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边疆整合的限度：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

正如上一章所述，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上半叶，对亚洲内陆的用兵和边疆的整合，作为清朝国家构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步骤，是清廷对准噶尔蒙古持续威胁加以回应的结果。清朝统治者在面对此一威胁时所采取的策略，随时间的流转而发生变化：康熙年间，以被动守势为主；在1690年代击溃入侵大漠南北的准噶尔蒙古之后，康熙无意进军大漠以西准噶尔蒙古故地，满足于准噶尔蒙古称臣进贡。然而到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则选择预防性的主动出击，最终于1750年代彻底剿灭准噶尔势力；然而清廷在此国力最为鼎盛之际，并未寻求进一步对外扩张。后来在1830年代，清廷重又启用羁縻政策。为了给上述一系列策略上的转变加以辩护，统治者使用了不同的语言：康熙帝之所以采取保守策略，据称是因为准噶尔土地荒瘠无用，当地民众也难以驾驭；而乾隆帝则将其先发制人的战略，用冠冕堂皇的“王化”说辞加以包装（见上一章）。

然而，无论地缘政治还是统治者的辩解，都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清朝在亚洲内陆的用兵花费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才得以完成，也无法真正解释为什么清廷的策略前后互异。那么，究竟是什么机制在支撑或牵制清朝的对外征讨？这一机制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国家的性质有何含义？我们究竟该如何从早期近代和近代世界史上国家形成的视角解读清朝的开疆拓土？濮德培对清朝征讨准噶尔部落的研究，强调了后勤供给在清廷用兵决策上所起的关键作用：补给困难曾经制约康熙帝发动更为持久的对敌作战，而后来贯穿甘肃直抵新疆的供给线路的开通，则使乾隆帝能够最终击溃准噶尔势力。而后勤补给运输的改善，据称又受到中国内地“市场整合”的支撑（Perdue 1996：780）。他进一步写道，“正是由于十八世纪发生经济商业化的总体趋势，才使得清朝官员能够从中国西北市场上采购大量的物资输送到新疆”（Perdue 2005：523）。不过，他也承认，在1755—1760年用兵期间，由于军队在当地市场采购粮食，导致那里的粮价上涨了三倍，可见甘肃一带的市场整合程度实为有限（Perdue 1996：781；2005：523）。

本章将会指出，清廷反复调整其军事战略，不仅考虑到地缘利益的因素，更是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财政状况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财政状况是良好还是恶化，要比后勤供给本身更为根本，也更能说明清朝边疆战略的前后变化。本章还将揭示，理解清朝财政体制的关键，是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出现的“均衡”（equilibrium）状态，即财政收入大体相当（或适度高于）常规的军事和行政支出。为了解释这种“均衡”及其对于认识清朝国家性质的意义，本章将首先检视清朝国家的用兵与财政之间的总体关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财政周期”。然后将考察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这是理解清朝政府财政能力的关键，也是讨论清朝财政体制低水平均衡状况之所以存在并很脆弱的切入点。本章还将对清朝财政—军事的关联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进行比较，进一步阐发清代国家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