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修道院的那几年里，我几乎忘了，在外面世界的某个地方我还有个父亲。从出生那天起，我就一直为世界所孤立，但现在，我身边还有这个超然的王国，这里只有寝室、斋堂、自修室、十字架念珠、弥撒和大弥撒，生活充斥着祈祷练习和无尽的祷告：起床后祈祷，在小教堂的晨祷中祈祷，早餐前祈祷，早餐后祈祷，第一堂课开始前祈祷，课间休息时祈祷，放学后祈祷，午餐前祈祷，午餐后祈祷，午睡前祈祷，午睡后祈祷，学习前祈祷，学习后祈祷，晚餐前祈祷，晚餐后祈祷，在小教堂的晚祷中祈祷，睡觉前祈祷。在此期间，还要在内心不停祈祷，每个人都要向天父祈祷：请您宽恕我们的罪孽……是我的过错，我应受谴责，我应负责任……罪孽，无休无止的罪孽。以前我并不知道，从出生起我就有罪，而且，我们必须不停祷告，因为一旦祷告有了空隙，撒旦就会钻过其中控制我们。我陷入了罪孽的牢笼，在这里，人们无法像服刑那样消减自己的罪孽，而是不断把罪孽吸入体内，就像吸入铅室中的有毒气体，直到窒息。即使晚上入睡之后，依然能听到罪孽在房间中游荡的声音。一位已故的修女违背了她恪守清贫的誓言，自己留下了礼物，而没有将它们上交给圣殿，她一夜又一夜回来寻找她藏在房中各处的罪恶之物。墙壁簌簌作响，未被救赎的灵魂轻声啜泣，悲叹。
十一岁的我被分到了玛丽·约瑟夫修女带领的大童组，她红脸蛋，胖胖的，所有人都害怕她。一代又一代教养院的孩子不知感恩，折磨坏了她的神经，至少人们是这样解释她那易怒暴躁的脾气的。我对她那双灵活的、像弹簧一样的手恐惧不已，就像过去害怕父亲的双手一样。有时她会用音乐室里的物件，比如三角铁或拨浪鼓敲打我们，手边别无他物时，她就动用那一长串绕在胸前的、由沉重的木珠串成的念珠，那是一件现成的惩罚工具。
而且，斋堂中也会时常传来肢体冲突的动静。修女们不仅殴打学生，还会互相折磨。她们似乎都对彼此恨到了骨子里，人们能听见她们互相推搡、践踏，那些尖叫声听起来就像是她们撕下了对方的头纱，拉扯彼此的头发。也许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自愿来修道院的，她们只是出身穷苦，家里无法养活那么多孩子，才把其中一个献给了上帝。如此，既少了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巴，又能在有朝一日去世后，有望获得通往天堂的优先权。一举两得。
周末和节假日时，其他女孩可以按规定轮流回家，在复活节、圣诞节以及延长的暑假期间，修道院里空荡荡的，只有我和格雷特——一个患有唇裂和喘鸣的孤儿，一直在那里。我妹妹当然也在，但是我见不到她。我俩来到这里后，很快就被分开了，她进入小童组，我去了大童组。两个年龄段之间禁止互相接触，显然，修女们害怕无政府主义者造反，也必须保护小孩子们不被大孩子带坏。所以我也渐渐淡忘了妹妹。有一次，我们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相遇了，她便哭了起来，紧紧靠在我身上，但我还是设法尽快甩开了她，因为我害怕玛丽·约瑟夫修女的惩罚。每一天，我们都胆战心惊，害怕她的坏脾气，害怕她对我们动辄施以惩罚，这些惩罚如同一股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随时会落在我们身上。
生活有时也很美好，比如我们表演戏剧或者唱歌时。某个星期天，或随便一个节假日，早餐有可可，阳光透过餐厅里高高的、满是灰尘的窗户照进来，我们唱着：赞美主，强大的荣誉之王……我的声音与其他德国孩子的声音一起流淌，汇成了一首欢快而令人陶醉的赞美诗。
一年里有两三次，我会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彩色明信片。玛丽·约瑟夫修女会在转交之前拆阅所有来信，她命令我把明信片的内容从俄语翻译成德语，尽管我实际上真的做不到，因为我的俄语也几乎忘光了。在玛丽·约瑟夫修女怀疑的目光下，我费劲地辨认并翻译出了那些无关紧要、毫无意义的句子，她不愿相信，我父亲没有给我写点更重要的东西。我把这些明信片保存在储物柜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在一个叫巴黎的城市中矗立着一座埃菲尔铁塔，一位弗拉门戈舞者的裙裾上飞扬着红色的荷叶边，某处海边的沙滩上到处是沙滩椅和穿着泳衣的人们。父亲就在那个遥远世界中的某个地方，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如此遥不可及，我原以为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亲眼见到。
