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烟霞癖

从1880年代末期至1921年的30多年之间，严复的身心状况与鸦片吸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从幼年开始，就看到老师黄夫子有吸烟的癖好。根据严复的甥女何纫兰所述，严复是在同事、亲家吕秋樵家中染上烟瘾的，不过吕本人并不吸烟。在1889—1890年，严复在与四弟的几封信中说道，“兄尚未革烟，何时革，亦易事，不烦远挂”；“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由于严复有抽鸦片之癖好，他的第三任妻子朱明丽除了负担家务、教育子女，她的另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为严复购买鸦片，再请人带给他或直接寄给他，使严复的鸦片供应能不虞匮乏。在严复写给明丽的63封信函之中，有27封谈自身的疾病，17封催促她速寄鸦片，有些信则两者都说。从通信之中我们甚至还发现严复不但吸鸦片，偶尔还因为失眠而注射吗啡。兹将数条史料抄录如下：

吾因感寒，夜间患咳，吸烟更甚，有似去年。

1907年10月21日

药膏一日尚是三遍，夜间多筋跳，睡不着。昨晚直到三点尚不能睡，吃药丸吃睡药都无用。

1908年8月

吾到津以来，别的没有甚么，只是晚间多睡不着，早起跳筋……药膏吃已过半，事多一日三瓢，不能减少。药单不知往那里去，又没带有烟灰，市上买灰恐靠不住，今特作快信到家，叫你再熬四剂，一钱灰者，分作两罐，熬好交新铭关买办，即他船亦可，带津交河北学务处严收，切切。

1908年9月8日

药膏本日已尽，而新熬者尚未寄来，不知需受苦几日，只怕新的寄来，我已戒尽，不须再吃，未可知也。按在此日日有事，恐精神不够支撑耳。

1908年9月18日

膏药再熬两剂来，当够用到回时矣。

1908年10月11日

此处所剩药膏，不过数日便完，望再熬两剂，装罐寄来，愈早愈妙。

1908年10月17日

药膏两瓶，现已吃完一瓶矣。吾身体如故，惟晚间十二点睡，至多至六点便须起来，其时天或未亮，甚以为苦。一半由肺气不舒，晨间喉中作响如前，须吐痰食膏药后始差。

1908年11月2日

体气到京后虽无甚病，却不算佳，夜间多睡不着，早起大解三五遍不等，药膏只须两顿，临睡因腿跳，常不得已而用吗啡针，所打至少不过数毫之重，然往往仍睡不着，此信即三点钟所写也。

1909年6月2日

此外在日记之中，他也记录了“服药膏”“抽大烟”的情形。由上述的自白可见严复的烟瘾很强。

1904年严复曾请医生协助戒烟。他的朋友英华记载“步至苏州河，询问柯师医生，良久，至河南始得晤。严又陵先生现戒烟，谈有时，严引予见医生”。此次戒烟可能未成。1909年秋天，严复又打算戒烟，然而几天之后因缺乏毅力，烟瘾发作，再度吸食。在信中他谈到戒烟失败的经验：

因患感冒风寒，又缘有同乡医生许钟岳，力劝将烟丸戒尽，身体可期强壮。我服其药三四日，便不思再食烟丸，精神食量亦较前稍佳，据言旬月之后，必然大好。

吾从药丸除净后，体力反觉不支，大抵不外泄泻、咳嗽及筋跳三件，昨前两宵作扰尤甚，饭后九、十点即非常困倦欲睡，睡又跳筋两三点钟，勤捶不差，服睡药亦无效，不得已乃取家制药膏半茶匙，服下乃得安静。……药膏既须服，可再熬两罐来，或寄数两好灰，将方抄来亦可。

戒烟失败之后严复虽恢复吸烟，但烟瘾减小，每日只服半匙，有时则稍多。明丽在配方上似乎也做了一些调整：

我在此间责任颇重……精神尚支得住……药膏每日尚须半匙，所用即汝夏间寄由嘉井者，计两罐，可敷过年，不知彀否？

[1909年十月初八，新历11月20日日记] 本日十一点吃药膏稍多，先行三次。

刻我诸恙均见差减……药膏一日只服半匙，怪得这么灵，吾知烟灰加重，以后当更少服，药丸中有他药，据老许云不宜常服也。

刻腹泻腿跳等症都比从前好些。药膏亦已减少，多吃反不舒服。

1910年之后严复的烟瘾又变大了，“药膏尚日服两茶匙，现又须煮，但前带烟灰已罄，大小姐若来，家中烟灰可先带两把应用也”。此后至1912年严复被派任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其间虽“时思断绝”烟瘾，但还不断地请明丽托人带鸦片到北京来，“闻君潜来京在即，来时可托带鸦片二两来京，五元一两便可吃矣”，此外，他也试吸过一些“三元每两，自是便宜”的新产品。

1916年1月9日他的日记中写着“Two pipes in the afternoon”（下午抽了两管）；1919年的日记又有“起服新药膏”“起吃新药膏”“买大土膏，用起”等字眼。“药膏未除，病甚，便以药膏止之，亦复有效。”一直到严复死前一年多才戒除。他在1920年4月写给儿子的信中说，去年在北京因大病入协和医院，在甘医师的协助下才戒掉鸦片：

