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六的夏夜，当我们的院子像个大型起居室一样充满各种声响和嘈杂时，父亲便烧起了锅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他两天都在家，而我必须做家务的周末更痛苦的了。从星期六中午放学回到家，到星期一早晨去上学，中间我不能出门，只能在家给父亲当女佣。这座禁锢我的监狱，只有在他从下午三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的那几周会开放，在他上早班的星期里也会短暂开放，那时他下午三点左右到家，所以我放学后还有一两个小时自己的时间。
即使刮风和雷雨天气，他也会骑着那辆笨重的旧自行车去上班。小时候我就是用那辆车学会了骑车。当时难民楼里一辆女式自行车都没有，由于跨不过男式自行车的横梁，我们这些小孩必须一条腿在横梁一侧，另一条腿从横梁下方穿过，踩住脚踏板。我们只会这种不对称的骑车方式，就这样身子悬挂在车轮一侧在院子里飞驰。父亲每天要骑车去城市另一端的造纸厂上班，除了工资，工厂每个月还会给他发一箱纸巾、卫生纸和卡梅利亚牌卫生巾。我偷偷用掉了卫生巾，也由此承认了那件他总归会知道的事情。但若要我们去聊这些，哪怕半句，都是绝对开不了口的。
实际上我本可以对周末满怀期待，因为至少有一天时间我不必上学，然而我在家中受到的禁锢比修道院更严酷。在修道院，我至少能在短暂的空当到花园或院子里，打打羽毛球或者玩玩躲避球，但父亲在家时，我不能走出家门半步。只有去上学或者他打发我去维曼食杂店时，我才能出门。维曼离我家仅百步之遥，只有难民楼的人才会去那里买东西。大多数人都会先赊账，月底时付清或者干脆不付。但父亲有个好名声就是从不赊账，因为他不想承认就连我们每到月底也会把钱用光，有时只能靠面包或者土豆果腹。
偶尔他也会派已经十一岁的妹妹去采购。妹妹长久以来一直安静过着自己的生活，父亲对此默许甚至赞同。我永远搞不清对她来说他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父亲，无论如何，肯定跟我的完全不同。父亲从未责骂过她，更不用说打她了。显然他对她来说有着某种意义，有时她甚至会依偎在他身上，更让我惊讶的是，他也毫不抵触地接受了。我那神秘莫测的小妹，她似乎爱着父亲，同时也忠于着我，因为她从不向他透露我的双面生活。
每当父亲在星期六点着热水锅炉，夏天院子里各种东欧语言混杂的喧闹声也从开着的窗子里涌了进来。过去在劳改营中，强制劳工被严格按照民族和性别分开，直到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在新的集体营地里被打乱混在一起。其间大多数人至少掌握了基本的德语词汇，只有我父亲什么都没有学会。他坚持只说俄语，在难民楼里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因为，战后几乎所有俄国人都被遣返了。因此，我们也不属于难民楼的一分子，父亲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他是异乡人中的异乡人。此外，他还是一名自杀者的鳏夫，在他身上笼罩着一个悲伤的秘密，无人敢触及。他从不像其他人那样，三五成群在院子里站着或坐在长椅上，他不跟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人同他打招呼。下班后他就回到家里，在厨房的桌子旁坐下来读书。
他就坐在那里，看书，抽烟，喝红酒，喝之前他会用浸入式加热器在一个大号白色瓷杯里把酒温热。那个俄文书籍的世界就是他的家，在我看来，他的真实生活在那里展开，而周遭的一切只是次要场所，是他竭尽全力无视的现实。过去，他会在巡演间隙回到家里，穿着高档西装，给我们带回各种异国风情的礼物，有石榴、法国香水，还有一台叫作口风琴的小型钢琴，需要一边吹气一边弹奏。人们可以在广播中听到他所在的合唱团，也可以在海报上看到他们。海报上，一群身着黑色哥萨克长袍和扎脚灯笼裤的男人，站在莫斯科红场的圣瓦西里大教堂童话般的剪影前。即便现在，父亲身上昔日的荣光早已褪去，每天骑着一辆摇摇欲坠的自行车去工厂上班，他仍然在难民楼中受人尊敬，被当作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尤其是他的女儿们还是难民楼里唯一上过中学的孩子。妹妹嗓音出众，将来想进大学学音乐，当歌唱家，所以读了文理高中。她是个好学生，显然也是父亲的骄傲。