如果说一直以来我身上异类的一面在于，我不是德国人，那么现在则变成了我不是天主教徒。我只会俄罗斯东正教的画十字方式，不能进行忏悔，好让罪孽得到宽恕。清晨弥撒时，其他人上前去领圣体，我则独自一人留在长椅上。我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白人小姑娘，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受洗过。非德国人只是我在人间受到的诅咒，非天主教徒则是永恒的诅咒，因为只有天主教徒才能上天堂。对我而言，只有无止境的堕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在睡梦中，我也觉得自己在不断堕入地狱。
这种堕落的终结要归功于一起发生在父亲身上的悲剧。他失去了声音，失去了他最宝贵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财富。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在家乡的教堂合唱团里唱歌。他于沙皇时代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卡梅申市。后来，在战后德国，他第一次靠自己的歌声赚了一些钱，这才养活了我们。据说是一杯冰凉的红酒毁了他的嗓子，但我知道他一直是个酒鬼，所以我不确定，到底真的是因为那杯红酒的温度，还是因为他饮酒过量才导致了这起悲剧。无论如何，他不再四处巡演了，所以把我和妹妹带回了自己身边。
他在俄国时就已经有酗酒的问题，德国的生活也没能治愈他。此外，我记得以前他在巡演间歇回家时，曾对母亲讲过他与其他合唱团成员发生过几次口角。他的酒瘾似乎与一些神秘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模糊的联系，这些秘密埋藏于我出生之前的那段生活中，埋藏于他在另一个共产主义世界的过去中。我从未听父母谈起这段过往，只是偶尔能听到一些我不理解的暗示，但每次我都感觉到，在这片暗影中的某处，他们生命的关键就隐藏于此。从一开始，一切似乎都围绕着这个秘密展开，并且因为真实发生的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所以在我们家，总是一切都无法言说，哪怕是最简单、最无关紧要的真相，也像毒药一样，绝对不能谈及。对我而言，唯一肉眼可见的真相只有母亲眼中的惊恐，这种惊恐似乎与日俱增，直到她终于不再开口说话，只是呆坐在椅子上，目光空洞，直至自沉雷格尼茨河。
在所有这些缄默中，父亲回来的原因也隐藏其中。也许他在苏联那段过往中有什么糟糕的事情暴露了，也许他因此被踢出了合唱团，也许往事终于让他尝到了苦果，连同酒精一起剥夺了他的生计。又也许他只是厌倦了多年的四处巡演，也许他的声带松弛了，这对于一个年逾六十的男人来说也很正常。他先是失去了妻子，而后又失去了声音，我根本无法想象他没有声音的样子。嗓音一直是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命根子，他的资本，没有声音的父亲根本不是我的父亲。退出合唱团后，我再也没听他唱过歌，直到他住进养老院。在那之后，他曾有两三次试着用薄弱沙哑的嗓音唱过一首老歌，那是母亲在世时我们经常在家唱的歌曲之一。随着她去世，那些歌也永远沉寂了。
玛丽·约瑟夫修女在告别时松了松我的外套腰带，因为突出腰身是不得体的。在大街上，当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时，我立刻把腰带系得紧到不能再紧。只一秒钟，所有的优雅都离我而去，连同所有的罪孽、所有的神圣承诺以及所有对地狱的恐惧。我已经死去五年了，现在我和妹妹还有父亲——一个古铜色皮肤、脚踩精致鞋子的陌生男人，最后一次走下班贝格主教山，最后一次穿过城市中那些被香火气浸淫的灰色小巷，这座城市就像一座用永恒之石建造的巨大陵墓。我逃离了。那年我十六岁，手中提着行李箱，在我面前的是未知的生活，是我在外面世界中的未来。
我们回到了难民楼中的旧公寓，这是德国人对我们雷格尼茨河边的住宅区的称呼。也许这么叫是为了区分我们和吉卜赛人，他们住在更远处的木棚屋中，一片干涸的运河盆地上。吉卜赛人比我们还要低人一等，我一想到他们就心生畏惧，可能就像德国人对我们的感觉一样。
父亲以前曾作为强制劳工在弗利克康采恩工作，此后他一直拒绝再为德国人打工，后来找到了一份造纸厂的工作。他不再是那个环游世界，在大型音乐厅演出，还下榻酒店的体面人，而是成了一名辅助工人，就像大多数难民楼里的人一样，德国政府也不必再为他们支付任何救济金。蓬勃的经济奇迹让他们再次成为供不应求的劳动力。第一辆汽车停在了院子里，第一台电视机在一户人家播放了起来——邻居们都排着队想对这神奇的机器一看究竟。
