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敦煌守护神
“过去,我自以为对这个宝库已经很了解,可现在我才明白,那是一知半解,很肤浅,也很零碎。
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你这些数字,就是想说,亲见这里(而且还是粗粗一见)后我的震惊。”
1935年秋,巴黎塞纳河畔。
旧书摊上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震撼了在法国声名鹊起的画家常书鸿。这部图录是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中拍摄来的,由六本小册子组成。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竟不知中国有这么大规模、这么系统的文化艺术!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上的人,如今真是惭愧,不知如何忏悔。”常书鸿暗自惊叹道。
后来,常书鸿又去了法国吉美博物馆,他看到伯希和从敦煌藏经洞掳去的大量唐代绢画,那些摄人心魄的线条,散发着古老中国特有的艺术神韵,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看得如痴如醉的常书鸿,忽觉无比悲伤,甚至痛心疾首。他心想,瑰宝不能再流失,艺术需要人守护。
● 留法时期的常书鸿(第四排中)
● 保罗·伯希和(1878—1945),法国汉学家,1908年从敦煌莫高窟劫走6000余种文书,以及200多幅唐代绘画与幡幢、织物、木制品、木制活字印刷字模和其他法器
●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书影
回去吗?遥远的呼唤,似乎近在耳边。
祖国的西部,甘肃的敦煌,精美绝伦的壁画,栩栩如生的雕塑,磐鼓云板的天籁,翩跹起舞的飞天……这一切,让常书鸿辗转反侧、魂牵梦萦,身在异国,梦回祖国。终于,终于,常书鸿下定了决心——回去!寻访敦煌!
古丝路上响起新驼铃
要想去敦煌,先得到兰州。
1942年年底,常书鸿一行抵达兰州时,正值隆冬。这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古城,除了荒凉,便是萧索。偶有人过,也是身穿破旧羊皮袄的赶车汉子。他们个个紧缩着脖子,如同羽毛翻皱的公鸡,在寒风中无所适从。就是在这样的季节里,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兰州郑重举行。令常书鸿没料到的是,对于研究所的所址,绝大多数人竟主张放在兰州。
●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局部),卷首有十一面观音菩萨坐像白描图及奉请八金刚白描图,为伯希和从敦煌莫高窟收集,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该卷保存完整,是不可多得的敦煌写卷
金城兰州,距敦煌约1200公里,路程远、交通不便,怎么搞保护,又如何做研究?
“我是非到敦煌去不可的!”常书鸿略显激动。
他已打定主意,就算成了孤家寡人,就算孑然而行,也要去敦煌。如此一来,同行的原本就想在这个问题上打小算盘的官员,脸上挂起了冰霜,对常书鸿提出的工作要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问题,采取不合作态度,使许多工作难以展开。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人员和物资仍无着落。当时,一提起塞外戈壁滩,不少人便谈虎色变,对于长期去那里工作,更是望而却步。
一天,一个偶然机会,常书鸿碰到一个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生龚祥礼。一见如故,他欣然应允随常书鸿前往敦煌,又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和他们同去敦煌。三个人的队伍,总比单枪匹马好得多,常书鸿内心感到很欣慰。后来,又经过和当时的甘肃省教育厅交涉,由甘肃省公路局推荐了一位文书。最后还缺少一名会计,没有办法,常书鸿只能到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去招聘。开始,这个班四十几个人当中,没有一人愿意应招。半个钟头后,一个穿着长布衫名叫辛普德的人站起来说,“我愿意去敦煌。”
