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

表面上看，满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的一系列征战，跟世界史上其他帝国的创建过程并无多大差异。崛起于满洲南部长白山地区的女真部落，在统一了满洲各部之后，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又在1630年代征服了大漠以南蒙古各部，继而入关占据明朝所辖各省，并在1644年迁都北京，开始了对中国的统治。几十年之后，清朝重启一系列征战，于1690年代至1750年代先后将外蒙古、新疆和西藏正式纳入其治理体系。正因如此，清史研究者多倾向于把满人的开疆拓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建造过程等而视之。例如，罗友枝即称，“清朝对亚洲内陆和中亚的征服，可以与欧洲民族的殖民活动相比”，认为清朝的国家形成“已经具备了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欧洲史上所出现的早期近代各种特征”（Rawski 2004：217，220）。米华健也把清朝对新疆地区的一系列征讨视为某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尽管他把这一过程跟欧洲人受经济动机和宗教信念驱动所从事的殖民主义做了区别（Millward 1998）。濮德培更加明白无误地把清朝的扩张比附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国家建造。和罗友枝一样，他不同意过去的一种流行看法，即把中国、印度和奥斯曼这些“农业帝国”跟欧洲国家加以区别，以为只有后者才经历了真正的“国家建造”过程，并且在早期近代和近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他的中心观点是，战争在清代国家的制度结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使中国与西欧国家有诸多可比之处。他写道：“在17世纪早期，满人建造了一个专门用于军事征战的国家机器。直至18世纪中叶，领土扩张依然是王朝统治者的首要任务”（Perdue 2005：518）。他进而认为，军事动员“改造了（清朝的）财政制度、商业网络、通讯技术以及地方农业社会”，清代国家因此“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稳定的、统一的‘东方帝国’，而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国家结构，从事战争动员和领土扩张”，并且，此一帝国“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同上：527）。

就国家构造而言，清朝果真是一个可以与欧洲军事财政国家或殖民帝国相比的扩张主义帝国吗？如果是的话，为何清朝不同于所有其他帝国，直至其覆灭之日，依然能够一直保持其绝大部分版图？如果不是，我们该从这一历史过程中如何把握清代国家的性质？它对现代中国国家的兴起有何意义？为探讨这些问题，本章先从清朝的征战过程及驱动因素着手，继而检视满人统治边疆和内地的不同方式，最后把清朝的国家构造放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传统背景下加以考察，以探明其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