至于我，他始终坚信我注定一事无成，无药可救，是个跟母亲一样缺乏生存能力、毫无价值的人。在修道院时，修女们认为，我应该在六年级毕业后继续读中学，这一决定如今给我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此时我本应该读完职业预科，已经开始工作赚钱，然而回到难民楼的时候，离我中学毕业还有一年半时间，在此期间我只能依靠父亲，完完全全受制于他。
有时他会无缘无故打我，但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做的家务没有让他满意。早在童年时期，他对清洁和秩序的要求就令人恐惧，在他眼里，从没有什么东西称得上干净，也没有什么东西足够整齐。当时家务活主要由母亲负责，我只是帮她打打下手，现在，作为长女的我需要独挑大梁了。每个星期六他要给锅炉生火，那一天就是打扫卫生的恐怖之日。在他看来，我越是用力地揩拭、刷洗，把家具擦得光洁锃亮，地板、房门和我们用作家具的瓦砾堆表面，就有越多污垢清晰可见。德国女孩可以做的事情，他统统不允许我做。我不能去电影院，不能去跳舞，不能买任何新衣服，也没有零用钱。同时我又要做到跟这些将来会成为家庭主妇的德国女孩一样，据他说，她们家里干净得可以在地板上吃饭。每次检查完我做的清洁工作之后，他都会让我从头再来一遍，所以我必须把所有物品擦拭两遍甚至三遍。即便如此，对他来说还是不够干净，他便会动手打我。就好像，我自己才是那块永远清除不掉的污垢，而他只好亲自动手铲除。在他的拳打脚踢下，我开始装死，身体僵直不动。经年累月的殴打让我早早学会了这一招。
窗台上放着一个大号白色瓷杯，杯里是他用浸入式加热器温热的红酒。平日里他也喝酒，在每个清洁和沐浴的星期六喝上一杯，是雷打不动的规矩。那天，好像他喝酒的样子与往常不太一样，好像在准备沐浴和喝酒这两件事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的关联。他看我的眼神也跟平日不同，我在他的目光中感受到的不是往日拳头下的无情，反而是有些渴望和探寻。他的目光沿着我的双腿和臀部滑动，像是还在寻找那处我没能清理掉的污迹，而现在这污迹已经明确，就是我身上已经清晰可见的女性特征。他用眼睛“触摸”着我身体的脏污，仿佛要穿透到它们最深层，接下来的沐浴显然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
我还记得过去的那段时光。早上我躺在他怀里，穿着我那件黄色尼龙面料的美式节日礼服裙，因为戴了一整晚卷发夹没怎么睡着觉，心里却期待着待会儿就能变成公主的模样。他胸口处长了一个肉色小圆球，就在衬衫开口的地方，像一颗神秘的浆果。每次我拿手碰它时，他就用牙咬住我的手指，透过尼龙面料把热乎乎的蚂蚱扑哧吹到我胸口和肚子上，直到我笑得喘不过气来。当他握住我的脚，指着鞋子问我，脚上穿的是什么时，我会说byni，而不是botinki
，因为我知道他想听什么。byni是我牙牙学语时会说的第一个关于鞋子的词，发音听起来就像dyni，意思是俄语里的“甜瓜”，接着他就把蚂蚱吹进我的白色长筒袜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这种纯真的游戏是何时结束的，也不知道他从何时开始变成了一个让我感到陌生和危险的男人。是在母亲去世前，他就开始用这种带有几分探寻和柔情的眼神看我，还是自我从修道院回来后才开始？
一开始，他用拨火棍慢慢地清理了热水锅炉的拨火孔，样子极为全神贯注。他没有打发我去，而是亲自去地下室取了木柴和煤炭，装了满满一桶，踉踉跄跄地提着，还撞上了门框，因为那天他从下午就开始喝酒了。他命我在旁边仔细观摩，看他是如何正确给锅炉点火的。尽管我每天都会给厨房的炉子点火，对这套流程早已驾轻就熟，他还是要亲自点着并让我从旁看着，这也是那个星期六发生的种种事情之间隐秘的关联之一。
喝了温热的红酒，又提了煤桶，他热得脱掉了衬衫。我看到他背心边缘露出来的浅色小肉球，那是个增生肉瘤，我曾经还那么开心地玩过它。父亲每做一个举动，我内心的恐惧便增加一分，就好像我在学习处决自己的方法。我看着他往手上吐了口唾沫，从洗手盆下面那摞俄文移民报纸中抽出一叠拆开，然后把那堆闻起来像腐蚀性药品的深褐色报纸一张张揉成团，塞进拨火孔，再把柴火一个接一个叠放在报纸上——将柴火在报纸上摆对位置，这就是点燃锅炉的诀窍，我很早就自己摸索出了这一点。最后，他从裤袋里掏出汽油打火机，那里面装有神奇的打火石，一束小火苗从他的拇指上方窜出来，他举着这束火苗凑近木柴下面的报纸。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听见他在说着什么，好像是跟自己，又像是在跟物件儿，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鼓励这些物件儿，或者表扬它们的趁手。中间，他还会停下手中的动作，伸手拿起那杯放在浴缸边缘的红酒。