须知吾身乃有两病，从前医生皆来细为看出。盖第一在肺，众人所知；其次在肠，众人所忽。然吾自得疾以来，大便实未尝好过，乍愈乍剧；每日早晨二三度或四五度，至下午始差。客岁在闽在沪均是如此，当时药膏未除，病甚，便以药膏止之，亦复有效。至去年到京，累患脾泄，向狄博尔求药，亦无良果。大病，入协和医院，药膏经甘医除去，泄泻颇甚，而溲以为鸦片之反动力，转以为佳，然每日三四行，实亦不甚觉苦。出院到家之后，始尚不甚苦人，至此后月余日，渐渐增剧，又于腹中酵气Fermentation（按：发酵），早起五点以后，激刺苦人，不能安卧，上午非五七次至圊不已，坐是饮食不养，人亦瘦困，而喘咳加剧。近者英邱格Qouk大夫代吾诊治，于十二夜，用Calomel（按：氯化亚汞，别名甘汞，可用作轻泻剂）两片，以发胆汁，天明用Magnesium Sulphate （按：硫酸镁，又名泻镁，口服硫酸镁有良好的导泻功能）水两匙，意取如此宣泄二次，可将腹中激刺恶物，全行刷下。不料吾自戒烟以后，肠胃极弱，遂乃一泄至十零遍，而人不支矣。于是将第二剂急止，然至十五夜，尚用其半以遂前昼。现在虽尚有零星泄泻，幸已降差，天明稍可安卧，再加数日将养，当可稍安。

严复出院之后，在1920年1月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学生熊育钖，谈到自己痛苦的经验，也劝年轻朋友绝不可吸食鸦片：

复回京后，于新历十二月初旬，又一病几殆，浑身肌肉都尽，以为必死矣，嗣送入协和医院，经廿二日而出，非曰愈也，特勉强可支撑耳。但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睡药尚不能睡。嗟夫！可谓苦矣！恨早不知此物危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书也。

1月20日，他又说“复近所以与鸦片脱离者，非临老忽欲为完人，缘非如此，则稠痰满肺右部，凝结不松，无从为治故耳”。严复此时戒掉长期吸食之鸦片或许对他的身体冲击甚大，本来因鸦片而维持的身体因戒烟而失去平衡，来年即辞世。

严复在1880年代末期染上烟瘾或许是因为怀才不遇、考试失败，以及与莺娘不睦。他吸食习惯的持续不但出于心理挫折，也与生理病痛密切关联（鸦片有镇痛功效）。严复中年以后，呼吸与消化器官一直不好，喘咳、腹泻、筋跳，以及失眠等病症长期困扰着他，1919年初“喘咳大作，神识瞀乱，昏不知人，昼夜危坐床褥”，这样的病痛使他养成依赖鸦片、吗啡来舒缓病痛的习惯。

他持续的吸食习惯对家庭生活有诸多影响。使明丽忙于张罗、托带等事自不待言。就经济方面来说，以严复仕宦所得，加上明丽经营车行，严家的经济能力或许足以负担鸦片的购买，然而可能是因为这方面的开销也不少，严复一再要求家人勤俭持家、节省费用，也发出“人生之不可无财也”的感叹，应与此有关。

严复吸食鸦片也影响到他的公众形象。革命党人反对他的君主立宪之主张时，曾借此而大做文章。1907年楚元王在《民报》上发表《谕立宪党》一文，对所有立宪派大加诋毁，“张謇、严复两个人，一个是圆滑，一个是懒惰……严复的为人，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他在安庆高等学堂里面，天天抽鸦片，一个人都不会，一件事都不做，每月白白的骗五百块洋钱，还有时候住在上海，又骗用复旦学院的修金。实在是个大滑头了”。此一评价不见得公允，然严复抽鸦片一事确实是落人之口实。

1912年9月严复任北大校长时，仍有报刊文章攻击他吸食鸦片之事：“严复……昨自天津返京，夹带大烟枪一具，大烟膏数十两，秘密藏之匣中……不意行抵前门，竟为站长查出，闻立刻将烟具、烟膏和严复一并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去了。”此事或系虚构，然对严复的名誉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翻译大师一方面以典雅的文言文翻译《天演论》，鼓励国人发愤图强，而另一方面躺在床上吸食鸦片；然而，严复主要的作品都是在鸦片所提供的身心舒缓状况之下所写出来的。在这方面，严氏后人严家理提供了一个证据，显示严复抽鸦片时曾教人读古文，且抽完鸦片之后，并不久卧烟榻，反而常正襟危坐读书写字。同时，吸食鸦片的经验才使他深刻地体认到要挽救“中国者，固病夫也”的困难。1895—1896年在举国闻名的《原强》一文中，严复有以下的话：

嗟乎！外洋之物，其来中土而蔓延日广者，独鸦片一端耳。何以故？针芥水乳，吾民之性，固有与之相召相合而不可解者也。夫唯如此，而后知处今之日挽救中国之至难。

严复也提出具体办法来解决鸦片问题，甚至还乐观地认为“夫何难变之有欤！”：

中国礼俗……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此中国朝野诸公所谓至难变者也。然夷考其实，则其说有不尽然者……假令天子亲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后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属……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实力行之，则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则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为官兵士子也，则自爱而求进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则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后著令禁之，旧染渐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间使鸦片之害尽绝于天下。

严复在写这一段话时，或许也为自己无法成为“自爱而求进者”而深自悔悟。这一矛盾现象显示严复内心私情与公义的冲突，而他一生竟然都无法坦然面对此一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