1943年2月20日,朔风劲,天未亮。队伍集合好了,一共六人——看来大部分同行者,还是选择了退出。不过,令大家欣慰的是,常书鸿雇到了一辆卡车。这辆车虽说破旧,引擎刺耳,但总算不至于像取经的玄奘、“凿空”的张骞一般徒步而行了。
敦煌是汉武帝为抵御匈奴所设的“河西四郡”之一。常书鸿看过地图,此去敦煌,途经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三郡,每郡之间相距两三百公里。按中国古代长途交通驿站的标准行程,每日三四十公里,需要一个多月的行期。
“河西四郡”,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地名,沐着汉时的边关明月,听着丝路的古道驼铃。千年一瞬,历史轮回,到敦煌去,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如今,古丝路上响起新驼铃,敦煌“痴人”常书鸿,踏上河西走廊,一路走,一路想。他的思绪翻飞,想起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想起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也想起了“古来征战几人回”。历史的狼烟,早已回到破败的烽燧和满目荒凉中,紧裹羊皮大衣的常书鸿,忽然就懂得了上书汉武帝的班超,“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在张掖至酒泉的途中,有一件事令常书鸿记忆犹新。那是在黄昏时分,他们的汽车正在路上颠簸,忽然有一个农民带着一个乘小毛驴的妇女拦车。他们苦苦哀求,说妇女怀中的小孩得了急病,想搭车赶到城里医治。虽然车厢里已很拥挤,但大家还是硬挤出了一个空档,让这个妇女坐了上来。汽车在寒夜里行驶,戈壁上的风沙夹着冰冷的雪花,抽打着车上的人。大家都把头缩进老羊皮领子里,鼻子里刚呼出的热气马上被冻成冰花,黏在鼻孔周围,渐渐堵塞,使人呼吸都感到困难。车上没有人说话,只有风声、汽车的引擎声和沙砾打在羊皮大衣上的声音,搅在一起响在耳边。在这些声音里,常书鸿隐隐约约地听到孩子的哭声。不久,他又听到那位妇女凄酸的哭泣声,断断续续,时有时无。渐渐地,常书鸿在极度寒冷中蒙眬地睡着了。清晨,众人被那位妇女的号哭惊醒,原来,她怀中有病的婴儿,已在半夜冻死。
眼前的惨剧使常书鸿心情沉重,他不由得联想到,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几经危难。4世纪时的法显和尚到西域取经,同样沿此路前行,他的同伴惠景和尚在翻越葱岭时,惨死在风雪严寒之中。唐代玄奘曾在这一带买了一匹好马,他想西行时骑马安全度过布隆吉尔有名的风口。临走时,他恰巧碰到一个经常由酒泉走哈密的老人,老人看着玄奘那匹新买的马说:“这匹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倒是好的,但不能走戈壁和风口,它不识路,不识水,到哈密去很危险,不如我这匹老马好。”玄奘听到老人的话很感动地说:“你说中要害,我愿意换你的老马。”果然,玄奘在安西迷失了道路,在马上昏迷,是老马把他带到疏勒河水边,救了他的命。常书鸿知道,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记述的九死一生的危难险恶,大多指的就是在这段沙漠行路的艰辛。
● 莫高窟第323窟《张骞出使西域图》(局部),初唐。图中汉武帝骑马在郊外送别张骞;张骞持笏跪拜辞别,后有从者持节牵马。据载,张骞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和乌孙国等地。这幅图应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场景
常书鸿心想,在这条丝绸之路上,留下了多少荣辱盛衰,又掩埋了多少行人尸骨。而现在,偏安重庆的国民党达官显贵们,也许正在灯红酒绿的歌舞场上狂欢醉饮,或者正面对着巧取豪夺的金银财宝大喜过望。但此时此刻,在贫穷落后的塞外,又一条幼小可怜的生命,被贫穷困苦湮没在寂寞的荒野,永无声息地消失了。这辽阔的大西北,为什么竟充满如此的荒凉、贫穷、灾难和死亡?