当火终于点着后，他满意地咕哝着关上了锅炉门，转身去洗手池洗手，就连这个动作都像在向我展示，我竭尽全力也无法达到的完美清洁程度。父亲即便在给锅炉点火过程中也没有把手弄脏，他清洗着那些我看不见的污垢，把肥皂一直打到胳膊肘，让水龙头里的冷水顺着小臂流下。然后又开始重新擦肥皂。
他手臂上的肌肉运动让我回想起他试图教我学游泳那次。当时我四五岁，他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车带我去了河边。那里空无一人，也没有声响，只有可怕的墨绿色河水湍急而过。我挣扎着反抗，但他仍然举着我走向河水深处，直到河水漫过他的脖子，然后把我按进了寒冷汹涌的洪流中。我应该做他之前教给我的动作，但恐惧让我失声尖叫，胡乱扑腾，不停呛水。我试图紧紧抓住父亲的身体，然而，我唯一能抓住的依靠，同时也是一股将我推向无底深渊的力量。
不知过了多久，一切结束了。我看见头顶上方的河水，水流把我带入了一片广袤的绿色寂静中，这寂静其实也有声音，像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音乐。我想到了狼，母亲曾告诉过我，河底有狼群等着吃掉那些无法从水中逃脱的人。这个想法一度让我毛骨悚然，然而现在我却不害怕了。狼们尽可以把我吃掉，我已经不在乎了。碧绿的河水在我头顶闪烁着粼粼波光，我听见音乐声逐渐加强，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快乐。
直到父亲的双手突然再次出现。我躺在岸边的草地上，他用手按压我的胸腔，像是要把它压碎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又把我从水里捞了出来？刚才一切都很美好，也很轻松，现在我只感觉到疼痛，胸口像在烧灼和撕裂，我只渴望能再次回到水中，回到那美妙声音的怀抱中继续漂浮。这样把我从中抽离残忍至极。
在河里游完泳后，父亲的疟疾会经常发作。这种疾病来自俄罗斯亚洲部分的高加索山脉，很显然他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过着我无法想象的另一种俄式生活。他躺在床上，面色灰白，嘴唇发紫，我看到他不停打着寒战。母亲把我们所有的被子都盖在他身上，又把好几个瓶子灌满热水塞进被子，但他的牙齿还是止不住地打战，声音像金属磕碰一样此起彼伏，他的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好像有机器在摇晃他一样。在他高烧到快要晕厥时，终于出了一身汗。这场解脱般的发汗也是好转的开始。渐渐地，父亲的脸色恢复了血色，他枕在湿透的枕头上，地板上堆着汗湿的床单，母亲要更换好几次床单，直到他筋疲力尽地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他醒了过来，又开始发抖，体温也再次升高。但对我来说，这种亚洲疾病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治疗它的药物：奎宁。母亲把这种气味刺鼻的黄棕色粉末存放在一个大铁皮罐里。它太苦了，光是闻一下我都觉得恶心。我胆战心惊地看着母亲把父亲的头从枕头上抬起来扶住，另一只手把满满一茶匙药粉从他的牙齿间推进去，之后立刻往他嘴里灌进一大杯水，父亲由于颤抖几乎不能吞咽，一多半水都从嘴边流了出来。
据我所知，这种亚洲疟疾是父亲唯一罹患过的疾病。在我看来，这个病恰恰也是他身强体健的根源。一切都是奎宁的功劳。他的疟疾定期发作，而奎宁正是神奇的解药，他汗水中的苦味、发黄的肤色，还有灵活的手臂肌肉运动也都由此而来。他的身体已经被奎宁浸透，变得百病不侵，铁拳无情。
妹妹总是第一个去洗澡的那个，之后，他便开始每周六例行的清洗烟嘴工作。每次抽烟前他会把烟叶插入烟嘴的金色烟杆中。厨房里又闷又热，汗珠沿着他半裸的身体滑落下来。为了清洁烟嘴内部，他把咬嘴拆下来，往里面插入一根末端缠有报纸的金属丝，拔出时恶心的黑色残渣会跟着带出来。他用报纸把黑渣从铁丝上刮下来，然后重新缠好报纸，重复刚才的动作，直到拔出的报纸变得干净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直目光呆滞地盯着我。除了这目光，我找不到其他让我恐惧的理由。我说不出自己在害怕什么，我无法用言语表达，好让其他能拯救我的人听明白，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妹妹洗完澡后，我把干净睡衣搭在胳膊上走向浴室，这时，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和父亲，只剩我与他那不断扫视、探寻的目光。我感觉到他在背后看着我，听见他问道，用不用帮我搓后背。已经一只脚跨进浴室的我，不由自主地跺着脚，用一种陌生的、不属于我的声音喊了一声“不用”——就好像父亲的问题是如此友善，可以像小孩子耍赖一样来回答。我一边跺脚，一边嘲笑自己的恐惧。这种恐惧让我变成了罪人。是的，只有我是罪人，因为我竟对自己的父亲抱有如此可怕的怀疑。