每周三父亲上晚班，我就在那天晚上打开收音机听弗雷德·劳赫
的点歌电台：《巴西吉他》《狮子今夜入睡》《我们想要永不分开》。有时还会播放甲壳虫乐队的歌，他们在一个叫利物浦的英国小城发出了前所未有的风暴信号，或者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歌，他用靡靡之音唱道：“我必须离开这个小镇吗。”以前，对于这一切，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那些在修道院的日子里，某些星期天早餐时可以听到的民间音乐。
新班级的女孩子们在裙子里面穿上衬裙，脚踩细高跟，把头发倒梳蓬松，还涂着指甲油。我只有一些玛丽·约瑟夫修女从旧衣箱里为我挑选的衣服，每天穿着针织长筒袜、系带鞋和磨损的百褶裙。我不确定哪件事令我更羞耻，是我那令人费解的修道院形象，还是我现在又和去修道院之前一样，再次变回了来自难民楼的“俄国女”。尽管如此，我还是庆幸自己又回到了这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离开他：在父亲上早班的那几周，我便开始熬，一直熬到他上晚班的星期，好在晚上去逛主街。
以前母亲还在的时候，我们时不时会收到一些从美国寄来的包裹，是我们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的熟人寄来的，他们成功获得了美国入境签证。当时每个人都在申请签证。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希望，也是我每晚入睡前最热切的童年祷告，但我们所有的申请都被拒绝了。父母的熟人会给我们这些滞留德国的人寄来包裹，除了里面的东西，我不曾跟美国打过照面。在那些闪闪发亮的彩色照片里，我们惊叹于雪白的带有木质门廊的房子，房子门前的草坪就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车库前停着一辆仿佛有轮船那么大的汽车。包裹里经常装有一种软绵绵的叫作棉花糖的粉色糖果，还有炼乳罐头、花生酱和速溶咖啡，以及最重要的：那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各种衣服。
那时，我妹妹穿着从前为我定做的衣服。从修道院回来后，我在阁楼的一个大箱子里找到了母亲的衣服。这些年来，我对她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突然之间，她的样子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她穿着浅蓝底带白色小船印花的美式连衣裙，还有深蓝底白色波点的，以及那条黑底彩色花篮印花的。
她曾经穿着那条连衣裙去火车站接我。那时我刚从比利时回来，作为一名营养不良的战后儿童，我被红十字会送去位于瓦隆大区的一家农场待了半年。她牵着妹妹的手站在月台上，穿着那条黑底彩色花篮印花裙，当时她整个人已经魂不守舍了。她在寄往比利时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诉我：“你回来时，一切都会和过去不一样了。”我立刻明白那是她要彻底离去的预示，这种离去不知何时到来。从我认识她以来，她总会消失，经常性地离开，似乎她留下来只是因为我一直在竭尽全力拽着她。虽然她现在仍然来火车站接我，但是她已经不再和我说话了，既不问我什么，也不回答我的问题，她似乎听不到、也看不见我了，眼睛直望着别处某个对我隐瞒的真相。我们有长达半年没有见面，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盲区。她似乎一直在等待我的归来——也许她把去火车站接我看作她最后的职责，又或者，她在与她第一个孩子的团聚中期待着什么，期待着某个并未出现的转机。三四个星期后，她死了。
那个时候，有时我甚至不确定她是否真实存在过，还是只是我想象出来的。如果真有过她这个人，难道父亲不会时不时说起她吗？他不应该至少提起过她吗，哪怕一次？有时我会试图在他的脸上寻找她的踪迹，她一定还在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在他铜墙铁壁般的额头背后某处，一定还隐藏着对她的记忆和思念，他脸上某种不易察觉的情绪一定能在一瞬间显示出，她曾经存在过。但我从未在他身上发现任何能表明他认识我母亲的迹象。