车到了酒泉。酒泉郡建于汉代,这里遗留有汉、魏、十六国、隋、唐等各朝代的大量历史文物。如酒泉西北侧的黑水国是汉代的沙漠古城。人们曾在那里发掘出大批文物,其中就有闻名世界的居延汉简,反映了当时各族人民生活情况,也展现了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友好往来的情况。酒泉城西北的嘉峪关是明代所建的通向西陲的城关,也是封建社会流徙犯人的边卡。一出此关,眼前即是一片茫茫无垠的戈壁瀚海了。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望戈壁滩,后望鬼门关。”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为谋生,却一直没有中断西渡流沙。
酒泉盛产夜光杯。此杯用当地一种玉石制作,杯身细薄,斟上酒后,灯光下透过杯壁可清晰地看到杯中酒的颜色,奇巧玲珑,誉满古今中外。盛唐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出了嘉峪关,沿途看到一些土砌的墩子残垣,这是有名的汉代传递信息的烽燧。所谓“流沙坠简”,就是在烽燧附近被流沙所埋藏的汉代边疆戍卒留下的简札。这里也是汉代长城的余脉沿丝绸之路通向敦煌郡的会合处,是东西文化、物资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见证。
一路西行,常书鸿总算带着大家平安抵达了安西。
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渐渐吞没。夜幕垂帘,显得格外阴冷暗淡。常书鸿在日记中写道:“3月20日,到达安西。”安西,这是常书鸿们乘坐汽车的最后一站。
接下来从安西到敦煌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这段行程只有靠“沙漠之舟”骆驼帮忙了。骆驼客来了,牵着十头高大健壮的骆驼。为租用它们,常书鸿拿出了此次行旅中三分之一的费用。
驼铃响起,沙丘接天处,骆驼草稀稀拉拉,落日熔金歇脚时,常书鸿掏出笔记本记下:“第一天,我们走了15公里……”
午夜后,常书鸿一行到达自古以盛产甜瓜闻名的瓜州口。但是,这个瓜果之乡,如今却因为井水干涸,连人畜饮水也要用毛驴从十公里以外驮来。瓜州似乎已变成了徒有虚名的不毛之地。在惨淡凄凉的月光下,山沟里隐约露出几间土房。常书鸿一行和衣挤在土炕上,度过了戈壁滩上的第一夜。
过了瓜州口后,骆驼客告诉常书鸿,下一站要到甜水井打尖。“甜水井”,这个名字激起大家一阵兴奋。毕竟,瀚海行程,谁都会对水满怀向往。当晚,在一片漆黑中,常书鸿一行抵达甜水井。大家都盼望着痛饮,谁知喝到嘴里的水,却又苦又臭,刚刚那如饮玉液琼浆的希冀,转眼云消雾散。第二天一早,大家才发现,原来井口周围堆满了牲畜粪便。骆驼客说,从安西到敦煌120公里的戈壁上,只有这一口井。别看不好喝,对牵骆驼、赶牛马的穷苦人来说,这可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
甜水井的下一站,是疙瘩井,闻其名便知无水可寻了。这是一个长满骆驼刺的大沙丘。卸下重载的骆驼,无精打采地啃着干瘪瘪的骆驼刺。水已用尽,大家只好坐卧在沙堆上,啃着又冷又硬的干馍和沙枣锅盔。深夜难寐,仰望寒空,繁星点点,空旷无声。常书鸿突然浮想联翩,忆起玄奘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记述:“夜则妖魑举火,灿若繁星……顷间忽见有军众数百队满沙碛间,乍行乍息,皆裘褐驼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易质,倏忽千变,遥瞻极著,渐近而微。法师初睹,谓为贼众;渐近见灭……”这种类似的感觉,的确让人在孤独的瀚海之夜,产生幻象。睡意袭来,恍惚间,在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所见的飞天夜叉、天神菩萨的形象,也仿佛在眼前浮现。
● 今天的敦煌莫高窟
“常先生,敦煌到了!”骆驼客指着远处说,那边就是三危山,山脚下就是敦煌,天刚麻麻亮,有雾水罩着,等太阳出来后,就能看得清楚了。
常书鸿一个激灵,从沙地上翻身而起。他顺着骆驼客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天际尽头,逶迤着一片灰褐色的山,似真似幻。大家听说敦煌就快到了,一个个都爬起身来,举目遥望。不多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三危山披着朝霞,金光闪闪、层层晕开,果然,一片绿洲变得清晰可见。
敦煌!敦煌!历时月余,终于走到了!
敦煌!敦煌!常书鸿心中的圣地,千年荣辱就在眼前。藏经洞被洗劫一空,壁画被偷盗,不少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甚至将部分洞窟掩埋。
站在莫高窟前,常书鸿还是忍不住抬起头,将四周看了又看:这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真的就来到了敦煌?真的就来到了千佛洞?