当我躺在温暖的泡澡水中，恐惧也随之消散了。终于只剩下我一个人，现实世界渐渐融化在我五彩斑斓的梦境中。实际上，我人在遥远的美国，在那里像我这样的女孩会嫁给百万富翁，或者一夜之间变成著名的电影明星，征服全世界。我住在一幢白色别墅里，别墅周围是一个带有天蓝色游泳池的棕榈花园。傍晚时分，我的众多仰慕者中有人开着一辆闪闪发光的凯迪拉克来接我。再不就是我生活在离现在并不远的地方，嫁给了一个德国工匠，住在一栋舒适的德式木桁架房屋里，窗前种着天竺葵，做着模范的德国家庭主妇。我的丈夫是个与父亲完全不同的男人，他会在街上向人们脱帽致意，即使被叫去某个机关被人问话，也不会陷入尴尬的沉默，而我的小女儿也是一个跟曾经的我完全不同的孩子，她会穿带有金色别针的苏格兰短裙，学习成绩优异。我会做德国酸菜和德式烤猪肉，烤大理石蛋糕，在周日的下午，我的朋友们会来家里喝咖啡，她们都是跟我一样幸福而精致的人妻。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更想成为哪一种人，美国电影明星还是德国家庭主妇，也许我可以鱼和熊掌兼得。
我轻声唱起来：“在下雨的那天，盼望已久，热切渴求”
，“天主，我们赞美你”
，“Wolga，Wolga，matj rodnaja，Wolga，russkaja reka”——意思是：伏尔加河，伏尔加河，伟大的母亲，伏尔加河，俄罗斯的圣河。父亲就来自这条俄罗斯圣河沿岸的某个地方。他心情不错的时候曾经提过，那里的冬天寒冷到整条大河都会冻住，尽管河流宽阔到望不见对岸。人们会步行走到河对岸，或者驾着马车在冰面上行驶，还有人在上面滑冰，玩冰盘。夏天，人们在河里游泳，还会直接在岸边生火煮起“乌哈汤”：一种用伏尔加河水和鱼做成的清炖鱼汤。河里的鱼多到徒手就能抓到，巨大的鲟鱼、鲑鱼和梭子鱼到处都是。很久以前，应该是六十多年前，我的父亲就出生在那儿，当他说起这些时，似乎像在回忆幸福，尽管我无法想象，他也曾经幸福过。我从未在他脸上见过一丝一毫幸福的迹象，我怀疑，幸福对他来说就像软肋，是他永远不会表露出的一面。只有当他提起伏尔加河时，我才能隐约感知到他在俄国的另一种生活，感知到我没见过的那种生活和我不了解的那个人。对于那个人，可能他自己也记忆模糊了。
一声响动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刚才我暂时忘记了恐惧，尽管浴室门随时都可能被推开。从前阵子起，我就没办法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因为门钥匙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也许是父亲把钥匙扣下了，毕竟浴室是我在家中唯一能摆脱他控制的地方。我跳出开始变凉的泡澡水，扯过一块毛巾挡在身体前，竖起耳朵。
什么声音都没有。妹妹可能已经睡了，她是小女儿，可以睡在父亲的卧室，就是厨房后面的那间屋子。我们家没有起居室，这种房间只有德国人家里才有，厨房就是我们常待的地方。我迅速擦完，不等身体干彻底就穿上睡衣，然后把阿塔牌去污粉倒进浴缸，开始刷洗。我必须给父亲留下一个干净到发亮的浴缸，这一点我跟他意见一致。在他等下要泡澡的浴缸里不能留下我身上的任何痕迹，哪怕是皮肤上的一粒微尘。我用力地刷洗，直到手指火辣辣地疼，又用水冲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把浴缸擦干。之后我悄声快步穿过黑暗的走廊回到我自己的房间，爬上了床。