母亲身材瘦削，这些突然间重现了她往日形象的连衣裙对我来说只略微大了一些。前往主街之前，我爬上阁楼搭配好衣服。我最喜欢那件深蓝色塔夫绸的宽松连衣裙，上面印有白色波点，看起来就像贴上去的小圆片。德国女孩们有时会毛衣反穿，把V领那面穿在背后，我也用这条连衣裙效仿了这种穿法。我把裙子正面朝后，解开一排小布包纽扣中靠上的几颗，把衣服朝里折进去，在自己背后也做出了一个V领。
我还在连衣裙下面穿了一件粉色的美式衬裙，衬裙是父亲不在家时我用面粉偷偷上过浆的。我在腰间扎了一条红色漆皮腰带，我从没见母亲系过这条腰带，也没见她穿过那双对我来说太大的红色高跟鞋。穿这双鞋之前，我得先在鞋头塞上些报纸，报纸叫《新俄文》，每周从美国寄到父亲手中，那里就像有另一个小型俄国一样，俄国报纸、俄国商店和俄国餐馆一应俱全。还有那种印着美国圣诞老人和俄文字样的圣诞贺卡，有时阿格里皮娜和阿库利娜会给我们寄来一张这样的贺卡，她们是父亲还在俄国时就认识的一对年迈姐妹，很久以前移居美国，属于所谓的旧移民，身上仍然笼罩着没落的沙俄帝国光环。而我们这些新移民则来自野蛮的俄国新帝国，只是一些无人理解、籍籍无名的战争副产品。
我站在浴室镜子前，模仿班里女同学的样子把头发倒梳蓬松。父亲不在时我得负责照顾妹妹，我威胁她说，如果胆敢告密就揍她。然后我就踩着红色高跟鞋出门了，尽管父亲禁止我穿任何红色的衣物。他把红色叫作妓女的颜色。他曾说过：“如果你趁我工作时去城里闲逛，只要我听见一次，我就打死你。”毫无疑问，他料想到，我满脑子只想着城里，特别是那条集市广场和阅兵广场之间的主街。对我来说，那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多年来我一直被排除在那个世界之外。那里也是林荫大道，是T台，让我终于得以展示自己，终于能被看见。
班里有些女孩已经名花有主，她们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直道冲刺。当一个女孩不是独自一人，而是和一个男孩一起手牵手沿着主街漫步时，人们会说，她有对象了。从跟一个男孩约会，到订婚，再到结婚——对于班上的女孩们来说，这是人生圆满，而对我来说，则是关乎生存，是我摆脱父亲、摆脱可怕的难民楼以及我不幸的俄国外壳的唯一机会。
在修道院中，我曾经是优等生，但在这里，在这所新的世俗学校，我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差的那个。在修道院时我与其他人不一样，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并且保持了这种异类身份，即使主教特许我和其他人一起忏悔并领受圣餐，我仍然不是天主教徒，我只是享受了恩典。现在，在新学校里，天主教徒的身份突然变得不再重要，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福音派，当然，那也是我无法获得的身份之一。最重要的是，就像去修道院之前一样，我再次成了出身难民楼的社会弃儿，成了后来我在米夏埃尔·施耐德的书中读到的那种人。在《只有死鱼随波逐流》中他说道：“那些对我来说似乎潜伏在各处的事故和匿名敌人，不仅是我个人、而且是集体幻想的畸形产物。他们是某段历史时期的幻影，在这段时期中整个民族都受到世界公敌的威胁，对我们小孩子来说他们就是‘俄国人’！”
从根本上说，德国小孩应该对我没什么意见。他们只是成年人的代理人，就像皮影戏中的人物，而这出戏的主题他们并不了解。从孩提时代起，我每天有多么渴望放学，就有多么害怕那一刻到来。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往往是一场追逐开始的信号。我不是匿名的敌人，不是幻影，我是世界公敌，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俄国女孩。读小学的那些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在狂奔中逃命。
现在，随着小孩成长为青少年，他们意识到，有一种对付我的武器远比身体上的威胁更有效，那就是嘲笑。他们哄然大笑着问我，我们是不是真的在马桶里洗土豆，俄国女人是不是真的不穿内裤。他们叫我“俄国女”“俄国妞”“俄国母猪”“俄国妓女”。我根本不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些词是什么时候，对我来说，它们好像一直存在，像空气的一部分，像一种我永远无法摆脱的气味。也许在我还不理解这些词的含义时，衣衫褴褛的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在街上，人们就已经在背后用这些话骂了她，也骂了我。或许更早，当母亲还是乌克兰强制劳工时，腹中怀着我时就被德国监管人员辱骂了。也许在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内心就已经熟悉了这些声音。
