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安葬完亡夫焦方田，李星英便开始想方设法搭救还在博山城日本宪兵队里关押的儿子焦裕禄。

北崮山被抓去的人中陆续有人被放出来了，她心里清楚这些人是往博山的汉奸特务手中塞了银钱、送了厚礼赎出来的。

她发誓砸锅卖铁也要救出儿子，可她一没钱，二没门路，咋救？她打听到了本村的富户邻居郑汝奎在博山城内开中药铺子，在博山待的年头长，门路多。虽然平时也没什么来往，但为了儿子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她要去试一试。

李星英用包袱包了一包袱花生，颠着一双小脚，奔县城去了。几经周折找到了郑汝奎，她双腿跪倒在郑汝奎面前，哭着说：“他大叔，你就行行好，救救我们家禄子吧！”

郑汝奎赶忙扶起李星英，说道：“方田嫂子，你别急慢慢说，裕禄怎么了？”

李星英说：“他被关在鬼子宪兵队里了，说他有八路嫌疑，他大叔您也知道，像俺这种家庭，祖祖辈辈安分守己，怎么会是八路呢！”

郑汝奎听了她的话，像是安慰又像是无奈地说道：“方田嫂子，我听明白了，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一定尽力，不过话说回来，这日本宪兵队可不是一般地方，不但蛮横无理，而且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我先通过关系打听一下，看看情况，你先回家等消息。”

李星英自是千恩万谢，回去等消息了。

也许是郑汝奎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也许是李氏无钱给他，无物送礼，李星英等来的是焦裕禄转成“重犯”的噩耗。

但是李星英这个救子心切而又执拗的裹着小脚的母亲，在焦裕禄因“八路嫌疑”被关押的三个月中，隔一天去一次博山县城，35里的崎岖山路，35里路的热泪飘洒。来回70里的山路，中间还需有求人的时光。五更的浓雾，傍晚的寒露，披星戴月，凄风苦雨。她在儿子推煤翻车的陡坡下摔过跤，在儿子驻车小憩的树荫下歇过脚，饿了吃一口粗散的高粱煎饼。儿子的消息是时好时坏的：看守的二鬼子接了东西，便称有了释放的希望；隔几日再问，那希望则又化作泡影，言说要押往东北荒山。90个日日夜夜熬过了，北崮山村被捕的十几个人先后被中人保释，只剩下再也无钱“打点”的焦裕禄和焦念重。为了铺垫解救二人的路，两个穷家的老老少少已向苦河中倾下了几车的礼物，当他们两户倾家荡产、好言说尽、泪水流干的时候，救人的希望却愈加渺茫了。

怀着最后一丝解救儿子的希望，执着的痴心的李星英仍在隔天一趟地跑向博山。盈满泪水的双眼，看山不再像山，看云不再像云。却看见无论从何而来，去何而往的每一个身影，都像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由于一连百日转悠于博山城旁，连坐在汽车上经常巡逻的日本兵、二鬼子都已认识了她；从她破烂的夹袄上，从她灰黄的脸面上和忧急的眼神中，从她趔趔趄趄、跌跌撞撞的小脚的行姿上，他们甚至知道了她是前来谋救“八路”儿子的人。有一次她在汽车驶过时听见一名二鬼子恶狼般的骂声：“他奶奶的，又是那个娘们儿，拿枪来，干脆崩了她！”

果然有支三八手枪指向了她，哗啦啦拉枪栓的声音随即响起，如果他们真的想过枪瘾，李星英便会血洒山道；如果汽车的颠动使他们的食指扣动了扳机，这位可怜的母亲也许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子。好在她是一个机警的人，她慌忙拐向一片玉米地中，一直待到汽车走远。而后，每每听见汽车的轰鸣，她都要可怜兮兮地躲藏起来，她希望自己活着，以能救出自己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