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财政、认同：一个分析架构

以下三个因素是理解国家重建过程之关键所在：一是地缘政治环境。在此环境中，国家针对来自国内、国外的挑战和机会，制定相应的战略优先目标，而这些目标又进一步决定了国家对各种资源的需求程度。二是财政军事实力。它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供国家抽取，以及国家通过税收、借贷、征用、动员或其他手段将资源转化成真正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的能力。三是政治认同。它决定了国家对所掌握的资源进行再分配和加以使用的有效程度。下面对这三个因素展开分析。

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事关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国力和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对于国内政治的影响。国家间关系在不同的国家体系中表现出来的形式也不一样。大致上，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行关系，这种关系流行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的欧洲，在这种关系中，每个国家将他国视为法律上和外交上平等的主体，而且“每个国家与他国总是处于竞争状态，并通过与对手的比较以获得自身的认同”（Tilly 1990：23）。地理位置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境线较长且与他国接壤过多，那么就会面对更多的地面战争的危险，因此也就更加急需建立一支常备军，以及一个受控于集权政府的庞大官僚体系，以应对陆战的威胁；而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不存在来自其他大陆国家的军事威胁，因此无须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同时也更易形成议会政治以及自治政府（Hintze 1975；Roberts 1967）。

第二种是体现在一个庞大帝国内部国家间关系上的垂直类型。在17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以及19世纪或20世纪初之前的世界其他地区，各个帝国通过军事征服或是版图扩张建立其统治地位。尽管这些帝国并不一定直接统治其征服的领土，但是会采取各种强制手段，将附属国置于其羽翼之下，要求其臣服并定期朝贡。在近代，这些帝国不仅要在政治上控制它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并且进一步将这些属国和殖民地变成帝国的原材料供应者及其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因此会将帝国内部的国家间关系融入一个更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包含工业化的核心地区以及外围的农业地区（Wallerstern 1974）。

第三种类型存在于东亚地区，中国是其中唯一的主导力量。总体上，中国的王朝满足于与其附属国礼仪性的交往，其具体形式是由属国定期向中国的朝廷进贡，而朝廷则给予其属国的政权以相应的互惠支持。属国对中国的臣服完全是自愿的，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影响力的认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帝国一般会将其殖民地置于其军事控制之下，并要求缴纳大量的贡品，而清廷以及此前的其他朝代仅仅只是通过各种仪式和庆典，对属国维持名义上的统治。这种礼仪性的交往并未给朝廷带来多少物质利益，因为属国的贡品价值通常不及朝廷回赠的礼品。总之，东亚的朝贡体系只是礼仪性的，只是朝廷确认其统治地位以及属国换取认可和保护的一种互利性需求而已（Fairbank and Teng 1941，李云泉2004；另见Hamashita 2008，Esherick 2010）。

地缘政治也牵涉到如何应对来自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种挑战，尤其是因为种族、宗教、语言的不同或是文化价值的差异而发生的各种冲突。为了应对这些可能的冲突和挑战，国家可能会（1）压制这种冲突并使抗争者屈服，（2）将冲突中的各个集团强制隔离，给他们划定特定生活区域并阻止相互接触，或（3）同化那些较小的、边缘化的集团，使其融入主流群体之中。总之，一个国家的人口越是单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亦然。因此，蒂利特别重视单一的人口构成在成功塑造一个民族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人口在文化上是同质的，就有可能做出统一的行政制度安排，就能增强所辖人口的忠诚和团结（只要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属于相同的文化），统治者就能利用现成的沟通机制，从而大大降低国家构建的成本。”（Tilly 1975：42）如果同一民族或宗教的民众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他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导致垄断暴力的群体与挑战垄断的群体之间发生内战。一旦发生反抗或内战，反抗者须有固定地盘以获得后勤支持；地理上的孤立以及全国经济和行政体系的非集中化，构成了地方反叛或分离势力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财政—军事构造

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克服内外挑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财政和军事实力，进而言之，乃取决于国家对经济的抽取能力。多种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技术或生产关系没有重大突破的前提下，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便能够提升经济产出（亦即所谓的“马尔萨斯式增长”），但是边际回报的无限趋小，会使劳动力的进一步投入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人口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它决定了可供国家抽取的经济盈余的规模（即总产出减去维持人口生存所需部分）。在人口增长尚未对土地产生压力之前，更多的人口便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经济总产也会相应上升，并给国家提供更多的可供抽取的资源。一旦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人口便达到最优规模；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将会给土地带来压力，导致经济盈余减少，国家的收入也会趋紧。