“光凭我看到的第一眼我就可以说:这一个多月来,我们所吃过的苦头,全都不算什么!也就是说:很值!岂止是很值?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常书鸿抵达敦煌时,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过去,我自以为对这个宝库已经很了解,可现在我才明白,那是一知半解,很肤浅,也很零碎。仅就千佛洞这个名称而言,我总以为是由于有千座佛像而得名,看了《重修莫高窟碑文》以后,才知这个石窟名字的由来。莫高窟始建于366年,到唐代立莫高窟碑时,已有大小窟龛一千多个,可惜到现在,保存较为完好的只数百个……它分南北二区,南区长约940米,北区长约720米,壁画总面积44830平方米!如果将这些壁画排成2米高的画展出,这个画廊可达25千米!你看看!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你这些数字,就是想说,亲见这里(而且还是粗粗一见)后我的震惊。我们在巴黎时,不是常常惊叹卢浮宫的辉煌和其他种种历史遗迹给我们的那种“何时才能看得尽”的感慨吗?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就历史的悠久和其包含的文献价值,都可以说一点不逊色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艺术宝库,因而,把敦煌壁画称为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当之无愧!
写完信,常书鸿真想一口气登上三危山,喊出发自肺腑的壮语豪言:“中国的画家们,如果你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上唯一而最大的古代艺术画廊,那么就绝对成不了一个好画家!”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终于等来了常书鸿,残破的洞窟,终于等来了涅槃的火种。
敦煌百姓,功不可没
1943年3月24日,敦煌莫高窟的中寺前,新挂了一块木牌,上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中寺始建于唐,现有七八间土坯房。夜幕四合,一盏油灯被点亮,灯芯跳动着豆大的火焰。筹委会全体成员,在灯影中张罗着来到敦煌的第一顿晚饭。一锅热气腾腾的厚面片,一碟咸韭菜,一碟咸辣子。汤面没有放盐,因为水很咸。筷子则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刮了皮,再割齐整。
● 今天的莫高窟舍利塔
“我知道大家都累了,但我想,我们大家的事,应该让大家都知道。别的不多说,我先宣布我们这个筹委会要办的几件事。”饭后,大伙儿盘坐在土炕上,常书鸿悠悠地说,现在我们已经把中寺定为筹委会的会址,以后,主要的工作有三:一是要着手石窟初步调查;二是石窟内部清理;三是石窟内遗物古迹的集纳。
次日清晨,常书鸿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进大殿,却落了个揪心的疼。那原本画得龙飞凤舞的洞窟穹顶,被风沙掩埋,在流沙中翘着一角,就像是一只呼救的手臂。常书鸿赶紧跑去查看其他洞,一处、两处、三处……仅南区的上百个洞窟,都已遭流沙掩埋。
敦煌400多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和约4.5万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千余年的灿烂艺术,然而如今,壁画被火熏得漆黑、洞窟坍塌、栈道被毁……曾经辉煌无比的莫高窟,遭遇数次洗劫后,竟变得这般荒废!
“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它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它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常书鸿无比心酸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相对无言。铁马风铃,在微风中发出叮叮、叮叮的声音,一阵强,一阵弱……既像苦难的呻吟,又似希冀的欢呼。
眼下,最重要的是制伏流沙和防止人为二次破坏。常书鸿准备修一堵土墙。莫高窟分南北两区,南区长约940米,北区长约720米。要修的土墙按2米高、2000米长计算,要每天300个人同时施工3个月才能竣工。
常书鸿粗粗算了一下,如果把洞中的流沙全部清除干净,光雇民工就要法币(1935年11月至1948年8月流通的货币)300万元,但他们的全部资金只有5万元,如今只剩下1000余元,这点钱还要维持生活费用。尽管常书鸿一到敦煌,就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报要求汇款,可是3个多月过去了,仍是杳无音信。
时局多艰,经费短缺。半年不到,敦煌研究所就深陷债务危机。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常书鸿只身穿荒漠,往返城乡,却一无所获。
县长说:“常先生,敝县是小县、穷县,先生一看就明白。鄙人不是不肯出力,实在是难以对先生的大举有所帮助。”
常书鸿说:“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我们来的那天就看到了:莫高窟成了无人管理的废墟。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流沙的侵袭。您知道我们这个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石窟的,如果不制伏流沙,不把现在洞窟的积沙清理掉,石窟迟早会被流沙淹没……”
县长插话道:“唔,鄙人知道,鄙人知道。可这是天灾,鄙人无能为力。”
百般无奈中,常书鸿给教育部发出了第四份加急电报。这份电报发后,总算收到了回电:同意筑墙,款随后汇。一个“随后”,直到多年后,常书鸿才晓得,这不过是官老爷们潦草的敷衍。但在此刻,却让研究所高兴了好一阵。
说起筑墙,常书鸿又想起那日和县长的对话。
“什么?造土墙?你是说在莫高窟造土墙?哈哈哈!”县长笑得龇出了两排血红的牙床,“常先生,你真是个书呆子!竟然想到在那个沙土窝里造土墙!哈哈哈!这没有土的墙要能筑成,你打我三百大板!”
