮、营垒诸学，五年六月吴赞诚以工次教习需才，调回充当教习。

为了标示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严复将名字由“宗光”改为复，字几道。“复”字来自《易经》，取其“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几道”则出自《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8章）。中国传统士人以字号来明志，上述的选择反映出严复受到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次年，严复在陈宝琛的推荐下，接受李鸿章的指派，从福州北上，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1880年8月开始任职北洋水师学堂，26日晋见李鸿章，次日又向吴赞诚报到。根据当时的观察，该学堂环境优美，设备颇佳，“水师学堂设在机器东局之旁，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观测”，“天津水师学堂，培植北地人材以供器使在案，兹距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

严复在此校由“洋文正教习”一职开始其教学生涯。同年年底，李鸿章奏请“奖励出洋生徒”。严复得到的奖励是：“免补本班，以都司（按：都司为清代绿营的武官。该官品为正四品，位于参将与游击之下，县府守备官之上）仍留原省尽先补用，并赏加参将衔。”至1884年底，严复以“教习都司”的身份与“游击卞长胜、学生伍光鉴、王学廉等”，“以天津水师学堂办有成效”，再次得到奖叙。其中严复名列奖励清单的第一名。

1888年严复“报捐同知，双月选用”，后因功免选同知（按：同知为清朝文官，位阶约为正五品，而职能通常为佐理知府之盐政、缉捕盗匪、海防等行政事宜），直接以知府选用。1889年初“奉委会办天津水师学堂事宜”，1891年升为道员（为省与府之间的地方官，正四品），再于1893年底“委办天津水师学堂”（亦即升为“总办”），此后的传记资料则称之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道员严复”“北洋候补道、水师学堂总办”，或依该官职（道员）之古名，称之为“观察”。

严复在官场上并不得意，他在写给堂弟的信中表示：“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在1890年代初期，严复因不受长官重用，曾打算离开李鸿章阵营，至南方投奔张之洞（李鸿章与张之洞是当时南北两大派系）。严复于1895年初，在写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表示：“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可惜两人观念有所差距，尤其是严复在《直报》上发表四篇评论时政的文章之后，张之洞大怒，命御史屠仁守（1836—1904）在《时务报》撰文反驳。其后，严复私下称张之洞是“妄庸巨子……恐此后祸国即是此辈”，并公开反驳张的“中体西用”论。随后，张、严两人关系破裂，严复继续留在北洋水师学堂。

1882年之后，驾驶学堂与管轮学堂各有一位正教习或总教习，负责西学，严复担任驾驶学堂总教习，而他的同乡、同学、好友萨镇冰（1859—1952）则曾担任管轮学堂总教习。当时一位曾以幼童身份留美、返国之后进入天津水师学堂（驾驶学堂）就读的学生梁诚（1864—1917），就称严复为总教习，他说：

我们一行九人来到这所海军学校……此学校在一年前亦由李鸿章创办。所有教习均系华人，总教习为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官校毕业，其他教习也曾在福州船政学堂受训三年。

有趣的是，这一位年轻学生对严复的教学很不满意，说他的数学课教得尤其不好：

我们的总教习，那位在英国受教育的，像其他中国教习一样不知如何施教。他上课每次念一小段，使人一听见他就感到恶心。数学应该是他的本行，但我们常发现他做几何及代数时也造成不必要的问题，他照书本一字字往下念。

因为缺乏其他的记载，我们难以断定严复是否在教学方面真的那么失败，但如对照上述“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一语，我们或许可以想象，教书工作并没有为严复带来“教学相长”的乐趣。他后来回忆自己掌管水师学堂的经历，认为自己并未培养出好的人才：“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伍光建与王劭廉都是严复的得意弟子，两人都在英国学海军，返国后也从事海军教育。1909年三人同时获颁“文科进士”。伍光建后来和严复一样成为一位翻译名家，译作有130余种。

在天津的20年间，严复的仕途限于水师学堂，无法更上层楼（像日本的伊藤博文那样自英国留学归来之后，出任日本的内阁总理大臣），和他缺乏正式的科举功名有直接的关系。在严璩所写的《侯官严先生年谱》中，他谈到当时严复的心声，“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时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因此严复花了108两银子，捐了一个监生，从1885年开始，四度参与科举考试：1885年参加福建的乡试、1888年参加顺天乡试、1889年参加顺天恩科乡试、1893年再次返回福建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四次考试均名落孙山。

科举考试的经验对严复的重大影响，让他认识到中国人才选拔制度（如以八股文取士）的严重弊端，并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他说八股取士有三大弊病：“锢智慧、坏心术、兹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因此他大声疾呼“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对严复个人成长来说，可能不完全是负面的。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30至40岁为准备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为对于运用古典文字的一种有效训练。因此严复在此10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之中，使他补足了自15岁开始便中断的传统教育，“经过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严复后来将八股文的写作与西方逻辑学的训练结合在一起，而开创出一种独特的“逻辑的古文”（钱基博语）。

严复在水师学堂的生活显然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在闲暇之时也开始阅读西书，后来又进而以翻译西方经典为职志，而成就一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