从修道院回来后，我有了自己的房间。房间很小，地面铺着石板，墙壁光秃秃的，里面除了床只有一个壁橱和一把椅子。我只在房间里睡觉。我的床还是小时候在营地睡过的那张美式行军床，那时母亲还活着，妹妹尚未出生。夜里有时我会在营房敞开的窗边醒来，因为当我正要爬出窗子走向月亮时，一阵凉风从我身上拂过。尽管闭着眼睛，我仍然看见月亮在呼唤我，它用自己淡蓝色的微光和杳远而曼妙的歌声吸引着我。然后，突然之间，我感觉到了母亲温暖的皮肤，她把我紧紧抱在怀里。随后，她关上了窗户，把我放回床上，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看见她的眼里泛着泪光。她总是在哭，总是思乡心切，在我看来，她已经把这种思乡的情绪传染给了我，夜里我常常会在睡梦中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从床上拉起，朝着窗外的月光走去。父亲建议母亲把我绑在床上，但她拒绝了，她说他铁石心肠，然后他们又开始一如往常的争吵。多数争吵都以母亲再次开始哭泣结束。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她抽泣着说。“我怎么会如此瞎了眼？我为什么不留在乌克兰？”
“蠢货。”父亲说，“你很清楚，如果我没带你离开，你现在已经死了。”
“那好，”母亲回答，“那我宁愿死掉，反正对我来说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躺在被窝里，听见父亲走向浴室。我听到他摇摇晃晃的身体撞到走廊墙壁发出沉闷的响声。我惶惶不安地留心着从浴室传来的声音。我听到拨火棍的磕碰声，哗哗的流水声，刮擦声，搓洗声。我从不知道，他每个星期六在浴室待那么长时间究竟在做什么，对他来说，清洁自己的身体似乎既是每周大扫除工作的高潮，也是他尽情享受、刻意延长的尾声。
单调的水声开始让我有了困意，它在我耳中与雷格尼茨河水的声音融合在了一起。雷格尼茨河与伏尔加河相反，是一条宁静的小河。夏天，我们曾从河里汲水灌溉菜畦，那时大人允许我们在雷格尼茨河边的草地上种菜，我们这些小孩会在那片草地上闲逛到天黑。我们从灌木丛中的鸟窝里偷鸟蛋喝掉，用旧的军用毯子搭起帐篷，在里面偷偷向彼此展示自己的私处。我们踩着潮湿的草地，浑身脏兮兮，忘我地沿着岸边追逐打闹，这时，温暖的黄昏中回荡起我们的名字——是母亲们在呼唤我们。天色晚了，我们得回家了。
朦胧中，我睡着了，飘荡在雷格尼茨河上空，飘浮是我天然的移动方式。我沿着河道，飘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地方，那里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危险，突然之间……门开了。光从走廊照了进来。是父亲。他叉着双腿，摇摇晃晃地站在光里，身上只穿着内裤。我看到他脸上露出一丝狞笑。“妓女！”他嘟囔着，“我要让她看看这个，她就会学会惧怕她的父亲。”然后他就来到我身边，酒气扑鼻。“挪到一边去，我要躺到你旁边！”
他之前的眼神早已预示了这一刻的到来，然而现在我却分不清，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打扫卫生时，我把一条旧床单剪成了碎布头，剪刀还放在我床旁边的椅子上。当坐在床边的父亲向我弯下身时，我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那把剪刀。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幕与我无关的电影画面，我看见自己举起剪刀从上方刺入了父亲赤裸的后背。害怕的念头在我心中一闪而过，而我怕的只是自己失手没能杀死他，因为那也就意味着我的死期到了。但我决心已定。我握着手中的剪刀，已经准备要刺下去，但他突然从我身上离开，一言不发，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喘着粗气，站直身子，差点撞到我仍举在半空中的剪刀上。他在那站了一会儿，努力撑着，仿佛身体随时都可能倒下，压到我身上。终于，他恢复了平衡，转过身，踉跄着走了出去，关上了门。
透过门缝，我看到走廊上的灯熄灭了。我躺在黑暗中，竖起耳朵，心脏怦怦跳着。他会不会马上又回来？我不清楚男人和女人在床上会做些什么，在修道院，关于这方面的传言四起，但很明显，父亲刚刚想向我展示的就是这件事。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他是不是察觉到，我们之间会经历一番较量，而他在酩酊大醉的状态下可能会占下风？还是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臆想？我是不是看到了魔鬼，它们让我产生了这些邪恶的幻想？一切都安静了下来，但我仍然感觉血流涌动。直到墙背后传来熟悉的鼾声，我紧紧攥着剪刀的手才放松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