常书鸿很气愤,但转念一想,这县长说的也不是没道理,聚沙成塔,只能是神话故事。
这一日,门外传来杂乱的马蹄声。常书鸿闻声出门,只见,一伙人赶的马车上装着锅灶、柴火、碗筷和油盐酱醋。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再过三天就是农历四月初八。”
农历四月初八?常书鸿想了想:哦,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辰。
四月初八,天刚放亮,常书鸿就被鼎沸的人声吵醒了。他出门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千佛洞前,人山人海。各色摊贩,各自占了地盘,忙着开张。
突然,常书鸿瞅见,一个摊主竟然在“聚沙成墙”。他揉了揉眼,摊主真的在用沙土筑墙。
常书鸿忙上前请教:
“请问大叔,像这样拌沙筑墙,使得吗?”
“怎么使不得?你看这墙不是筑成了吗?”
“不,我说的是要筑一道长长的又高又结实的墙,能围住千佛洞的!”
“也行呀,你要筑多高就多高呗!别看这是沙土,要知道这儿的水管用呀,这里的水,不是挺咸吗?那是含碱量大呀,只要夯得结实,下死劲夯,没有筑不成的!”
常书鸿大喜,筑墙有望!
在常书鸿的催促下,县里派来一个负责工程建设的科长。他打了一下算盘说,一个2米高、2000来米长的土夯墙,要2.7万个工,至少需要2.7万元,加上材料、工具等,不能少于3万元。以每天300人施工,需3个月竣工。但常书鸿手中只剩下1000余元了,等教育部汇款来,更要一段时间。最后,决定缩小规模,只修一个1000米长的墙。
这时敦煌已入夏,往南山挖金沙的人都要经过千佛洞。他们的驴马牲口,便在夜间放牧,继续糟蹋林木庄稼。更严重的是,这些人与土豪劣绅、官僚都有密切关系,流氓成性,任意在洞中居住往来,煮饭烧菜,对石窟艺术作品损坏不小。常书鸿一行只有6个人,顾此失彼,无法照管,因此,修筑围墙是刻不容缓了。
县里来的人说,愿意帮着招募筑墙的民工,但有一个条件:常书鸿需送县长一幅画。
“好,那我就给他画一幅千佛洞的风景画。”常书鸿应了下来。为表诚意,他把画的尺幅定为三尺见方。“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是常书鸿的做人标准。
十来天以后,100多个民工来了,紧接着,粮食、柴草等物资,也都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来,常书鸿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经过50多天的施工,民工们起早贪黑,一道长达千米的墙,完工在即。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民工们却开始逃走。这里有吃有喝有工钱,为啥要逃跑呢?常书鸿的疑惑,很快有了答案。原来,县里半个子儿没有给,前些日子运来的粮草,都是县里摊派各乡里,乡里又摊到各个村,各个村又强摊到各户自备的,能熬到这会儿的,都是老实人家了。跑了的人,都是没了口粮,饿着肚子干活,换谁又能受得了?
常书鸿吞下被骗的苦水,召开了全体会议。他一五一十地将这些情况向大家通报。第二天一早,常书鸿又率领研究所全体人员上工地,与民工们一起挑水和泥(沙)。看着这些没干过重活的知识分子为了敦煌汗流浃背,民工们被感动了,他们不再逃跑,而是和常书鸿他们一起,夯起了土墙。又过了几天,一道千米长的沙土墙,在千佛洞前拔地而起。同事们开玩笑说,应该叫来县长,“打他三百大板!”
对民工,常书鸿无以为报,教育部的“修墙款”,始终是“随后”。常书鸿背负着深深的愧疚,在笔记本上,记满了那些干活出力的民工的名字。
傍晚,九层楼的铁马风铃,又响了,常书鸿用一把小刀在这道土墙上刻下了一行小小的字:“敦煌百姓,功不可没。”
“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会离开敦煌!”