有多种途径可以打破这种僵局以增加经济剩余，并进而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榨取能力。比如，经济形态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型转变到一种新形态，即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产出（即所谓斯密型经济增长）。此一转型会使国家的财源从土地或农业转变为贸易和商业。而生产率的更为根本的突破，则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在理论上可带来经济产出的无限扩大（亦即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这一历史过程始于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早期的欧洲工业革命，进而在19世纪后半期延伸至东亚。急剧增长的工业品以及不断扩张的国内外贸易，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税源。

国家有多种手段将经济盈余从潜在的资源变成实在的财力。除了对土地征收直接税以及对商品和服务征收间接税，还可以采用金融手段，以获取额外的财政收入，比如通货膨胀、发行国债或者借款等。另外，也可以出售政府职位或是荣誉称号以增加收入。最后，通过军事扩张和征服，对新攫取的土地征税，或是要求附属国进贡，这些都是增加国家财富的最有效办法。

抽取资源的不同程度和手段，对于国家机器的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对土地征税难度大，成本高；因此，早期近代欧洲国家的统治者，在征收农业税时，倾向于一种较为便利的手段，即把征税权委托给专门的代理人。然而，这些包收人征税的手段却是掠夺性的，经常征税过度，导致民众反抗。包收人还会拿走税收中原本可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的反抗迫使国家采用强制手段以获取税收，从而导致专制主义政权的产生，国家形成因此走上所谓“强制密集”道路。另一方面，在商业化的经济体系中，对商品、地主精英的财富进行征税或是向富人借钱会相对容易些。但是，与富人讨价还价就意味着统治者须减轻官僚机构的干预，放弃使用强迫性的抽取手段，从而为城市精英进入政府创造了条件，使宪政国家的发育成为可能，国家因此走向“资本密集”道路（Tilly 1985；另见Mann 1980，1986：450—490；Downing 1992：3—17）。最后，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会导致帝国的形成。对这些帝国而言，备战以及从征服的土地上攫取资源本身就是其行政机构和军事机构的主要目的。如此形成的帝国，一旦不能继续征战并获得维持帝国生存的财政收入，便会陷入危机和衰落过程，最终导致帝国的解体以及附属国的独立。

政治认同

除了地缘和财政因素，我们还需进一步探讨国家为了实现其目标，将如何使用财政和军事资源，亦即这些资源是如何在中央及其在地方层面的代理人或竞争者之间进行再分配的。总体而言，我们可以确定出三种再分配模式。其一，高度地方化的分配模式，结果产生虚弱的中央政府以及强势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控制了本区域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彼此之间展开争斗，或者为了谋取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而与中央争斗。其二，高度集中化的分配模式：中央垄断所有资源，而地方则因缺乏资源不得不听命于中央。其三，资源的分配介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中央和地方都控制了一定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力量，两方的平衡关系因为某一方所控制的资源超过另一方而被打破。因此，财政和军事力量的分配格局，反映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利益聚合程度；利益聚合程度越高，则财政和军事力量更有可能趋向集中，中央在应对内外挑战方面会更加强势，反之亦然。

如何有效利用军事和财政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政治集团成员内部的认同及组织凝聚力。认同存在于不同的层面。在草根层面，认同感的形成多基于血缘关系、亲疏远近、地理远近以及共同的经历等等因素。当然，认同感的形成也可以超越个人层次，把同一区域或同一集团的人群凝聚在一起，而共同的归属感、共同的事业以及领导者因其个人能力、魅力及意识形态诉求所带来的个人影响力，则构成其中的纽带。在更高的层面上，不同宗教的信众以及不同族群之间，也可能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或政治使命而形成认同。最后，在国家层面，民众可以进一步克服族群背景和阶级地位的差异，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团结在一起。

因此，财政和军事资源的使用效率，取决于资源再分配的层面如何与介入再分配的个人或群体的认同感关联。较高程度的正面关联会导致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高水平的竞争力，反之亦然。如果资源集中于中央，而介入分配的各支势力克服了地区或集团利益的差异，对中央产生了强烈的认同，那么，财政和军事资源便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反，如果人们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很弱，政府领导人不得不转而利用较低层面的认同感（派系的或是私人的）来维持统治，其管理和使用各种资源的效率便很差，政府甚至会陷入瘫痪状态。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区域势力或是地方集团不仅控制了其辖区内或集团内部的各种资源，并且能够在内部形成强烈的认同感，那么便能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对更上层的权威构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