进入小学后，德语迅速变成了我的自然语言。然而，从修道院学校回到城市学校后，这门语言对我来说又几乎成了外语。过去五年来，除了修道院发给我们的教科书和祈祷书之外，我再没碰过其他任何书本。在那里，对上帝的敬畏像一层面纱，笼罩着一切。即便在地理、数学、化学这些科目上，评判标准也更多取决于我们的虔诚程度，而不是知识，不是那些潜藏着邪恶和罪孽的世俗知识。我在修道院里的好成绩更多是靠着假装虔诚得来的，而非通过专注和勤奋。
如今，突然之间，笼罩在数学、地理和化学上的面纱被揭开了。我呆坐在椅子上，一个字都听不懂。就好像存在两种德语，一种是天主教德语，另一种则是来自一个陌生而神秘的世界的语言，远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在这种语言之下，就连分数计算和年份数字也与修道院的不同。在这里，我们要阅读小说段落和报纸文章，里面的单词对我来说就像天书。我听不懂老师们说的话，也听不懂同学们的，无论女生还是男生。在新学校里，男生们全都和我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而过去在修道院，我最多只能在路上见到男孩子，当他们并排两路从男孩教养院走出来，手拿祈祷书，低垂着头，在两名随行神父的带领下前往教堂参加弥撒时——我们也是如此，只不过与他们严格隔离开。
所有言语之中，最令我费解的就是那些男女生之间的对话，包括他们轻松的互动、玩笑和斗嘴。而我过去学到的是，男孩对女孩来说永远是一种危险，连彼此的目光接触都不应该有。新学校的老师称呼我们时会说“您”和“小姐”，突然之间，我被当作大人一样对待，这是我过去一直热切渴望的，而今，当我终于被允许长大，甚至必须长大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长大。我赶不上同龄的女孩们，她们比我优秀得多，跟我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这些年来，在我身上似乎只有俄国人那可耻、不受欢迎的一面不断成长，而我最迫切想成为的德国人的那一面，已经明显消失。每次课上被点名后，我都规矩地从座位上起立，因为在修道院养成了这个习惯——雷动的哄笑声会瞬间把我推回座位。我坐在那儿，就像在修道院做晨间弥撒时一样，身体里止不住冒出一些可怕而无法控制的东西。在修道院时是笑意，一种毫无来由、克制不住的笑意，一种在我体内不断累积的叛逆的笑意，直到它在那些需要高度严肃和庄严祷告的时刻，毫无来由地喷薄而出，成为一个我所不自知、却具有毁灭性的真相的证据。
这个关于我叛逆的真相此刻就隐藏在我的膀胱中，让我想起了人生中最耻辱的一次经历。当时我七八岁的样子，母亲第一次没有自己帮我理发，而是给我钱让我去理发店。我又害怕又兴奋地坐在那把看起来像牙科椅一样的理发椅上，一边沉醉在周围的阵阵芳香和种种奢华用品中，一边焦急地期待着自己在德国理发师手中从丑小鸭蜕变成美丽天鹅。然而，突然之间，在转变进行到一半时，我从面前的大圆镜中看到理发师的表情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她突然中断剪发，消失在一扇窗帘后面，在那边和某个人耳语了几句，随后便和另一名理发师一起回到我身后。她先看了看我的左耳后面，又看向我的右耳后面，那一刻我听到了“虱子”这个词。好像这还不足以让我钻到地缝里去似的，我的膀胱括约肌在同一瞬间失灵了。一股暖流开始沿着我的长筒袜向下流，滴到地上，尿液浸湿了椅子，流到浅蓝色地毡上，又蔓延到已经从我剪掉的一簇簇头发中爬出来的虱子上。虱子爬满了整个发廊，沾着我的尿液直奔那些德国女人的头上。我只感觉到理发围布从我身上被摘下，之后便是一片空白，仿佛羞耻心终于把我烧成了灰烬。走到大街上我才重新回过神来，之后我就那样穿着湿透的长筒袜，顶着一边长一边短的湿头发，穿过了半座城市。
此刻，我坐在课桌旁，身体内的水分又开始暗暗在骨盆中积聚，就像在修道院时笑意不断在喉中积蓄一样，一场相似的耻辱眼看又要发生。当我在括约肌用尽全力撑到膀胱决堤前的最后一刻，第二次还是第三次想在课上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冲向厕所时，我已经感到空气在振动，这是同学们即将爆发哄堂大笑的预兆。要逃往厕所，我就得一次次跌入一条充斥着窃笑和嘲讽的小路。长久以来人们对我视而不见，而我迫不及待想展示给世界的东西，总是一次又一次变了样子，变成了“可以被看见”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