仲夏的敦煌,白杨成荫,流水淙淙。在这美好的季节,常书鸿的工作也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当时人手虽少,条件也很艰苦,但大家都想干一番事业,情绪高昂。他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测绘石窟、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
常书鸿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可栈道破损严重,高处的洞窟上不去。一筹莫展之际,同事推荐了一种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
“有这宝贝梯子,你怎么不早说?”常书鸿仔细看了看这“蜈蚣梯”,每隔30厘米就钉个短树棍,虽粗糙至极,但好歹是个梯子。
同事对常书鸿说,“上哪个高处,我替你爬,你自己可不要上!”常书鸿一挥手说:“我们一块爬。你不用担心,我小时候,爬树、下湖摸虾,都是好手呢!”
常书鸿手脚并用,爬上了九层楼的高处洞窟,一个洞一个洞地察看,做着调查记录。九层楼最高处为44米,胆小的人站在上面,低头往下看,腿肚子都会打战。
常书鸿爬到编号为第196窟的洞窟,看见洞门口有一行用墨写的字,字迹虽淡,却也能看得清楚:“此洞系从山顶下。”常书鸿领着大家进了洞,这个半悬在30米高处的洞窟的内容,根据题记可知创建于唐景福年间,前室的木构窟檐是莫高窟现存唯一的唐代木构建筑。洞窟西壁《劳度叉斗圣变》,是晚唐出现的新经变中最富有时代特点的经变画。常书鸿也早从资料上看得一些,但进洞一看,却更有胜境。
● 莫高窟第196窟中心佛坛胁侍菩萨塑像,唐。此尊菩萨体态丰盈,神情娴雅,弯眉细目,唇角含笑,给人以雍容大气、亲切祥和之感;呈自在坐姿,上身袒露,颈佩项饰,肩部斜披圣带,臂戴钏镯,左手抚膝、右手上举,下身衣饰自然流畅,图案与宝座浑然一体
出洞窟时,同事抢先一步,想将梯头换个位置,让梯子靠得更稳妥一点,不料一用力,那梯子竟歪倒在了山崖下。常书鸿和同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正在危难之际,忽想起了前人的提醒和忠告:“此洞系从山顶下”。一位身手矫健的同事,慢慢爬了上去。众人经过焦急的等待,同事终于取来绳子,将大伙儿挨个“救”了出来。
敦煌,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隋唐的盛景,就像传说中的商队驼铃,悠悠了无踪。现在,这里的生活,被寂寞统治。一位同事发了高烧,迷迷糊糊之际,梦呓似的说:“常,常先生,我,我要是,真是不行了,无论如何,也要把我拉到,有,有土的地方去埋……”泪水顺着通红的脸颊流了下来,他缓了缓,提高了些许音量:“常先生,可千万千万,别把我扔到沙漠里呀!”
常书鸿硬是把眼泪憋回了眼窝,安慰道:“看你说到哪去了?车子套好了,这就送你去县城医院……”不多时,研究所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辆牛车,在众人的注目中,载着这位同事向县城奔去。
1944年的元旦来临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去掉“筹委会”这三个字,正式宣告成立。
一天,同事慌忙赶来,拉着常书鸿,就往现场赶。原来,同事在泥塑的中心支柱中,发现了写着经文的残片。常书鸿到现场一看,这些保持干燥的写经保存得非常好,轻轻剥开一看,他几乎惊叫出来!“北魏”“六朝”,这些年代标示告诉他:这将是敦煌和莫高窟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 莫高窟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变》(局部)。经变,是描绘佛经内容或佛传故事的图画。相传古印度舍卫国大臣须达因缘巧合,得见释迦,皈依佛门。释迦派弟子舍利弗与须达选址建立精舍;陀太子愿赠祇园之树,与须达共建精舍。与释迦牟尼不同道的六派人物闻讯后,要求与其斗法,得胜后方可起精舍。斗法之日,长于幻术的劳度叉变树、池、山、龙、牛、夜叉形;舍利弗以神通力,作风、六牙象、金刚力士、金翅鸟王、狮子王、毗沙门天王破之。劳度叉败。比丘敲钟告捷,外道皈依佛法
●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员工合影
定下心来后,常书鸿当即决定:为鉴定准确,特地邀请当时正在敦煌佛爷庙发掘晋墓的中央研究院的考古专家夏鼐、向达等人来进一步鉴定。
次日,同事们又夹着一卷经卷交给他,这也是在泥塑旁的土砖中发现的。两次发现所得,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另有写卷碎片32件,价值“不可估量”。
北魏、六朝写经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久后,兰州的《西北日报》“西北文化”第23期《敦煌艺术特辑》的第一期上,刊载了这条消息,这件事被宣传得轰轰烈烈。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又一年过去了。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常书鸿噙满热泪,站在大佛殿上,抱着那根巨大的钟槌,用力撞响了那口大铁钟。他一边撞,一边高呼:日本鬼子投降啦!
