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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如何计量她的幸福

我想“世界”在每个人心中肯定是不一样的，随着生命的变化，世界的尺寸也会有变化，比如随着我的旅行，我心中的世界正在越变越大，我挂念所有那些我去过的地方发生了什么。而老妈的世界，却随着病情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小——即便她手里拿着《参考消息》这样的报纸，即便她面对电视里不断翻新的节目，她已然无法记住也无法处理这些新鲜的信息了，新近发生的事情对她都是所谓的“过眼烟云”。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常常是人们交流时的谈资。但因为老妈的世界已然变得很小，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外部的信息就无法引起她的兴趣了。

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老妈越来越不主动说话。不过，我发现，在带她出去散步时，她倒是话多一些。或许散步让她情绪更加放松，也或许散步仍然是与外界的接触，让她能得到一些信息的刺激。

散步时老妈的话特别有意思，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不停地“穿越”：明明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她偏指着路旁的大楼说，“我小时候在那后面做功课”；刚才她还说自己在解放区呢，一转眼又到了巴黎，还非说自己的衣服是巴黎买的，一笔勾销了我们的孝心（这几年，她所有的衣服都是我们给她买的）。虽然听到这话，我心里会觉得好笑或者委屈，但我不再和她较真，也不会笑话她，就当陪着她一起玩时空穿越吧——既然认知症患者记不住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能记住过去的事情，时空穿越大概对老妈继续用脑还是有好处的吧！

尽管老妈颠三倒四，但我还是很想了解她的内心，想知道她对自己的人生是怎么看的。我还妄想着能发掘出一些遥远的故事来，希望那些曾让她感动或愉悦的故事，能让她的心变得柔软温暖——我不希望在她人生落幕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世界是冰冷的、没有爱的。

和很多人一样，老妈的童年也有着心理创伤。在家里九个孩子中，她排行老三，得到的父母关爱比较少。她一辈子要强，就是想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虽然和许多同辈人相比，她的一生还算顺遂：1957年没有被打成右派，“三年大饥荒”在国外工作，“文革”没有挨过批斗（被贴大字报那是少不了的），去五七干校时间也不算长；三个子女都很自立，不需要也没想过要啃老，且三天两头地回来看她陪她，让院子里许多老人羡慕不已。但她内心深处觉得幸福吗？她对自己的一生是如何评价的呢？

今天和老妈散步时忽然冒出一个念头，用我在叙事治疗中学到的方法和老妈谈谈心吧。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我：老妈，如果用数字来代表你的人生，0是极端的不幸，100是非常幸福，你会给自己的一生打多少分？

妈：八九十分吧。 （坦率说，我吓了一跳，因为老妈很少表达满足与满意，对周围的人和事表达不满倒是比较多，所以我以为她一定觉得这辈子很不幸福。）

我：哇，这分不低啊！你觉得能让你给自己八九十分的是什么呢？

妈：我数理化好，别人都羡慕我。

我：哦，你数理化好，被别人羡慕。还有吗？

妈：我外语好。

我：你是说法语吧？

妈：我小时候在教会学校学英语，后来进了外交学院学法语，我也比别人学得好。

我：数理化和法语，两条了。还有吗？

妈：我到了解放区，参加了解放大西南。

我：投身革命，这是第三条。还有吗？

妈：想不起来了。

我： （老妈一直没有提到家人，难道家人和她的幸福没有关系吗？我决定试探一下） 那我们几个孩子出生，你觉得是给你带来幸福，还是让你感到麻烦？

妈：那，那也没怎么觉得。

我：没觉得什么？

妈：没觉得麻烦，有外婆呢，那时候我在北京没法管你们。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再盯着问她孩子是否让她感到幸福。也许是我害怕她说没有吧，因为我们几乎从来没见她流露过此类的情感。）

我：那丢的一二十分是什么呢？

妈：是我们家兄弟姐妹间的不公平。

我：这不公平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妈：我就早早地离开家，不跟他们在一起。

呵呵，小时候的委屈成了老妈永远的痛，为此她一辈子都耿耿于怀，尽管我们出生后，为了让妈妈能够全力以赴学习和工作，外婆曾承担起照顾我和弟弟的责任。我小时候曾在外婆家生活了三年左右，而弟弟出生在外婆家，直到七岁上小学才回到北京。可以说，外婆用这种方式给了老妈很大的支持。

听了老妈给出的幸福分数，我心里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她能给自己的一生打这么高的分，应该还不错吧，至少她没有觉得一生白过。但她的幸福三条也让我为她感觉到有点遗憾，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都没有出现。给她的幸福加分的，是智力（通过他人评价）和所参与的、做出的事情（参加解放大西南），而减分的是关系。

想到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追求优越感并非克服自卑的正道，消除自卑的唯一健康途径是培养社会情感（许又新大夫认为，阿德勒使用的德语“gemeinschaftsgefühl”翻译为英语的“social feeling”并不确切。阿德勒指的主要是和周围的人忧乐与共、休戚相关的情感）。而老妈，其实走的是前一条路，这也许是她虽然给自己打出了高分，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很少表现出快乐的原因吧？

现在，老妈已经快82岁了，随着病情的发展会越来越难以沟通。我们做什么才能提高一点点她的幸福感呢？听听她说过去的故事？让她诉说诉说自己的委屈？接纳她而不是评判她？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多少，也不知道做到了是否管用——在她那颗我们无法窥见正在发生什么的大脑中，残留在杏仁核上的创伤性记忆，还能够重新建构吗？

初稿于2012年3月17日