大喜大悲,常书鸿怎么也没料到,和抗战胜利的消息一起到来的,还有当时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无比惊诧,国之瑰宝,这个政府竟弃之如敝屣。
那几日,研究所的同人,个个愁眉打结,人心惶惶。职工走了,学生也来道别。常书鸿叹出一口气,说:“好吧,只要你们心中有敦煌就行!”
夜凉如水,大漠黢黑。常书鸿辗转反侧,不能寐。他们都走了!一个又一个,心爱的学生、得力的助手、相濡以沫的同事、曾经同甘共苦的挚友,都走了。一个又一个,他们都走了!
● 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五代。为通壁巨制,长13米、高3.6米,主要描绘五台山地理形势和其中重要寺院,为同类题材壁画之最。相传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自北魏起就成为佛教圣地。唐代敦煌壁画中就出现了《五台山图》
常书鸿已经接连几夜睡不着觉了。他手持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站在东壁南段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前。饲虎图画的是三太子出猎,最小的萨埵太子,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消瘦,投身饲虎,后来成了佛。常书鸿想,既然萨埵太子可以舍身饲虎,他自己为什么不能舍身侍奉艺术,侍奉这座艺术的宝库?
“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会离开敦煌!不会离开莫高窟!”常书鸿对着千佛洞说:上天为证,就是剩我一人,我常书鸿也不会走!九层楼檐下的铁马风铃,再次叮叮响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常书鸿又开始了对计划内的第61窟文殊洞西壁画《五台山图》的揣摩。组织临摹这幅壁画的构想,已经很久了。这将是个旷日持久的大工程,在目前这样人手散失的情况下,没有得力的人选,没有死心塌地固守敦煌的人,是断难完成的。可是,越是眼前这样的局面,他越要操心这幅壁画的完成。它将是只许成不许败的标志性成果,有朝一日完成,必将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这儿所有的石窟一样,这幅壁画必将列入全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
● 莫高窟第61窟窟室内景,五代。第61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在10世纪中期修建的功德窟,为莫高窟大型洞窟之一。为覆斗形殿堂窟,中央有二层台式中心方坛,在敦煌文献中,又称“文殊堂”
常书鸿几经波折,去了重庆,各处游说,甚至是乞求,但在这个贪污成风、昏天黑地又纸醉金迷的所谓陪都,哪有国宝的立锥之地?常书鸿四处化缘,总算筹到了丁点物资。站在夜幕降临的重庆,常书鸿向西望去,他知道,敦煌应该满是光明。
离开的人,还在增多。但常书鸿怎么也想不到,妻子竟会不辞而别。他骑马去追,可纵是赤兔、的卢,也追不上一颗诀别的心。追出去没多远,他眼前发黑,从马上跌了下来。家都支离破碎了,“痴人”常书鸿还守在敦煌,呵护着沙海中那小小的绿洲。
● 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维修莫高窟崖面
妻子陈芝秀是被国民党军官赵忠清拐走的,那是1945年的夏天。悲伤过后,常书鸿还是决定带着儿女留在敦煌。
他的坚持很快有了收获。此后,更多的年轻人来到了这里。莫高窟的春天,似乎不远了。
然而,对常书鸿而言,心平气和地躲在洞窟里临摹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他忙于带领大家维护洞窟,治沙;他还得面对土匪和军阀的勒索;他想尽办法抵御这些外来的压力,用女儿的画作为交换,保住了洞窟中的彩塑;为了给洞窟装上门,他不得不时常前往敦煌县城,动员官员、商人们做功德,捐献窟门。
1979年年底,陈芝秀死于心脏病。常沙娜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常书鸿。忙碌的常书鸿若无其事地“哦”了一声,平静地询问着她去世的原因和去世的时间,又去忙别的事情了。过了几个小时,常书鸿突然失魂落魄地叫住常沙娜,连问了几声: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